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6月15日，日本禦前會議正式批準發動武漢戰役，接著日軍大本營又作出“以初秋為期，攻占武漢”的決定，其主要目的是占領國民黨臨時政治中心武漢，並配合奪取華南重地廣州，進一步從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給中國以嚴重打擊，迫使中國政府屈眼。敵先後集中了14個師團的兵力，以第十一軍所屬溯長江兩岸西進為主攻方向，以第二軍在淮河以南策應。國民黨則在“保衛大武漢”的口號下，在武漢地區集結兵力100萬人以上，以李宗仁的第五戰區和陳誠的第九戰區實施防禦作戰。
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武漢外圍沿長江兩岸展開，戰場遍及皖、贛、鄂、豫四省廣大地區。武漢戰役從1938年6月12日敵在安慶登陸開始，至8月下旬，主要是外圍作戰階段，國民黨軍依托長江沿岸要塞和大別山麓地區進行了頑強抵抗。7月26日，敵占領九江，隨後在長江方麵越過了國民黨軍第一防禦地帶（鄱陽湖及大別山東麓一線）。8月下旬，日軍大本營正式下達攻占武漢的作戰命令，於是日軍從南北兩線分兵五路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軍節節抗擊，阻敵前進。在武漢會戰期間，國民黨軍同日軍大小戰鬥數百次，並在南潯路、馬頭鎮、富池口、大冶、半壁山、黃石港、田家鎮、萬家嶺等地重創日軍。至10月中旬，由於日軍已突破國民黨軍第二防禦地帶（決戰地帶），對武漢形成了包圍態勢，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於21目決定放棄武漢。25日，武漢失陷。
武漢戰役曆時四個多月，據國民黨方麵統計，敵傷亡達10萬人以上，基本上達到了“作戰四個月，予敵以最大之消耗”的目的，掩護了政府機構和經濟文化設施的西遷，使日軍速戰速決的目的歸於破產。
抗戰初期國民黨正麵戰場上述的四次大會戰，基本上反映了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隊正麵防禦作戰的情況。
第三，廣大官兵作戰勇敢，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
抗戰發動後，國民黨軍隊官兵中長期被壓抑的抗日愛國精神被激發起來了。同樣一支軍隊，由於戰爭的目的性不同，會表現出完全相反的精神麵貌。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場上，除少數畏敵潰逃外，廣大愛國官兵積極主動，浴血奮戰，湧現了許多感人至深的英雄業績。像在淞滬會戰中，守衛寶山的姚子青營五百官兵，麵對2000日軍、30餘艘敵艦，20多架飛機和近30輛坦克的攻擊，奮勇抗擊七晝夜，一次又一次打退敵人的進攻。最後日軍施放硫磺彈，燃起全城熊熊烈火，敵軍在戰車掩護下衝入城內。全營官兵與敵巷戰肉搏，激戰兩晝夜全部壯烈犧牲。當時滬《大美西報》曾著文讚歎此次姚營全部珣城，其偉大壯烈，實令人內心震動而肅然起敬，此非僅為中國人之光榮，亦為全人類之光榮。其偉績將永垂史跡而不朽。又如，守軍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代團長謝晉元，奉命率五百多人從北站進駐四行倉庫，掩護主力從蘇州河北岸撤退。他受命後曾以詩明誌，寫道：“勇敢殺敵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他們在人民群眾的熱情支援下，堅守陣地，奮戰四晝夜，擊退敵人六次進攻，殲敵200餘人，擊毀戰車兩輛，孤軍傷亡37人。後奉命退入租界，被迫將武器交給租界當局，人被軟禁在膠州公園。在三年多的孤軍營生活中，謝晉元仍然勵精圖治，繼續訓練軍隊，準備重上戰場殺敵。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慘遭叛徒謀害。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也同樣表現了可貴的民族氣節和英勇殺敵的愛國精神。像第九軍軍長郝夢齡，過去曾參加過內戰，痛感“流血千裏，人民遭殃”，一度要求解甲歸田。七七事變後，他主動請纓北上抗日，並與家人立下遺書，決心拚死在抗日疆場。忻口會戰時，他任中央兵團指揮。在他寄出的最後一封家書中曾寫道此次抗戰乃民族國家生存之最後關頭，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為爭取最後勝利，使中華民族永存世界上，……故餘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對國際戰士，死可謂得其所矣。“在作戰中，他身先士卒，終於履行了自己為國捐軀的誓言。此外，如佟麟閣、趙登禹、劉家麒、王銘章、李必蕃等將軍，都先後以身殉國。毛澤東對他們的愛國犧牲精神曾給以很高的評價。讚譽為”崇高偉大的模範。
對於中國軍隊英勇頑強的抵抗，敵人也不能不感到震驚。如守衛台兒莊的池峰城師官兵，與攻入城內的敵人反複肉搏，血戰經旬，在城寨被敵占領四分之三的險惡形勢下，仍然死命支撐，最後奪回了失地。敵人目睹此壯烈場麵，在戰報中曾寫道敵於狹窄的散兵壕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歎。又說“屍山血海，非皇軍所獨有”。
總之，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武漢、廣州失陷期間國民黨進行了比較頑強的抵抗並取得個別戰役的勝利。但是，從整體上說，正麵戰場的防禦作戰是失敗的，在僅僅十五個月的時間裏，日軍長驅直入，很快就囊括了華北、華中大片土地和華南的要地，曆次會戰也都以失敗或退卻告終。當然，對於這種情況，也應該給以全麵的、客觀的分析。
一方麵，從根本上說，這是由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的。由於日本是采取戰略進攻方針，中國居於戰略防禦地位，在戰爭的一定階段上，敵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勝利，我則將遭到一定程度的失敗，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在總體戰略上，應自覺地采取戰略的持久戰。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應避免在不利條件下的無把握的決戰，勇於實行必要的退卻，雖然喪失若幹土地，但贏得爭取勝利的時間。“這是抗日戰爭的上策”。從這一方麵看，抗戰初期正麵戰場的防禦作戰是有曆史意義的。其一，它打擊了敵人的氣焰，振奮了民族精神，從而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全國性的抗日高潮。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曾大肆宣傳中國“不堪一擊”，幻想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但是，戰端一開，中國不僅沒有迅速地滅亡或屈服，相反卻加強了抗戰到底的民族意誌，使日軍速戰速決的計劃徹底破產。在這一時期，國民黨不但調集了自己的200萬軍隊參加抗戰，成為防禦作戰的主要力量，而且在政治上也進行了一些有限度的改革，承認了中共及其他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修改了一些反動法令，公布了《抗戰建國綱領》，成立了谘詢性的國民參政佘等等。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的黨，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采取了這些抗戰的措施，是有利於統一全國抗戰的力量。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的國民黨政府是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毛澤東曾指出：“抗戰以來，把國內各個互相對立的階級、黨派、集團都團結起來了，各個不同的區域，不同的軍隊，都統一於國民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了，抗戰十五個月的堅持，沒有這個統一團結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使抗戰初期比較順利地出現了全國軍民抗日的高潮和蓬勃向上的新氣象。其二，爭取了十五個月時間，為實現持久抗戰創造了條件。這一時期雖然喪失了大片國土，但也給敵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造成了嚴重困難，迫使它不得不停止戰略性的進攻。這就使我贏得了時間，保障了我國政治機構和軍隊主力逐漸西移，也使一部分經濟和文化設施能夠由沿海遷往內地，從而有可能在大西南和西北建立新的戰略基地，使持久抗戰得以實現。同時應該指出，國民黨軍隊的正麵防禦，在客觀上也掩護了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就位，減輕了敵人對我們的壓力，為敵後戰場的開辟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當然，八路軍、新四軍向敵後的挺進和敵後戰場的開辟，也是對正麵戰場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因為“這種挺進是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上我方的反進攻”。它阻止敵人繼續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促使相持階段的到來。
另一方麵，在戰略防禦階段喪失若幹土地雖是不可避免的，但正麵戰場喪師失地如此之快，之多，卻是國民黨主觀指導上的失誤造成的。敵強我弱是中日戰爭中的一個特點，但不是惟一的特點。從敵人方麵說，它還有許多弱點可資我們利用；從我們方麵說，也還有許多優點可以發揮。僅就軍事力量看，抗戰開始時，國民黨軍隊共有291個師另52個旅，近200萬兵力，日本現役兵員僅38萬，雖然中國的海空軍力量劣於日軍，但在南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在兵力上都占有優勢。日軍在裝備上雖占有優勢，但其在戰略和戰役指導上也是有懈可擊的。毛澤東在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時曾指出日軍在指導上的五大錯誤：逐漸增加兵力，沒有主攻方向，沒有戰略協同，失去戰略時機，包圍多殲滅少。這些“表現其指揮的笨拙”，因而使我有用自己聰明而有效的動作，在有組織的民眾掩護之下，造成敵人錯覺，調動敵人就我範圍的可能性。但是，敵之弱點與我之優點，國民黨都沒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和發揮，以至一退再退，使敵長驅直入。究其原因，是國民黨在政略和戰略指導上的錯誤，這表現了國民黨在抗戰中的局限性。關於這個問題，擬在後麵一並分析。
二
日軍占領武漢、廣州後，隨著戰局的擴大和戰線的延長，使其兵力不足、資源匱乏、財政困難的弱點日益顯露。中日戰爭趨向長期化。日本決策者也不能不承認其迅速亡華計劃的破產，認為“解決中國事件並非如此簡單，國民政府現擁有240師，其外尚有遊擊隊100萬以上。如何解決此巨額之軍隊，如何對付國內之經濟問題，及如何應付第三國之態度，均為棘手之問題。因此欲求得徹底解決中國事件則至少需時五年至十年之久”。這時，日軍統帥部確定以“確保占領區”為今後主要任務，並劃定由包頭經黃河下流、黃泛區、廬州、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為治安區，以足夠兵力恢複這一區域的治安，而作戰地區則限定在安慶、信陽、嶽州，南昌之間的狹窄區域內，強調“今後在無特別需要，不再擴大占領區”。這樣，日軍基本上停止了對正麵戰場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
這時，日本侵略者為了擺脫長期陷於戰略被動的態勢，及早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對國民黨采取了以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兼施並用的方針。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日本政府的近衛首相連續兩次發表聲明，闡述所謂調整日中關係的新方針，改變了1月16日第一次近衛聲明中關於“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方針。1939年9月日在南京成立了以西尾壽造大將為總司令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而西尾來華的一個重要使命即是“解決事變第一，作戰第二”。
對於這一時期國民黨的抗戰及其政策也要作全麵的具體的分析。應該指出，日本政府策略上的變化和這時英美策劃的“東方慕尼黑”活動，很快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得到了反映。1938年12月，親日派的汪精衛集團公開投敵叛國，1940年3月又在南京成立了全國性漢奸政權。英美派的蔣介石集團則開始了其政策上的變化，逐漸將其重點由抗日轉移到反共反人民。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就是這個轉變的重要標誌。在五中全會上，第一，它雖仍申言抗戰到底，以期獲得最後勝利與建國之成功，但又把“抗戰到底”的含義解釋為“恢複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第二、它雖然仍提出繼續聯共抗日，但又通過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針。這表明國民黨的妥協和反共傾向有了增長，這和抗戰初期的情況相比較，確是後退了。
但是，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雖然開始出現消極避戰，保存實力的意圖，但仍然在支撐著正麵戰場，維持持久戰的局麵。1938年11月蔣介石在湖南南嶽主持的軍事會議，改變了過去所謂三期抗戰的提法，認為武漢失守後中國抗戰進入第二期，提出第二期抗戰要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精神重於物質，遊擊戰重於正規戰；決定以三分之一部隊配備在敵後擔任遊擊，三分之一部隊在前方抗戰，三分之一到後方整訓；調整了指揮係統，重新劃分了戰區，全國劃分為包括蘇魯、冀察兩個遊擊戰區在內的共十個戰區。雖然進入敵後的部隊後來主要是用來對付共產黨的，但這次會議的部署基本上完成了由戰略防禦到戰略相持的轉變。這時中國抗戰出現了以共產黨為領導的華北敵後戰場和以國民黨政府為主體的華中、華南正麵戰場，兩個戰場雖然在作戰指導和戰役上是各自進行的，但在戰略總體上仍然是互相配合和互為條件的。
從武漢失守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日軍對國民黨戰場發動了幾次規模不等的戰役性進攻，這些攻擊不是以攻城掠地為主要目標，而是以摧毀中國繼續抗戰的力量，掠奪戰爭資源，控製交通線等為主，企圖通過軍事壓力，迫使中國屈服。在這期間，1939年進行了海南島、南昌、隨棗、桂南和第一次長沙戰役，1940年進行了棗宜戰役，1941年進行了豫南、晉南、上高和第二次長沙戰役。日軍雖然在南昌、棗宜、豫南等戰役中取得一些勝利，但由於日軍已無力進行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因而戰局沒有大的變化，雙方基本上保持著相對固定的作戰線。
在這期間國民黨軍隊仍表現了一定的作戰能力，並取得了一些戰役的勝利。如第一次長沙會戰，前後近一個月，斃傷敵2萬多人，迫使敵退到原來陣地；又如上高戰役，原來敵決定在其主力三十三師團等部調往華北之前，對南昌方麵的國民黨第九戰區部隊發動一次進攻，結果遭到中國軍隊的痛擊，傷亡兩萬多人，北調計劃被打亂。此外，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國民黨軍隊還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冬季攻勢”。這次攻勢作戰，在華南、敵曾在11月間占領南寧，攻陷戰略要地昆侖關。12月下旬，國民黨軍隊在白崇禧統一指揮下，向昆侖關發起反攻，經過激戰，斃敵中村旅團長以下4000餘人，於12月31日收複昆侖關。在華中，國民黨軍隊以七八十個師的兵力進行攻勢作戰，曆時40多天，給敵以一定的打擊。在華北，傅作義部曾於1939年12月一度攻入包頭，次年2月收複五原。這次“冬季攻勢”是正麵戰場惟一的一次大規模反攻作戰，它對於打擊敵人，堅持抗戰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它取得的實際戰果不大。這次攻勢作戰曾使日軍不得不重新估計中國抗戰的力量，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記載，它承認“深感敵尚強大”，“證實敵人仍有二百萬兵力”。但又說在如此大規模的攻勢中，它沒有克複任何要地，而且蒙受了極大的打擊。從此以後國民黨軍沒有進行過這種大規模的攻勢作戰。
應該指出，這時國民黨實行的消極避戰、積極反共的政策也嚴重影響和削弱了國民黨軍隊的戰鬥力。例如1941年1月的豫南戰役，日軍就是利用國民黨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之機進行的。1月上旬，華中日軍得悉湯恩伯第三十三集團軍正在東進，當時湯部位於信陽以東的遂平至項城一帶，於是判斷其東進目的在於進攻安徽的新四軍，認為這是殲滅湯部主力的極好時機。敵迅速調動三個師團兵力分三部向豫南進犯。戰役從1月下旬開始，半個多月時間，敵攻占確山、遂平、南陽、汝南、上蔡，項城等十餘縣城，湯部損失嚴重。又如，1941年日本中國派遣軍根據其大本營《對支那長期作戰指導計劃》，確定以“加強占領區的治安”作為本年度的一個主要目標，華北日軍為改善山西“治安”，決定發動晉南戰役（中條山戰役），以擊破衛立煌的第一戰區主力。5月間，日軍集中六個師團又三個旅兵力向晉南等地進攻。國民黨在這裏有20多個師的兵力，雖然守衛部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像師長王竣、寸性奇等都壯烈殉國，但由於消極避戰方針的影響，部隊很快渡過黃河，全部退出了中條山地區。在20多天作戰中，部隊損失慘重。據日本方麵的統計，國民黨軍隊死亡約42000人，被俘約35000人。
從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國人民的抗戰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是抗日戰爭發展的一個新時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海軍基地珍珠港，同時進攻英、美、荷等國在西南太平洋的屬地。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雖然英美等國在開始時陷於十分被動的局麵，但總的形勢是對中國抗戰有利的。這是因為，由此正式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以1942年1月1日由中蘇美英等26國聯合簽署發布的《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為標誌），中國人民抗戰事業得到更多更廣泛的國際同情和援助；同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也宣告了西方帝國主義綏靖政策的徹底破產，美國為重新取得太平洋的優勢，也要仰賴於中國戰場，因而從這時起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大大增加，這一時期羅斯福給蔣介石的信件也不乏友好和恭維之詞。1942年1月，在美英兩國的建議下，設立了中國戰區統帥部（含中國、泰國、越南和緬甸北部），蔣介石為統帥，史迪威為參謀長，統一指揮這一地區聯合作戰。美國的參戰和“美援”的增加，對於一貫依賴英美的國民黨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也進一步堅定了蔣介石集團的抗戰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