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代一代的走西口人中，也有些幸運的因種種原因留在了“口外”，一麵繼續唱著悲悲切切的歌，一麵和“逐水草而居”的遊牧蒙古人婚媾生育，使雙方的習性交融，逐漸趨向一致，生產和生活水平也共同得到了提高……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北國是一個產歌的富礦。兩千五百年前，那些露出地麵的“礦苗”，就已經被前人收集提煉成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了。無論是對殘酷的剝削者的控訴，對美滿婚姻的追求，還是對幸福生活的謳歌，都包含了這些生活在最底層人民的凝重濃烈的感情。世世代代，他們一直是用血淚飽漬的歌聲講述人生悲歡，記錄曆史變遷的。粗獷嘹亮的陝北民歌，婉轉風趣的山西祁太秧歌，苦澀淒清的蠻漢調，豪放雄健的草原情歌……無不深深植根於產生過《詩經》的沃土之中。
近百年來，和“走西口”遙遙相對的還有一條“闖關東”的路。那是山東、河南、河北等在內地生活不下去的人走的另一條求生之路。他們或拖家帶口，或隻身飄零，一批一批繞過渤海灣，走出山海關，到白山黑水之間的那片黑土地上去，他們用疲憊的雙腳踩出了一條灑滿血淚的苦澀之路。在那裏，有的把最後一口氣吐盡，給關內的親人留下了灑不完的相思淚；有的人通過艱苦跋涉的曲折旅程，覓到一角聊避風雨的人生港灣，在大秧歌的旋律中吃著高粱大豆，住著泥坯小屋，不驚不躁地生兒育女，繁衍出一些山東屯、河南窩棚之類的移民集中點。中東鐵路修通之後，這裏出現了“東方莫斯科”之稱的大城市，有了多種膚色語言的人交流的村鎮，有的還在與俄羅斯人交往中產生了愛情，建立了新的家庭，把血緣滲透到雙方的經濟文化深層裏麵。即使政治和戰爭都沒有改變這種狀況。
長期經受過深重苦難的北國人民，性格和氣質中早已蘊蓄了足夠強悍和堅韌的精神核能，一旦外來壓力達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必然以十倍的爆發力起來反抗。他們采取的重要武器之一是歌。到這個時候，飽含血淚的歌就成了炸彈和旗幟，變成了烈火和驚濤。
這種以歌為武器的源頭，自然要上溯到詩經時代。那時的《伐檀》《碩鼠》等名篇不是已經為今天中學生熟記於心了嗎？因而曆史上黃巾起義、宋江起義、李自成起義等等，無不是先用歌喚起民眾的。這種特殊武器，老少男女都可用，越唱人越多，力量越大，在某種情況下，勝過千軍萬馬。而且別人限製不住，收繳不了。正如有一首民歌唱的那樣：“天上大星管小星，地下撫台管軍門，隻有知府管知縣，哪個管得唱歌人？”
當曆史進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仍然以疾風怒濤般的歌曲武裝了民眾。整個北方的每寸土地都唱著“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唱著“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唱著“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唱著時代賦予嶄新內容的陝北民歌，東北民歌、祁太秧歌……
高亢嘹亮的旋律，凝聚了北國軍民可以扭轉乾坤的力量，在曾經輝煌過、痛苦過、屈辱過、呐喊過、統一過、混戰過、和平過的高山大川，“關”“口”內外的土地上激蕩。其雄壯的韻流陶冶了北國山水，豐富了北國風光，振奮了北國城鄉，使一切敵對力量為之膽寒。
人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一點沒錯。北方的山巍峨中充滿了陽剛之氣，險峻中深含著玄妙哲理，磅礴中包孕著精微，古樸中深含著雋秀。北方的山水多為外拙內秀，成熟老練，寓瞬間於永恒之中，含滄桑於沉穩之內……這樣的土地，在古代養育了高唱“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的慷慨激昂之歌的趙燕之士，在現代又養育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悲壯之女……而正是這樣的生命和鮮血保衛了這片神聖的土地。
北國風光，以古老、厚重、深沉見長，因而它既沉積了豐厚的昨天，又孕育了燦爛的今天，同時也閃爍著明天美好的光芒。
原載《漳河水》1997年l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