回顧英國納稅人為維護自己財產利益所進行的長達400多年鬥爭的曆史可以看到，至遲在17世紀末期，英國已經在製度上解決了征收稅收的合法性問題，這就是所有稅收必須經過納稅人的代表——議會同意，必須以法律而不是行政命令的形式出現。隻有這樣，才可以保證納稅人的利益不被侵犯，也才可以保證納稅人自覺納稅，同時也保證了國家製度和政權的穩定。英國自1688年的“光榮革命”之後，其君主立憲製的政體一直延續於今天，生產力也一直保持了領先的地位，這不能不說與其解決了稅收的合法性問題有關。
反觀中國，這個問題終至封建專製王朝被徹底推翻也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具有鮮明對照意義的是，就在英王查理一世因為擅自征稅導致與議會的矛盾爆發，進而解散議會，並最終導致英國內戰的1640年前後，中國也爆發了龐大的農民起義，其原因與農民不堪忍受明王朝的苛捐雜稅直接相關。起義軍領袖李自成喊出了“打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口號，因此獲得了廣大苦於苛政的農民的擁戴，最終於1644年推翻了明王朝。英國內戰的結果是英王接受《權利法案》，奠定了現代憲政國家基礎，確立了稅收法律主義原則。而中國內戰的結果是滿族統治者趁機奪取了政權，在稅收上依然憑借神權和強權征收，開始了又一輪循環，並在200多年後的1911年被推翻，中國從此走上了共和之路。然而，必須直麵的是，在這之後的半個多世紀中，關於稅收合法性的問題無論在理論上、製度上還是實踐中都沒有得到解決。隻是從20世紀的80年代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稅收法律建設才逐步開始進行，但迄今仍不能認為已經健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要之，有比較才有鑒別，中國稅收文化之弱由此不難見其一斑。
七、中國稅收文化之弱的第三個表現是稅製不能與時俱進。雖然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期，稅收製度適應和鞏固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製度，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一製度一味守舊，不知變化，某種程度上阻撓了農業與工業的分工，阻撓了商業的流通，因而也阻撓了中國向工商業社會的發展。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的也始終是最大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自秦統一以來，雖然其間經曆了數次較長時期的封建割據，但最後仍然歸於一統，這種強烈的凝聚力固然與中華文化的向心力有關，也與中國的自然、地理環境有關，隻有統一才能應對外敵入侵和頻繁的自然災害，但也與統治者為維持統一製定的經濟、稅收製度有關。專製王朝為了防止軍閥割據、坐大，中央始終緊緊握住稅收立法和征收權不放，並將直接向一家一戶的小自耕農征稅作為最基本的稅收製度。為此，它在稅收政策上一是重農抑商，二是防止兼並。商鞅在先秦進行改革時就強調：“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對“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免人頭稅）其身。”“事末利怠而貧者，舉以為孥。”漢代對從事工商業的政策則是“資末業者什於農夫”，可以說是真正的重稅了。漢武帝時期，為打擊富商大賈和高利貸者的經濟實力，元狩四年（前119）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前者是向工商業者征稅，告緡就是檢舉揭發偷稅商人。結果是商人“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害”。分工是社會構成的前提，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促進流通，最終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統治者眼光短淺，看不到分工的效益，隻看到分工特別是商人不從事生產“背糶居奇”，導致農民破產、稅收流失的負麵情景，因此不惜利用稅收手段來限製商業和商人，正是這種心理導致了中國的農業始終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明清時期更自閉到了“海禁”、“閉關鎖國”的程度。至於農村的土地兼並，固然有農村的豪強利用強權剝奪農民的一麵，也有經濟競爭優勝劣汰的一麵。正常的兼並隻要是市場經濟就無法避免，正是這種兼並使農業積累轉向工商業，促進了分工，促進了經濟從一元走向多元，促進了城鎮的出現和建設。但統治者把兼並看做是政治問題，因為它使小自耕農的土地集中到豪強名下，稅收流失（徭役、土地稅），也使戶口流失，導致社會不穩定。因此，曆代統治者都把抑製乃至打擊土地兼並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漢書·食貨誌》）。處心積慮，不惜經濟停滯，也要打擊兼並，保住執政基礎。幾乎每個新王朝建立之初，都要重新分配田產，這既是對戰爭產生的大量荒田的利用，也是借機打擊豪強、抑製兼並的一箭雙雕的手段。這方麵最典型的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以種種借口打擊巨家大室，以致“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據明戶部統計，1397年全國有700畝以上田產的僅存14341戶，其名單也要進呈“禦覽”。
雖然中國稅製除過農業稅以外，也有工商、礦冶、關市之征，但農業稅始終是主體稅種。明末江南一代已出現一些工商業萌芽，明王朝不知珍惜，不知運用政策扶植，反而派出大批稅使、礦監以重稅盤剝之。稅使到處設卡抽稅，逢物必征，稅及雞豕；礦監以開礦為名，任意拆屋掘田，甚至公然搶掠奸淫。稅使礦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造成“天下蕭然，生靈塗炭”，終於激起民變，爆發了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抗稅”風潮。1596年宦官陳奉到湖廣征稅，他恣行威虐，無惡不作，百姓恨之入骨，先後掀起民變十餘起。1600年，陳奉在武昌征稅，淩辱婦女，憤怒的商民萬餘人包圍其公廨，迫使明廷撤換了陳奉。1599年，稅使馬堂在山東臨清兼管稅務時，隱匿稅銀，網羅黨徒白晝搶掠，市民萬餘人圍攻馬堂，火燒其公署。1601年，稅監孫隆在蘇州濫行商稅，織工葛賢率眾幾千人，殺其爪牙，搗其稅署，孫隆在地方官保護下溜出蘇州。第二年，蘇州再次起義，又喊出了“稅監可殺”的口號。類似的大規模的鬥爭還有許多，各地手工業者和商人反對稅使礦監的浪潮此起彼伏，一直持續到清末。
終有清一代，中國始終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工商業，這與統治階級的短視有關，與其狂妄無知的經濟政策有關，稅收政策也起了負麵作用。中國現行稅收的主體稅種，許多是借鑒西方工商稅種引進的，比如增值稅類、所得稅類、消費稅、印花稅等都是舶來之稅。而在西方發達國家早已退出曆史舞台的農業稅，則直到21世紀初還是中國對農民群體單獨征收的稅種。誠如納瑞所言，稅收文化“曆史地紮根於該國的文化之中，並相互影響而產生依賴與聯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長期滯後，稅收文化自然也深受拖累，其弱勢是不爭的事實。
八、中國稅收文化之弱的第四個表現是法外之征太濫，征收方法一味強製，稅務部門和人員缺乏和納稅人的溝通及自我形象宣傳，因此稅務機構、稅務人員的形象在大多數時間裏一直是負麵的。檢討中國曆史上的稅製，可見一個特點，就是中央王朝法定的普遍征收的主體稅種並不多，稅負也不算重，普遍以“什一之稅”為“中正”稅率。但是各地稅外加征的名目繁多，同時各個王朝後期臨時加征的名目也很多，因此百姓的負擔大多數時期是很沉重的。“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秦朝的賦稅之重之亂，盡人皆知，這裏不提，隻說說宋朝的賦稅。宋朝的賦稅之重之亂也不輸於秦。楊萬裏是南宋著名的詩人，曾官至秘書監、寶漠閣學士，他在給皇帝的《論對劄子》中直言不諱地描述了當時賦稅和稅外雜費橫征暴斂的情況。他的報告應該是準確的，因為他本身就是官場中人，還做過地方官。他說：“且今之財賦，有地基茗課之征，有商賈關市之征，有鼓鑄榷酤之入，有鬻爵度僧之入，尤曰非取於農民也。而取於農民者其目亦不少矣。民之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也，今則以二斛輸一斛矣；民之輸帛於官者謂之稅，舊以正絹為稅絹也，今則正絹之外又有和買矣；民之鬻帛於官者謂之和買，舊之所謂和買者，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則無錢與鹽矣，無錢尚可也，無鹽尚可也，今又以絹估直，倍其直而折輸其錢矣。民之不役於官而輸其僦直者謂之免役，舊以稅為錢也，稅畝一錢者輸免役一錢也，今則歲增其額而不知所止矣。民之以軍興而暫佐軍旅征行之費者，因其除軍帥謂之經製使也，於是有經製之錢。既而經製之軍已罷，而經製錢之名遂為常賦矣。因其除軍帥謂之總製使也，於是有總製之錢。既而總製之軍已罷，而總製錢又為常賦矣。彼其初也，吾民之賦止於粟之若幹斛，帛之若幹匹而已，今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矣，粟帛之外，又數倍其錢之名矣。而又有月樁之錢，又有板賬之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製乎？此猶東南之賦，臣所知者也。至於蜀民之賦，其額外無名，臣不得而知也。”苛捐雜稅何其多也！似這樣強征、濫征，百姓哪裏還有生路。
再以明朝為例，明開國皇帝朱元璋是農民出身，他深知民間疾苦，在王朝建立之初就確立了輕稅政策。1377年他分遣官員巡視全國178個稅課司局，固定他們的稅收額度。1385年，他命令將各省和各府稅糧課程一歲收用之數刻於石板上，並豎立於戶部門堂內。1393年，全國田賦收入達到3200萬石，朱元璋很滿意，隨後宣布北方各省新墾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額稅收作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來，雖然偶爾也作小的調整，但基本定額從來沒有被廢除。據美籍華人曆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考證，直到16世紀初，全國田賦不超過總產量的百分之十，由於地區間的土地肥瘠程度不一，許多地區征稅額遠遠低於這一水平。然而良好的願望並不一定能落到實處。在正稅不能增加的情況下，中央各部、宮廷以及地方就會想方設法，橫生枝節，從田賦以外尋找斂錢的方法。其手段概括起來有以下種種：一是在田賦中增加各種附加，將運輸費、損耗以及上頭的各項攤派或按地畝或按人丁加入到正稅之中，其結果是輕稅變成了中等甚至重稅；二是加大勞役的力度，以各種名目將一些原本應由政府開支的項目，改由百姓無償服役的形式完成；三是將衙門開支、公共開支攤派到農村，由百姓提供各種實物和勞役；四是通過一些臨時性的名目，如剿匪等，加征稅收，諸如所謂剿倭寇、遼餉、練餉等；五是在由實物稅收改折銀和勞役銀中，強製規定不平等的兌換率，對百姓巧取豪奪，等等。所以，盡管明代的名義稅率不高，但將各種收費、勞役加起來，百姓的實際稅負還是很沉重的。明晚期進行的“一條鞭”法稅製改革，意圖將各種徭役、殘留的人頭稅等全部並入田賦之中，以簡化征收，減輕農業負擔，但終因觸動各方利益而虎頭蛇尾，有明一代也沒有完成。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研究了曆朝曆代稅製改革的情況之後，得出結論：封建賦稅製度有“三害”：“田土無等第之害，所稅非所出之害，積重難返之害。”（不分土地好壞都統一征稅；農民種糧食卻要等所生產的產品賣了之後用貨幣繳稅，中間受商人的一層剝削；曆代賦稅改革，每改一次，稅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秦暉先生將之命名為“黃宗羲定律”，被溫家寶總理引用後，一時間廣為傳播。中國封建時代的賦稅植根於其專製的政治、經濟製度之中，是這一製度的產物，製度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稅製也難避免“積重難返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