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時起，中國抗戰不僅在戰略上配合和援助了太平洋戰爭，並且也在戰役上支援和參加了英美軍隊在南方的作戰。
珍珠港事件後不久，日軍為配合其在東南亞地區的進攻，防止中國軍隊南移，集中2萬兵力發起第三次長沙戰役。國民黨軍隊先後有14個軍參加會戰，給敵以重大殺傷。戰鬥持續23個晝夜，據國民黨方麵統計，此役斃傷敵56000人。長沙會戰勝利在國內外產生很大影響，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發表告中國人民書稱“這是所有同盟國家的勝利”。
為配合英美盟軍，國民黨政府還派遠征軍入緬作戰。1942年初，日軍準備攻占緬甸。應駐緬英軍司令韋維爾要求，國民黨政府先派空軍誌願軍赴仰光協防（未到，仰光已陷），後又派由三個軍組成的中國遠征軍援緬。入緬作戰的目的是配合英軍，保衛滇緬路，維持我國的對外交通線。10萬遠征軍在異國頑強抗擊日軍，掩護英軍撤退。曆時12天的同古一戰，斃敵5000，傷無數。日軍大佐橫田日記稱“南進以來，從未遭受若是之勁敵，勁敵為誰，即支那軍也”。但作戰後期，由於盟軍指揮協同失當等原因，遠征軍作戰遭到失敗。5月，遠征軍一部退入印度，大部回到國內。師長戴安瀾和數萬壯士戰死他國戰場。1943年4月，退回雲南的遠征軍與增派的部隊組編為滇西遠征軍，撤退到印度的遠征軍同國內新派去的部隊改編為中國駐印軍。10月，中國駐印軍五個師從印度進入緬甸北部，同日軍展開反攻作戰。1944年5月，滇西遠征軍17個師越過怒江，向西進攻，翌年1月在畹町與中國駐印軍會師，打通了中印公路。在緬北作戰中，中國軍隊收複大小城鎮50多處，殲滅日軍31000多人，為收複緬甸，配合盟軍作戰作出了貢獻。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作戰的指導中心逐漸移向南方對英美的戰爭，但中國仍是其所謂“大東亞聖戰”的重要戰場，用於中國戰場的兵力仍在60萬左右（如1943年侵華兵力比其在南方作戰兵力約多出一倍）。這時候侵華日軍仍以確保其占領區為主要任務，對國民黨正麵戰場的軍事行動則主要以太平洋戰爭的戰略需要為轉移。1942年4月，美機從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艦起飛，首次轟炸日本本土東京、神戶等地，引起其國內一片驚慌。美機返航至中國浙江境內降落。這時中國沿海的一些機場確成為美國保持空軍優勢的重要基地。日本大本營為使其國內免受空中威脅，確保太平洋戰爭的順利進行，遂命侵華日軍以打通浙贛鐵路、破壞沿途機場為目的，發動浙贛戰役。從5月開始，日軍以10萬之眾發動進攻，國民黨軍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給敵以相當的殺傷，但由於某些高級將領消極避戰、保存實力思想嚴重，指揮失當，至7月，敵先後占領了48座縣城，打通了浙贛路，並徹底破壞了玉山、衢州、麗水等機場及附屬設施。日軍大本營認為作戰“目的已達”，遂按照不擴大占領區的方針，下令除確保金華及附近的地區外，恢複原態勢。是役，中國軍民傷亡約達25萬人。這是日軍為配合太平洋作戰（正是日軍準備進攻中途島之際）向中國正麵戰場發動的一次進攻。
從1942年下半年開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這年6月，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中，重創日海軍聯合艦隊；8月，美軍攻占日軍在南太平洋上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瓜達爾卡納爾島，從此盟軍在太平洋戰場逐漸轉入了戰略反攻。這時日本為擺脫困境，企圖收縮戰線，盡快結束中國戰爭，以便集中對付太平洋戰爭。它在政治上加強了所謂“招撫”政策，一麵利用國民黨內部派係矛盾，分化、拉攏軍政要員，一麵對蔣介石作出讓步，以同意恢複七七事變前的狀態為誘餌，要蔣政府與英美斷絕關係。同時在軍事上繼續施加壓力，企圖進一步控製長江上遊及洞庭湖主要產糧區，進而對重慶造成威脅之勢。日本的“招撫”謀略曾收到一定的效果，國民黨重要將領如吳化文、孫殿英、龐炳勳等都是在這時投敵的。但由於這時國際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蔣介石對日和談已表現冷淡，因而日本企圖盡快結束中國戰爭，以便用侵華兵力去挽救太平洋戰場的頹勢，是根本不能實現的。至於1943年日軍對正麵戰場發動的鄂西戰役和常德戰役，也沒能夠取得新的進展，雙方仍基本上保持了原來的態勢。
但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勝利發展，蔣介石集團依賴美英保存實力，坐等勝利的思想更加嚴重，抗戰後期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和反共反人民政策，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抗戰的力量，而且也使它的大批部隊喪失了戰鬥力。1944年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的大潰敗，就是國民黨推行對日消極避戰和積極反共政策的結果。
1944年，美軍采取越島進攻戰術。7月占領塞班島，把戰爭推進到離日本本土隻有二千公裏的海域。日本東京內閣被迫總辭職。日本為了扭轉其在太平洋戰場的不利戰局，決定對中國正麵戰場發動一次戰略性進攻，目的是要打通平漢鐵路南段、粵漢鐵路和湘桂鐵路，開拓一條由朝鮮、中國東北，貫通華北、華中、華南直至越南的大陸交通線，以挽救孤懸南洋的日軍，並摧毀美國在中國的空軍基地。為此，日軍作了周密的準備，大力擴編軍、師團，補充兵員，並從國內和關東軍抽調部隊參戰，整個戰役先後投入了五個軍十六個師團和若幹旅團，總兵力達四五十萬人。在越南和緬甸的日軍也采取了相應的行動。日軍大本營把這次豫湘桂戰役稱作“打通大陸交通作戰”，代號為“一號作戰”。整個作戰從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下旬，包括河南戰役和湘桂戰役。這次雖然是日本侵華戰爭以來最大的一次攻勢，但從總的看，日軍已喪失了戰略主動權，整個戰局對我有利，在整個作戰中國民黨軍隊先後投入100多萬兵力，占有優勢，且在戰役前後，敵後八路軍都進行了積極的配合，這同抗戰初期的形勢已大不相同。但是，國民黨長期執行的避戰、反共政策，卻使它的部隊喪失了戰鬥力。如擔任河南正麵防禦和黃河河防的第一戰區副總司令湯恩伯（總司令蔣鼎文）所部30餘萬人，經營河南數年，以反共、擾民為能事，結果在日軍10餘萬兵力的進攻下，除非嫡係部隊（如孫蔚如、馬法五、劉茂恩等部）進行一些比較認真的抵抗外，而號稱精銳的湯恩伯部隊卻一觸即潰。河南戰役前後38天丟失城市38座，折兵過半。在湘桂戰役中，主要進行了衡陽保衛戰，從6月22日至8月7日，堅守危城47天，連續打破日軍兩次總攻擊，打得頑強、出色，但最後卻以守城指揮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叛國投敵而告終。在豫湘桂戰役的短短八個月中，日軍長驅直入，從河南一直打到廣西，並繼續沿黔桂線推進到貴州獨山一帶，直逼重慶。國民黨軍隊損失兵力六七十萬，丟失包括146座大中城市的20萬平方公裏土地，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使6000多萬同胞淪於敵人的鐵蹄之下。應該指出，日軍雖然打通了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但因運輸材料缺乏，大陸交通線始終未能全線通車，它的戰略意圖實際上未能實現。相反，由於戰線的延長，分散和牽製了大量日軍，使這次戰役不但不能挽救其日趨惡化的總態勢，卻給中國抗日軍民的反攻造成了有利時機。
總之，相持階段到來以後，國民黨抗戰的消極方麵開始突出，特別是抗戰後期它的危害作用更加明顯。但是，由於國際和國內各種因素的製約，這時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是具有既抗日又妥協，既抗戰又消極避戰，既聯共又反共這樣兩麵性的。在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軍隊進行了18次會戰，並兩度赴緬作戰，仍牽製了約占40%左右的侵華日軍，維持了持久抗戰的局麵。在整個八年抗戰中，據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材料，共作戰4萬多次，其中會戰22次，重要戰鬥1170次，斃傷日軍237萬。因此，僅就抗戰而言，國民黨的積極作用是其基本的方麵，是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
七七事變後，國民黨接受了中共倡導的團結抗戰的主張，這是國民黨曆史發展中的一個進步，基合乎民族大義的行動。“當時全國人民，我們共產黨人，其他民主黨派，都對國民黨政府寄予極大的希望，就是說，希望它乘此民族艱危、人心振奮的時機，厲行民主改革，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付諸實施。”抗戰一開始，中共就製定了國共兩黨長期合作的方針，希望國民黨徹底改變十年內戰時期的錯誤政策，以實現共同抗日與共同建國的目的。
如前所述，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並沒有如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徹底棄舊圖新，相反卻重蹈過去的一套錯誤做法，這不僅限製了它在民族戰爭中應有作用的發揮，削弱了全國軍民的抗戰力量，並且成為最終導致國共兩黨關係破裂，使它自己喪失人心的深刻原因。這恰恰表現了它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在民族戰爭中的階級局限性。這種階級局限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首先表現在政治上它執行一條反人民的片麵抗戰路線。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當時“參戰的地域雖然是全國性的，參戰的成分卻不是全國性的。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製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因而，關於如何抗戰問題，即全麵抗戰還是片麵抗戰，成為抗戰時期國共兩黨爭論的主要問題，也是關係到抗戰前途的根本問題。應該看到，國民黨中的多數人是具有愛國的民族意識，是有抗戰的熱情和決心的，但它的統治集團則主要是從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被迫參加和堅持抗戰的，它的抗日是具有不徹底性和妥協性的。國民黨蔣介石集團雖然在抗戰初期有條件地承認了人民的某些民主權利，但由於它畏懼人民力量的壯大，基本上是把解決中國抗戰問題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等國身上，因而不願利用和發揮民族解放戰爭中的有利條件，拒絕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關於實行全麵的全民族抗戰的主張，力圖把抗日戰爭局限於單純的政府和軍隊抗戰。這是國民黨喪師失地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相持階段到來後，由於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壯大，在華北和華中開辟了廣大的敵後根據地；由於日本基本停止了對正麵戰場的戰略性進攻，對國民黨更多地采用政治誘降的策略；由於國民黨已將其主力轉移到西南後方，又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麵，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畏懼和仇視人民力量的情緒迅速增長，逐漸把注意力從日本帝國主義身上移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身上來。這時國民黨采取了對日消極作戰、對內積極反共的政策，它不但“將抗日初期人民和各抗日黨派爭取得來的某些權利，一概取消”。而且還不斷製造反共的軍事磨擦。據統計，從1938年10月至1944年3月，六年多的時間，國民黨使用約190萬軍隊，製造反共磨擦事件約2500多次，其中並有三次反共高潮。武漢失守後國民黨曾決定抽調三分之一兵力到敵後開展遊擊戰爭，這個決定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進入敵後的部隊卻主要被用來對付共產黨，特別是1941年以後，蔣介石采取罪惡的“曲線救國”政策，指使敵後部隊投降敵方，以偽軍旗號進攻解放區。據統計，進入華北，華中敵後的國民黨軍隊不下100萬（1941年在華北約有80萬，華中約有20萬），除被敵人消滅或撤回後方夕卜，投敵的竟達50萬人（占偽軍總數62%），到1944年留在華北敵後的不過二三萬人。這樣，不僅嚴重削弱了抗戰力量，而且正是由於國民黨堅持一黨專政及其錯誤的政策，導致了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嚴重困難，日漸失去了民心。
其次，在軍事上采用消極防禦戰略並沿襲腐敗的軍事製度。在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下，我們作戰的基本方針應采取“外線的速決的進攻戰”，以運動戰為主，以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而國民黨軍隊的戰略防禦，始終把陣地防禦戰放在主要地位，企圖以單純防禦阻止敵人的進攻。這種消極防禦的方針，即不積極尋找和利用有利戰機靈活機動地打擊敵人有生力量，不敢把主力用於側麵，采取迂回包圍的戰法，調動和分散敵人，達到各個殲敵的目的，而是在預定的陣地上擺出決戰架勢，等待敵人進攻，在固定的地域與敵人拚消耗。這就置自己於被動地位，既不能為進攻戰役和戰略反攻創造條件，又使敵人的長處得到發揮。八年抗戰中正麵戰場22次大的會戰，絕大多數都是這種陣地防禦戰。正是“這種笨拙的戰略，就使得前線將士英勇的奮鬥不能獲得應有的戰果”。
國民黨軍隊在作戰指揮上的錯誤，還和它腐敗的軍事製度緊密相關。國民黨軍隊內部派係複雜，上下爭權奪利，互相排擠傾軋，在戰場上各自保存實力，互不配合。國民黨軍事上實際是軍事寡頭製度，在戰略和戰役指揮上，蔣介石獨攬軍權，一切由個人說了算，使正確意見得不到采納。他甚至進行越級指揮，各級指揮官形同虛設。一些高級指揮官患有嚴重的恐日病，腐朽無能，敵未至而自潰和臨陣逃脫的醜行並不鮮見。這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他曾說無論在上海或其他戰場，每次後退，都是我們高級將領，判斷敵情不明，乃至貪生怕死，不敢指揮部隊，先自脫逃所以不能掌握部隊，如此，你當主官的先違犯軍紀，犯了臨陣脫逃之罪，叫部下如何不潰散，不犯罪呢？這是比較真實地反映了國民黨戰場一個方麵的情況。所以，毛澤東曾指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製度還是老製度，要用這種製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廣大的將士雖有忠勇之心，但束縛於舊製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
再者，在對日態度上表現為既抗日又妥協動搖。抗戰八年，國民黨政府始終不敢依靠和發動人民抗戰，最初它把製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寄托在英美蘇各國的幹涉上，隨後又間接或直接地同日本秘密談判，進行“和平”運動。它是一麵抗戰，一麵又是隨時準備妥協。1937年12月，國民黨政府就響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和平”調停；1938年國民黨政府外交部主管對日事務官員董道寧、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溝通“和平”渠道；1939年3月和6月日蔣代表先後在香港、澳門秘密會談，並曾達成舉行板桓征四郎、蔣介石長沙會談的協議；1940年至1941年，日本又通過司徒雷登（燕京大學校長）奔走於北平、重慶之間，進行“和平”搭線；1944年，日本通過釋放吳開先（曾任國民黨中組部副部長、上海市社會局局長），再次向重慶試探；直到1945年7月，當日本敗局已定時，仍有日軍代表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在河南新站集的密談。
總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做了許多錯事和壞事，而對內反共反人，民和對日妥協動搖，則集中表現了它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局限性。國民黨在抗戰中後期曾積極地進行反共活動，但終未釀成全麵內戰，曾多次謀求對日妥協，但也未成為事實。這從根本上說，是因為中日民族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日本的侵略活動和它對國民黨的苛刻的“和平”條件，既損害英美的在華利益，也威脅著國民黨的統治，這就不能不對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活動起著製約的作用；同時，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動方麵采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妥善地處理了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關係，既使人民抗日力量在鬥爭中得到了發展，又限製了國民黨的反共和妥協的企圖，從而維護了國共合作的局麵。
抗戰八年的曆史經驗告訴我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是爭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勝利的要求，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國民黨在這方麵曾做過一些利國利民的好事，因而得到人民群眾的一定的諒解和擁護。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並沒有把它貫徹到底，而是采取錯誤的政策，違背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和人民的根本願望，從而使自己走向了反麵，這對國民黨來說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教訓。
曆史經驗還告訴我們，國共兩黨是中國的兩大政黨，兩黨合作有利於國家民族。毛澤東曾多次熱情地評價國共合作的意義，他說：“中國軍隊在民族公敵麵前，互相忘記了舊怨，而變為互相援助的親密的朋友，這是中國絕不會亡的基礎。”第二次國共合作取得的抗日戰爭的輝煌勝利和隨後發生的曆史曲折，證明了“聯共則榮，反共則衰”的真理，這對今天仍然是十分有益的曆史經驗。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論文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