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馬克思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最早傳播者和優秀理論家的李大釗同誌，他是為挽救中國危亡而宣傳和研究革命真理並為之奮鬥的，因而他不僅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而且首先是一位傑出的戰士。在他身上體現了學者和戰士這樣兩種品質的和諧的統一。他無私無畏，勇於實踐，認定要“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他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抒發自己的戰鬥激情我們應該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是一個革命基礎極為深厚的國家。我們黨成立後，立即投入了實際的革命鬥爭，肩負起了領導中國革命的曆史重任。從這時起，李大釗同誌除繼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傳播以外，開始更多地注意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並積極參與和領導廣大群眾的實際革命運動。
黨在成立後的兩年間集中力量領導了工人運動。李大釗同誌是我們黨最早注意並從事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中，李大釗同誌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的書記，全力領導了北方的工人運動。他首先以“正太路工業研究會”的名義，在石家莊建立了工會組織。後來，他又利用當時控製北京中央政權的直係軍閥和交通係的矛盾，派了何孟雄、張昆弟、安體誠等六位共產黨員，以鐵路“密查員”的身份，到京奉、津浦、京漢、京綏、正太、隴海等六條鐵路線工作。他們在李大釗同誌的指導下，在各路工人中紮下根基，幫助工人建立夜校和工會組織。僅京漢路沿線在1922年就建立了16個工人俱樂部。在這次罷工高潮中，由李大釗、鄧中夏等同誌領導的以鐵路工人為中心的北方罷工運動，轟轟烈烈，威震全國。李大釗同誌是“二七”大罷工的重要領導者之一。罷工的前幾天，他就親臨漢口。這時，京漢鐵路總工會已由鄭州遷到漢口江岸辦公。正是在鬥爭最緊張的時候，李大釗同誌參與了指導。罷工爆發後，他“親看同誌為集會結社自由做很大的運動，又見如狼似虎的軍人殘殺工人”。李大釗同誌對階級兄弟的犧牲無限悲憤。有同誌回憶，他當時“神色大非昔比，麵色蒼白但他對工人事業的勝利有堅定的信心。”二七罷工失敗後，他又立即投入了救濟被害烈士家屬和失業工人的工作。
這時，革命的進程已經把建立統一戰線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它已成為發展革命運動、促進中國革命高潮迅速到來的具有決定性的步驟。於是，李大釗同誌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傾注於統一戰線工作方麵，並為建立國共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早在黨的二大前後，李大釗同誌就為貫徹黨關於成立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受黨的委托，同孫中山先生建立了聯係。他們曾多次就振興國民黨和振興中國的問題，“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李大釗同誌堅定的革命精神、深刻的分析能力和誠摯的態度，給中山先生留下了極為良好的印象。孫中山認為李大釗“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誌”，是他“特別欽佩和尊敬”的人。李大釗同誌也常到孫中山家裏去作客，就革命工作交換意見。在這期間，李大釗同誌還先後設法介紹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蘇俄政府特使越飛會見了孫中山。他們向孫中山介紹了十月革命的經驗，表達了國際無產階級援助中國革命的熱忱。在我們黨召開三大、正式確定了統一戰線的方針以後，李大釗同誌不辭辛苦，為促成國共合作多次奔走於北京、上海、武漢、廣州之間，進行了多方麵的工作。1924年1月5日和2月19日的《北大日刊》曾分別刊登了李大釗同誌因事請假離京和他回京到校上課的布告。在這一個多月時間裏，他正是在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大，負責領導參加大會的全體共產黨員，並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五人主席團的成員，參與大會的領導工作。在會上，國民黨右派分子提議在黨章中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對此，李大釗同誌發表了嚴正的聲明。他指出：“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陰謀鬼祟的舉動”；強調“猜疑防製，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必須“明揭而掃除之”，從而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右派的破壞活動。正如何香凝先生後來所回憶的那時候，李大釗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藹與誠懇態度，以及他的透徹而偉大的言論，一見便使人折服。他對孫中山先生的改組國民黨與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發揮了極偉大的理論，現在想起來，那些話是非常正確的。
統一戰線建立後，隨著革命鬥爭的發展，革命的實際運動已經把農民問題提到了最迫切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在我們黨內，李大釗同誌是較早地注意到了農民問題的嚴重性的一個人。他不僅提出過解決農民問題的許多正確主張，而且他還親自訓練農運幹部，為當時秘密設在北大三院的北方區委黨校訓練班講授農民課程，並派出許多同誌擔任農民運動特派員，參加領導各地的農民鬥爭。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還加強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早在1923年，他就經常和趙世炎、鄧中夏等同誌到北京蒙藏學校青年學生中進行活動，並培養了烏蘭夫、奎壁、吉雅泰等第一批蒙古族共產黨員。1925年10月，李大釗同誌親自到張家口，主持內蒙古地區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內蒙古工農兵大同盟”，並被選為大同盟的書記。會後，李大釗同誌積極領導了內蒙古人民特別是農民的革命鬥爭，在許多地區建立了農民協會、牧民協會。工農兵大同盟還出版了《內蒙古農民報》作為自己的機關報。隨著北方各省農民運動的興起，整個北方地區的革命鬥爭是更加深入發展了。
與此同時，李大釗同誌還積極進行了軍事活動。他曾親自給馮玉祥做工作，在馮部國民軍中發展黨的組織。他還派出許多同誌到廣州黃埔軍校和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這些同誌學習結業回來，其中不少人在國民軍中擔任了重要職務，成為我們黨後來在西北軍中的一部分基礎。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西北軍內日益發展了反對蔣介石統治的活動，廣大官兵日益傾向革命，這是和李大釗同誌為首的北方區委對馮玉祥所部進行的工作分不開的。
這時，以廣東為根據地的南方革命力量正在加緊對北伐戰爭的準備，而李大釗同誌則一直戰鬥在北洋軍閥直接控製的心髒地區。由於他的正確領導，日益發展的北方革命運動，實際上成了配合即將開始的革命戰爭的第二條戰線。1924年以後，李大釗同誌除了領導我們黨的北方區委工作外，還擔負了領導整個北方地區國民黨的重任。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堅持團結左派、打擊右派的正確方針，在發展國民革命運動的同時，堅持我黨獨立自主地領導工農群眾的鬥爭，從而促進了北方地區革命形勢的發展。1925年，他領導了支持孫中山北上、召集國民會議、反對段棋瑞製造的“善後會議”的鬥爭。這一年的11月，他和北方區委根據群眾日益革命化、北京段棋瑞軍閥政權搖搖欲墜的新形勢，又毅然決定了發動以推翻段祺瑞政府為目標的首都革命。11月28日這一天，北京許多街道的屋頂上都豎起了迎風招展的紅旗，幾十萬份號召人民起來革命的傳單到處飛舞，全城呈現了一片革命的氣氛。在李大釗同誌的親自率領下，幾萬群眾像軍隊一樣組織起來，前麵由北大學生軍為骨幹的學生敢死隊、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隊等為前導，組成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隊伍。群眾隊伍包圍了段祺瑞執政府，趕跑了警察總監，一度占領了警察總署和郵電局，一些學生還占領了“國會”。他們還準備將段祺瑞提交民眾公審，驅逐這個賣國賊下台。這次鬥爭由於國民黨右派的挑撥和告密活動，破壞了原定國民軍配合行動的計劃，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它沉重地打擊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並由此掀起了全國範圍的反段的國民運動，有力地配合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
李大釗同誌是一位大無畏的革命戰士，舊世界的不妥協的敵人。在艱苦的鬥爭中，他始終英勇頑強，不屈不撓。他曾用下麵這樣的話表達了自己隨時準備為革命事業獻身的高尚情操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還在五四運動時，他就曾冒著被逮捕的危險，親自到城南遊藝園等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號召群眾對於違背人民意願的政府，“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他曾多次作為北大教職工的代表去北京政府國務院請願，積極營救被捕學生。據一位當時運動的參加者回憶有一次，為了救援被捕學生，大家集隊往政府請願。隊伍走到國務院門前，隻見鐵門緊閉，門內架著機槍。守常憤怒非常，一個人跑出隊伍衝將上去，大家趕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險。在著名的三·一八運動中，北京十多萬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和段棋瑞政府的英勇鬥爭。李大釗同誌親臨現場指揮，親自舉著大旗率領群眾隊伍前往執政府請願。當群眾遭到反動軍警預先布置的野蠻屠殺時，他不顧自己頭部和雙手受傷流血，從容不迫地指揮和掩護群眾退卻；他自己曾一度被捕，經他機警地脫險後，仍繼續留在現場，堅持和最後一批群眾一起離開，表現了共產黨人臨危不懼、心中惟有群眾的崇高革命精神。
李大釗同誌的革命活動，使反動軍閥極端恐懼，也招致了他們的刻骨仇恨。早在1923年2月，直係軍閥頭子曹錕就從保定密電北京巡閱使王懷慶，聲稱北大管理圖書員李大釗在該校設有秘密機關，傳布過激謬說“應密飭幹探切實偵查，如有前項不法行為，望即密達政府依法懲辦，以遏亂源”。1924年5月，由於張國燾的出賣，反動政府對李大釗同誌明令通緝，6月又下了海捕文書，飭令各省“嚴速査拿，務緝歸案”1925年3月，軍閥政府教育部又訓令北京各校，對“北京大學首倡共產黨”的李大釗，要“嚴行防範”。對於這一切瘋狂的迫害，李大釗同誌都等閑視之，仍然戰鬥不息。由於他在廣大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愛戴，因此人民都站在他一邊，反對反動派對他的迫害。北大評議會曾專門通過決議質問教育部，並要求取消對李大釗的通緝令。在1924年8月7日致教育部的公函中，北大反駁了反動當局以“提倡共產主義”作為通緝李大釗的罪名，指出：“大學為講學之地，研究各科學問實為大學教授應盡之責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緝，事關國家學術前途，……請將通緝李大釗明令，迅予取消，以維學術。”並且提出：“嗣後對於大學教授，非依據法律確實證明其為現行犯者，絕對不能任意通緝。”“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反動政府再次下令通緝李大釗同誌，北方黨的工作被迫轉入地下。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下，李大釗同誌將個人安危置於度外，謝絕了同誌們要他暫時離京的勸告，繼續留下領導北方的革命鬥爭。在隱蔽期間，他還通過在漫雲女校工作的郭隆真同誌，和北大進步力量保持聯係，繼續關懷和指導北大的愛國民主鬥爭。1927年4月，李大釗同誌被捕後，受到了敵人的嚴刑折磨，但他堅貞不屈，氣節凜然。在敵人法庭上，他侃侃而談，宣傳革命真理，表現了共產黨人對黨的無限忠貞和革命英雄氣概。李大釗和北方區委其他主要負責同誌被捕後嚴守黨的機密，使北方區委所屬七個省的黨組織沒有遭到一點破壞。4月28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了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其時年僅38歲。和李大釗同誌同時犧牲的，還有北大的範鴻劼、楊景山、李昆、張挹蘭等烈士。
“登高一呼群山應，從此神州不陸沉。”李大釗同誌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的偉大貢獻，彪炳日月，輝煌千古。它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人民革命史上的燦爛篇章，也是北大曆史上的燦爛篇章。
李大釗同誌誕生後的九十年，是中國曆史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九十年。先烈期望的“青春之中華”，已經屹立在世界的東方，烈士鮮血澆灌的紅花，已經開遍祖國大地。李大釗同誌生活、戰鬥過八年的北京大學，也已經成為一所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今天我們紀念李大釗同誌，就一定要學習他站在時代的前列、積極尋求真理、熱烈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精神；學習他為了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把理論和實際密切聯係起來的新的革命學風；學習他為了人民的革命事業而忘我鬥爭、英勇獻身的崇高的共產主義品德。我們一定要繼承和發揚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輩的這些光榮傳統，為早日實現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而更加努力地奮鬥。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1979年第6期，本文係與蕭超然、沙健孫教授合作；收入《李大釗研究論文集》（下），河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