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0月29日，是李大釗同誌的九十誕辰。
李大釗同誌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他在中國近代政治舞台上積極活動的年代，正是中國曆史從舊民主主義階段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人民空前覺醒、鬥爭風起雲湧的偉大年代。處在這樣一個大轉變的時期，李大釗同誌站在曆史的前鋒，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和黨的創始人之一，作為一個著名學者和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作為參加領導了五四運動和第一次大革命的無畏的共產主義戰士，在中國革命的各條戰線上，進行過英勇的鬥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占有極為重要的曆史地位。
李大釗同誌和北京大學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他從1918年1月進入北大，直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才被迫離開，前後將近九年。在這期間，他所進行的廣泛的革命活動，是以北京大學為基地的。今天，我們隆重紀念李大釗同誌九十誕辰，感到分外親切，無尚光榮。
一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取得的。馬克思主義從產生到傳入中國，其間經過了整整七十年。中國人民和它的先進分子，為了尋找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先進思想武器，曾進行過長期的探索和艱苦的鬥爭，直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這個真理。從這時起，馬克思主義才傳入中國。而李大釗同誌就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這時傳入中國，李大釗同誌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呢？這決不是偶然的。第一，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這時的中國已有了一個由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所組成的壯大了的進步陣營。站在這個陣營最前頭的工人階級正在日趨覺醒，它迫切要求新的理論武裝，以完成曆史所賦予的使命。第二，從思想發展的曆史行程來說，到了20世紀20年代，不僅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思想已被證明是毫無出路的了，中國人民已下決心要堅決摒棄之，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證實了這一點。就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由於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竊奪國柄，上演帝製醜劇，共和傾覆，南北對立，它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特別是在先進分子的心目中，也已經發生了深刻的動搖以至破產了。這就是說，不論是中國固有的古老文明，還是從西方輸入的資本主義文明，都不能為中國人民的解放找到一條正確的出路，惟一有可能為中國人民指明前途的就隻有社會主義思想了。第三，也就在這個時候，爆發了俄國十月革命，社會主義在俄國取得了偉大勝利。這個勝利震動了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國。這真是一種少見的曆史巧合，難得的曆史機運，正當中國人民摒棄舊的思想武裝，迫切需要新的先進的思想武裝時，馬克思列寧主義勝利的十月光輝，照亮了中國的沉沉大地，無怪乎中國的先進分子立即把自己的目光從西方轉向了東方，從歐美轉向了俄國，從民主主義轉向了社會主義。在這個大轉向中，李大釗同誌是一位最傑出的代表。
李大釗同誌對中國的封建文化思想是深惡痛絕的。十月革命前，他在我國新文化運動勃起的前幾年中，就曾發表過一係列極富戰鬥性的文章，抨擊孔教是“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號召青年要“衝決過去曆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表現了很強的徹底決裂的精神。對資產階級共和製度，他曾哀歎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並說代議政治雖今猶在試驗之中，其良其否，難以確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測”，表示了極大的懷疑與保留。他並認為，如果代議政治要廢除，“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為校代議政治益能通民彝於國法之製，決非退於專製政治，可以篤信而無疑焉”。可見他是考慮過要用一種新製度來代替資產階級共和製度。正因為他具有這樣一種認識基礎，加以他於1913年至1916年在日本學習期間，早就接觸過社會主義思潮，喜讀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所以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一旦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為曆史發展所證實，他就毫不躊躇，猛著先鞭，捷足高登，無條件地轉向十月革命，成為我國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
李大釗同誌代表我國無產階級及其先進分子最早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標誌，是他到北大後不久，於1918年先後發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等三篇著名論文。這三篇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集中闡述了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及其時代精神，批駁了認為第一次大戰是“公理戰勝強權”的謬論，指出第一次大戰所產生的一個重要結果是爆發了俄國十月革命，這是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回答了當時由於爆發十月革命和德奧聯盟被戰敗這兩件世界性的大事，人們普遍存在的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如何看待第一次大戰的勝利這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
大家知道，中國人民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是通過俄國十月革命介紹的。因此，如何對待十月革命，就成為檢驗是否真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李大釗同誌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等文章時，正是全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對十月革命大肆攻擊、汙蔑，進行輿論圍剿的時候。十月革命的真相，其時並不為國人所了解。隻要翻一翻當時國內的報章，就可以看到諸如“過激派陰謀”、“布爾紮維克之陰謀”、“過激派侵入之危險”等類標題報道，充斥版麵。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被視為異端、“新毒”，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被看做洪水猛獸。思想輿論界毒霧迷漫。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李大釗同誌衝破桎梏，異軍突起，旗幟鮮明地表示了對於十月革命的擁護。他正確地區分了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性質，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20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社會的革命而並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他把十月革命比喻為“驚秋之桐葉”，“知運之鵑聲”，認為正是這個革命開辟了世界曆史的新時代。對於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惟有翹首以迎”。他預言：“20世紀初葉以後之文明，必將起絕大之變動，其萌芽即茁發於今日俄國革命血潮之中”。對十月革命的時代精神和曆史意義，論述得是何等透徹，何等深刻呀！四個月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人們普遍迷惑於英美等協約國戰勝了德奧聯盟的現象，大肆慶祝勝利，宣傳什麼這是“公理戰勝強權”，是“正義”、“平等”、“互助”的勝利的時候，李大釗同誌在北京大學11月15日、16日兩天召開的天安門講演大會上，又作了題為《庶民的勝利》的不同凡響的演說。他掃除思想迷霧，尖銳地指出：“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揭示了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指出：“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著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這就從經濟的和階級的根源上揭示了第一次大戰中兩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矛盾，表明他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已開始有了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同誌曾說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實質達到理性的認識階段，“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毫無疑問，李大釗同誌就是最早具有這種認識的一個傑出代表。他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認識，正是他這時轉向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前提。
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上發表了《Bolshe-vism的勝利》的著名論文。這篇文章是他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明白的、公開的宣言。比較上述兩篇文章，他的思想認識是更前進更明確了。他公開提出和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即列寧主義，把第一次大戰後人民的廣泛覺醒和俄國十月革命突破帝國主義統治的鏈條而取得勝利的事實，明確地歸結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這是他批判帝國主義製度、讚揚十月革命的思想認識合乎邏輯的表現。他把當時被資產階級捧為領袖的美國總統威爾遜拋在一旁，卻突出讚揚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馬克思和列寧，聲稱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的功業；是馬客士（Marx）的功業。堅定地站在馬克思和列寧一邊。他進一步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李大釗同誌的這三篇文章，雖然還有一些唯心的表述，但基本傾向是唯物的，馬克思主義的。其筆鋒之犀利，文字之流暢，氣勢之磅礴，思想之敏銳、深刻，在當時國內都是僅見的。它代表了當時國內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
1919年5月，李大釗同誌發表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比較係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並指出：階級鬥爭學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這表明他已有了係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兩個月後，在從五峰山發出的致胡適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中，李大釗同誌對胡適非難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實用主義觀點，進行了公開的論戰和批判，這表明他已不僅在理論上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行動上能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進行作戰了。從這以後，李大釗同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展開了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
第一，發起成立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團體。其中最著者為“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前者於1920年3月，在李大釗同誌指導下由北大學生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範鴻劼、何孟雄、朱務善、李駿、李梅羹、羅章龍、楊人杞、劉仁靜等十九人發起秘密成立，後者由李大釗同誌和費覺天、郭夢良、鄢祥提、何恩樞等八名北大學生於同年12月公開成立。這兩個研究會，特別是前者，在搜集整理馬克思主義文獻，研究傳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方麵，進行過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李大釗同誌多次在這兩個研究會上宣傳馬克思主義，像收入《李大釗選集》中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文，就是他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公開講演。此外，李大釗同誌還和當時積極活動於北大的進步政治學術團體如“少年中國學會”、“國民雜誌社”、“新潮社”等保持密切的聯係。由於這些團體有很大一部分成員是北大的學生（新潮社的成員幾乎全是北大學生），而李大釗同誌是北大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以後，李大釗兼任經濟、政治、史學等係教授並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他的革命思想、淵博學識和高尚情操，足為青年一代的楷模。因此，這些團體都奉他為導師，請他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進行指導。李大釗同誌也常在這些團體內講演、座談。與此同時，他還在《新青年》、《每周評論》、《少年中國》、《國民雜誌》、《新潮》、《晨報副刊》等報刊上發表了許多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闡明曆史發展規律和剖析社會重大事件的文章，極大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第二，正式開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課程。從1920年起，李大釗同誌在北大史學係、經濟係、政治係和法律係先後開設《唯物史觀》等馬克思主義理論課或講座。當時的《北大日刊》上還登載著這樣的“布告”、“啟事”：
注冊部布告：李大釗先生刻已來校，所授唯物史觀，本星期起照常授課。
政治學係教授會啟事：本星期四之現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繼續講演“工人的國際運動”。
這是在我國大學裏第一次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式列入課程，對學生講授，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據載，李大釗同誌在北大文科各係以及女子師範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開設的理論課程共有十門之多，計有“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唯物史觀研究”、“現代政治”、“工人的國際運動與社會主義的將來”、“女權運動史”、“社會學”、“圖書館學”等。學生學了後要進行考核。今天我們還可以看到1923年北大政治係一位姓賀的學生的“唯物史觀”試卷。這份試卷的封麵印有“北京大學試卷”六個套紅大字，在考試科目欄下印有“唯物史觀”四大墨字。試題為“試述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要義並其及於現代史學的影響”。試卷的全部答題用毛筆書寫，字跡工整清晰，論述正確，不僅闡述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還對各種唯心史觀作了批判，並論述了馬克思發現唯物史觀的重大意義。試卷寫道：“自馬克思唯物史觀出世後，這些唯心解釋的企圖都一一失敗了，不得不進取於唯物的解釋，史學的價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自有馬氏唯物史觀，才把曆史學提到與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意即把曆史學變成了科學——引者）。此等功績實為曆史界開一新紀元，也是影響於史學上最大之點”。這份難得的考卷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李大釗同誌在北大講授馬克思主義理論課程的生動效果。
李大釗同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活動，對五四時期的北大以至全國一代青年的思想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在的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和在城內的住宅，常常是北大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集會和討論、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地方。一代革命青年在他的思想的影響和教育下成長起來。毛澤東同誌、周恩來同誌都受過他的影響。從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整整有半年時間，毛澤東同誌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他管理的報刊閱覽室和李大釗同誌的辦公室同在紅樓一層，相距很近，因此能有機會朝夕相處，經常過從。後來毛澤東同誌曾回憶說，他就是1918年下半年，於北大圖書館工作學習期間，在李大釗同誌的領導下，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的氣周恩來同誌在五四運動的高潮過去後不久，也和李大釗同誌有過直接的接觸。1919年9月21日，即覺悟社成立後第五天，覺悟社就曾請李大釗同誌去天津給他們作學術講演。在這次活動中，周恩來同誌會見了李大釗同誌。五四運動過去後一年，1920年8月，周恩來同誌又率領覺悟社到北京，和李大釗同誌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部分會員一起在陶然亭開茶話會，相互學習，交流經驗，共同探討改造舊中國的道路。會上，李大釗同誌向覺悟社和其他幾個團體建議，有必要“標明主義”。“蓋主義不明，對內既不足以齊一全體之心想，對外尤不足與人為聯合之行動”。
這裏所謂標明主義，就是要標明社會主義，標明馬克思主義。隨後，這幾個團體又在北大的圖書館開會，共同商定了“改造聯合”的方案，擬定了宣言和約章。也就在這一年的夏秋之間，李大釗同誌又幫助天津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五四前後以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受過李大釗同誌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響的青年還可以舉出許多。像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範鴻劼、何孟雄、楊景山、趙世炎、繆伯英、張太雷、郭隆真等，就是一部分代表。另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陳毅同誌、鄧穎超同誌也都得到過李大釗同誌的幫助。陳毅同誌曾回憶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他是在李大釗同誌的領導下，工作中受過不少教益氣完全可以這樣說，李大釗同誌是五四和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