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後，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日益結合，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逐漸成熟。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況，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他以記者的身份來到北京，經北京大學一位俄籍教員的介紹首先訪問了李大釗同誌；接著在北京的進步知識分子中開了幾次座談會。後經李大釗同誌介紹，維氏又去上海訪問了陳獨秀，並同上海的一批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舉行了座談。經過多次討論，交換意見，大家達到了一個共同的認識，就是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路”，成立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於是陳獨秀就在上海發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而李大釗同誌則成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發起人。
1920年9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北大正式成立。參加者除李大釗同誌是教授外，全是北大學生。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小組已發展到十幾人。同年11月，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北大成立，第一批團員四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北大學生。李大釗同誌也參加了青年團，並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出版委員。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是北方黨組織的最早基礎。黨成立後，它發展為黨的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1924年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為黨的北方區執行委員會。在這個過程中，李大釗同誌一直是北方黨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一麵在北大教課，一麵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北大也一直設有黨的機關。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先驅》和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的發行通信處都設在北大第一院。在紅樓，還設有北方區委秘密接頭的地方。在北大三院，北方區委還秘密辦過黨校訓練班，訓練黨團幹部。從1918年到1926年，北大始終是李大釗同誌生活、戰鬥的重要陣地，這確是北大曆史上的光榮。
二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發展的理論，而不是隻需死記硬背和機械複述的教條。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具體運用，在不同的國家中，在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上，在同一發展階段的不同情況下，是各不相同的。隻有從本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來運用這個理論，才能使這個理論發揮出偉大的威力來。
李大釗同誌不僅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第一個指明了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同時，作為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還在中國最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這一思想原則，第一個指明了應當怎樣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
眾所周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故鄉在歐洲。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來運用這個理論，就是要在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社會條件下來運用這個在歐洲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理論；舊中國社會的主要群眾是農民，首先需要解決的鬥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餘。這是一個困難而又特殊的任務。這個任務的解決方法，是無論在哪一部現成的共產主義書本裏都找不到的。
正是利用了這樣的情況，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敵人幾乎從來就眾口一詞地宣稱：這個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早在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右翼、持改良主義見解的胡適就曾經作過這種鼓吹。由於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使他“看不過了，忍不住了”，1919年7月，他拋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這篇文章，公開發難，向馬克思主義進攻。胡適所持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因而否定馬克思主義對於中國革命的指導意義；由此出發，他攻擊宣傳馬克思主義是“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思想懶惰的表現，隻起了“鸚鵡和留聲機”的作用。
麵對這種公開的挑戰，李大釗同誌旗幟鮮明地率先投入了戰鬥。1919年8月，他發出了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給予了這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以及時的、有力的回擊。
一方麵，李大釗同誌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我們時代的偉大真理，具有普遍的意義。他引證日本《日日新聞》的評論，指出胡適等人的思想運動、文學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一方要與舊式的頑迷思想奮戰，一方要防遏俄國布爾紮維主義的潮流”。但是這種民主主義已經陳舊了；而“布爾紮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是不可抗禦的。他強調說，這個布爾紮維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不僅適用於歐洲，也適用於中國；正如在資本主義國家他們可以用社會主義作工具去打倒資本階級“一樣，”我們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驅除這一班不勞而生的官僚強盜。在這裏，他堅定不移地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旗幟。
另一方麵，李大釗同誌又明確地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和“研究實際的問題”，這是“交相為用”、“並行不悖”的，不應當截然地把它們分割開來。他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正是在於它能夠而且必須和各國的實際結合在一起。他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樣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所以現代的社會主義，包含著許多把他的精神變作實際的形式使合於現在需要的企圖。”在他看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革命科學，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萬古不變的宗教教條。他認為，“我們隻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的。他並且告誡人們，不要“偏於紙上空談”，而應“誓向實際的方麵去作”。在這裏，他初步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必須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這一光輝的思想。
李大釗同誌所提倡的這種理論聯係實際的革命學風，在當時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中是有所反映的。比如，研究會曾以“社會主義是否適合於中國”為題，在北大舉行辯論會。參加辯論會的有北京各大學各專門學校的教員和學生，而李大釗同誌則作為“當代馬克思主義專家”被邀請為辯論會的評判員。辯論會經過幾天的熱烈爭辯，最後由李大釗同誌作結論。他的結論“引起了大多數聽眾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興趣”。此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增加的會員達數十人之多”。研究會還進行過諸如“世界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奪之實況——特別注意於中國”這種聯係實際的專題研究當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正確地、有成效地結合起來，這是一項極其宏偉、艱巨的工程，它不僅有賴於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而且需要有一個在實踐的基礎上積累經驗的過程。但是，李大釗同誌遵循著理論聯係實際這一正確的方向，在這方麵也曾經進行過多方麵的、勇敢的探索，並因而在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上作出了自己的重要建樹。比如，關於中國民主革命的問題，他就提出過許多卓越的見解：
（一）指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
中國人民看出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及其聯合中國封建買辦階級壓迫中國人民的實質，是在五四運動前後。這個情況首先在李大釗同誌的著述中得到了證明。
早在1919年1月1日，李大釗同誌就寫了《大亞細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一文，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大亞細亞主義是“吞並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它是與民族自決主義直接對立的。“據現在所能看到的當時文章，這是我國第一次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提出‘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同時，他還深刻地指出了外國駐華使館集中的地區“東交民巷裏有我們的太上政府”，從而揭露了帝國主義是中國封建軍閥反動統治的靠山，是中國內政的操縱者。
在應該怎樣對待帝國主義這個問題上，李大釗同誌通過總結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曆史經驗，在《再論亞細亞主義》一文中，提出了兩個互相關聯的重要的戰略思想。即：一方麵，要認清帝國主義的凶惡的本質，對它不應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他說：“挾國際猜忌、利權競爭的私心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論他是東方的、歐美的，絕講不出公道話來”。“我們應該信賴民族自決的力量，去解決一切糾紛，不可再蹈從前‘以夷製夷’的覆轍”；另一方麵，要認清帝國主義外強中幹的本質，敢於同它進行鬥爭。他說世界上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都像唐山煤礦坑上的建築物一樣，他的外形盡管華美崇閎，他的基礎，已經被下麵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轟然一聲，歸於烏有。我們應該在那威勢煊赫的中間，看出真理的威權，因而發生一種勇氣與確信，敢與他搏戰，信他必可摧拉。由於帝國主義慣於用自己的強大來嚇唬人們，用各種甜言蜜語來欺騙人們，因此，李大釗同誌所揭示的這兩個思想，對於處在半殖民地境況下的中國人民的反帝革命鬥爭，是一種極為重要的精神武裝，是一個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二）指明了無產階級是民主革命的先鋒。
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區別，就在於它是由無產階級而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因此，對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具有原則性的意義。
在建黨初期，李大釗同誌就批駁了“中國勞動者與社會無關”的錯誤論調，指出無產階級身受的壓迫是極為深重的。他們既受本國資本家又受外國資本家的壓榨，“他們這種受他國資本家間接壓迫的影響，比各國無產階級者受他們資本家直接壓迫的影響還要厲害”因而有著堅強的革命性。他們能夠組織起來，同世界各國無產者聯合，在本國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1923年京漢路罷工失敗後，黨內有的人對於工人階級的力量表示了悲觀，對於工人運動采取了消極的態度。與此相反，李大釗同誌卻從二七罷工鬥爭中，進一步看到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特地寫了《追悼列寧並紀念“二七”》一文，熱情地謳歌“為自由而戰的勞動同誌何等壯烈”；堅定地宣告現在中國是在資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試看全國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誰能反抗？隻有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當先鋒的亦隻有無產階級。“正是工人階級的這種革命精神在”引導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軍閥並國際帝國主義！在這裏，他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表現得何等鮮明！
（三）指明了農民是偉大的革命力量。
黨成立以後，李大釗同誌首先著力於領導工人運動。但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他也開始著手研究農民問題。他在1925年至1926年所寫的《土地與農民》等文章，就農民運動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是黨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的重要曆史文獻。
李大釗同誌極為重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經濟落後淪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約占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農業尚為其國民經濟之基礎。故當估量革命動力時，不能不注意到農民是其重要的成分。”與那種所謂農民“散漫”、“保守”、“難以加入革命”的錯誤估計相反，他認定農民是一種偉大的革命力量。他說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為了把廣大農民廣泛深入地發動起來，李大釗同誌認為，應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首先，要“喚起貧農階級組織農民協會”。因為隻有農民自己的農民協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因此這是在鄉村中作農民運動的人們“第一要緊的工作”；其次，要注意武裝農民。因為隨著帝國主義所造成的軍閥土匪擾亂範圍的擴大，“一般農民感有組織農民自衛軍的必要”。這種武裝農民自衛的組織應該是“屬於鄉村大多數群眾而從事於守望相助的”，必須嚴格防止軍閥、土豪、土匪加以利用；最後，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因為水潮似的全國農民破產的潮流正在那裏滔滔滾滾地向前湧進而未已，“‘耕地農有’便成了廣眾的貧農所急切要求的口號”。因此，革命當局應該“按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他並且號召革命者應當結合起來，到鄉村中去進行工作，以便引導在水深火熱的溝洫中倒臥著的廣大農民“走出這個陷溺，轉入光明的道路”。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這個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上，李大釗同誌的主張是和毛澤東同誌所堅持的正確方向相一致的。
（四）指明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正確的命題，是中國共產黨人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提出來的。而李大釗同誌早在這以前就已經對這個思想作過初步的表述了。比如，他在《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以其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口號喚起全世界的無產階級，使他們“在世界革命的陣線上聯合起來”。作為被壓迫的民族國家的中國人民，也“應該趕快的不躊躇的聯合一個‘民主的聯合陣線’，建設一個人民的政府，抵抗國際的資本主義，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在大革命時期，他更是不止一次地論述了“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正確的思想。
正是從“中國國民革命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個命題出發，李大釗同誌一方麵指明了“把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結起來”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麵又指明了“中國革命的成功，將予偉大的影響於歐洲，乃至全世界”，從而充分地估計了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
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李大釗同誌沒有也不可能係統地解決所有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而且從現時的認識水平來看，他的某些論述，也難免有其不精當之處，或者雖屬正確仍然缺少發揮；但是僅從上麵所舉的事例，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對於促進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對於提高黨在理論上的成熟程度，確實作出過極其寶貴的貢獻。魯迅曾說：他的遺文“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這是完全正確的。
認識的來源是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群眾。為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結合起來，最早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知識分子也必須使自己和中國的工農群眾結合起來。作為一代青年的導師，李大釗同誌在這方麵也起過重要的作用。
當李大釗同誌還是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時候，他就曾說過，“光明緝熙之運，唯待吾民之意誌造之，唯賴吾民之實力辟之對於人民群眾的直接行動是有所期待的。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借助於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他更建立了”民眾的勢力，是現代社會上一切構造的惟一的基礎“的堅定的信念。因此，早在五四的前夕，他就發出了”把知識階級和勞工階級打成一氣“的革命召喚。他教導革命青年要與勞動者同呼吸、共命運，諄諄告誡他們必須在群眾之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他要求青年深入到群眾中去，以便了解“痛苦的人，是些什麼人？痛苦的事，是些什麼事？痛苦的原因，在什麼地方？要想解脫他們的痛苦，應該用什麼方法？”並進而“把他們提醒，大家一齊消滅這痛苦的原因。他認為，知識分子固然是”民眾的先驅，但僅僅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必須把“三五文人的運動”變為“勞工階級的運動，把”紙麵上的筆墨運動“變為”街市上的群眾運動，才有意義。
李大釗同誌的這種思想，對當時的革命青年是有影響的。這個情況我們從北大學生的活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1920年5月1日，北大中文係學生鄧中夏同誌組織的“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及“北大工讀互助團”在北京城內第一次發起了紀念國際勞動節的活動，他們除在城區舉行小型示威外，還以《勞動紀念日與中國勞動界》等為題在街頭進行講演。北大校役夜班同日在北大第二院大講堂舉行大會，有工友、學生五百餘人參加。會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階級“當作一盞指路明燈”，表示“我們要本著勞工神聖的信條，跟著這明燈走向光明的地方去”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後，更是有計劃有組織地推進了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的工作。而向工人群眾作馬克思主義通俗宣傳的《勞動音》周刊在其出版的創刊號上就強調了社會主義運動不僅要作學理的宣傳，而且必須“向無產階級作實際的運動”為了這個目的，1920年冬天，李大釗同誌領導下的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決定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這個學校是與長辛店工人商議後，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義，由北大學生會和平民教育團捐款開辦的。1921年元旦，學校正式開學了。有將近二十個工人來上學。到四五月間，又進一步發展到四十來個人。幾名北大學生被派作學校的常駐教員。鄧中夏同誌每周來講課兩次。北京小組成員何孟雄、朱務善等輪流來上過課。李大釗同誌本人也來學校視察過。年輕的教員們拋開大學的學業，來擠著住在狹窄的房間裏，“一月拿七塊錢生活費，隻吃三塊錢飯，還省下幾塊錢來買茶葉糖果，好招待工人來學校裏座談。他們這份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動了，誰也不再把教員當成一般穿長褂兒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再講客氣，不再分彼此”。這年的五一節，長辛店工人上千人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北大也有多人前來參加。會場上“一時叫號聲唱歌聲雜出，幾乎把火車汽笛的聲音都壓住了”。就是在這個中國工人自己召開的第一次慶祝五一的大會上，我國最早的現代工會之一的長辛店工會宣告成立。這年秋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在補習學校的幾位先進工人都入了黨，成了我國最早的一批工人黨員。很明顯，李大釗同誌領導的北京小組在長辛店工人中的工作，既幫助革命知識分子學習了工人階級的優秀品質和鬥爭經驗，推動了自身世界觀的改造；又幫助工人接受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武裝，提高了自己的階級覺悟。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個生動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