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時代（下）
作家地理
作者：蔡天新
七、滬上
外白渡橋的名字讓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沒有一首詩媲美巴黎《米拉波橋》，甚或徐誌摩的《再別康橋》。
——題記
1
春去夏來，大學裏的每一學期都過得飛快。不久，就到了第一個暑假，這也是我第一次回家省親的時刻。放假前幾天，我榮幸地當選為“三好學生”，那是全班同學的一次無記名投票，但沒有任何物質獎勵。那時的經濟條件隻允許我走陸路或水路，這第一次回家，我精心挑選著中轉站，最後一輪候選城市有上海、杭州和寧波，這三處均有輪船或汽車直達我的故鄉。而其他地方，比如蘇南的那幾座城市，那時尚沒有發往台州的直達班車。
依然沿京滬線南下，依然要依靠個人力量在站台上擠過路車。不過，有了寒假的那次經驗，加上又非春運，這回我比較順利了。到上海時是第二天中午，記得我是從火車站搭乘65路公共汽車，自北向南偏東，穿越了小半個上海，包括名氣很大卻狹窄的蘇州河，抵達了外灘的十六鋪碼頭。後來我才知道，蘇州河隻是吳淞江的上海段名稱，是鴉片戰爭以後租界裏的老外們叫出來的，他們發現可以沿這條水道到達蘇州。吳淞江發源於太湖，原本是長江下遊最後一條支流，黃浦江是它的支流，後來卻顛倒了過來。
到達十六鋪碼頭以後，我先去了輪船售票處，買到第三天去海門的船票。然後找到南京路附近的黃浦旅店入住，是走廊上的加鋪，八毛一晚。那時海門還隻是黃岩縣的一個鎮，因為地處椒江入海處，海運比較發達。我買的是最低一層，票價僅需個位數，航行時間約二十個小時。途中經過“太平輪”當年沉沒的水域，那是在嵊泗列島主島南側的白節山附近，近年來有同名的小說和電影相繼問世。
十六鋪碼頭也有發往蘇北和浙江沿海其他港口的船隻，可能是“鋪”與“浦”相近，我那時覺得上海港真大，諾大的碼頭僅排在第十六號。後來才知道，並沒有十五鋪或十七鋪碼頭。原來清朝鹹豐年間，為了防止太平軍來進攻，上海縣將城內外分割成十六個聯防的區域，簡稱鋪，其中十六鋪正好涵蓋碼頭區。後來各鋪取消，但十六鋪因處滬上熱鬧之地，客運貨運碼頭林立，加上來往旅客和上海人已經說習慣了，這個名稱也就存用下來。
“文革”結束後，隨著客運量的增加，原先的貨運裝卸區與客運站合並，成立了以十六鋪碼頭為中心的上海港客運總站。我到時剛好趕上那段黃金時光，每天都有數以千計的乘客，待我大學畢業那年，又把附近李鴻章創辦的招商局倉庫給拆了，建起了十六鋪新客運站。可是，隨著公路和鐵路的大發展，水路作為交通工具的衰落是曆史的必然。記得1998年滬杭高速開通時，我曾約幾位好友驅車到常熟路泡吧，當晚即返杭州。而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成以後，上海到台州也隻需三個多小時，這條水路航線再無存在必要。
作為上海最著名的地標，外灘有著豐厚的曆史意味，那是後來浦東競相建造的高樓大廈無法比擬的，它還有著簡潔響亮的英文名Bund，沿線的建築被譽為萬國建築博物館。外灘的北端是外白渡橋，盡管外形不那麼可愛有趣，名字卻讓人想入非非，可惜尚沒有一首詩媲美巴黎的《米拉波橋》，甚或徐誌摩的《再別康橋》，那無疑是一樁遺憾的事情。而它旁邊的黃浦公園門口也是遊人喜歡拍照留念的地方，傳說那裏曾掛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有幾次，我曾經沿著南京路向西，一直走到人民公園，對麵便是赫赫有名的國際飯店（Park Hotel）。這家飯店於1934年開業，雖隻有二十四層（含地下二層），仍在長達半個世紀裏享有“遠東第一高樓”的美譽，以至於對我這樣的學生來說也如雷貫耳。記得有一次，我裝作旅店住戶，徑直走向電梯間，登臨頂樓並自鳴得意，後來才知道，凡是旅店無論多麼華貴均是公共場所，任何舉止得體的人均可隨意出入。
國際飯店的設計師是匈牙利人鄔達克，1914年畢業於布達佩斯工業大學建築係，剛巧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入了伍，成為奧匈帝國在俄羅斯前線的一名士兵。不久，他被俄軍俘虜，輾轉流放到遠東的西伯利亞。由於十月革命爆發後俄國內部的混亂，他沒有像前輩同胞詩人裴多菲那樣遭受厄運，而是從戰俘營裏幸運逃脫，搭乘一艘日本貨船經白令海峽抵達上海。
那是在1918年，舉目無親、身無分文的鄔達克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幫美國人打了七年工，才有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康武大廈、銅仁路“綠房子”和沐恩堂等老建築都是他的作品，如今與張愛玲的小說一樣，成了上海灘的一部分。鄔達克也成了“冒險家樂園”的一個佐證，我甚至可以這麼說，他就是上海的安東尼·高迪。
2
上海原本是吳淞江下遊的一座小漁村，春秋時屬吳，戰國時先後歸越和楚。相傳此地為楚國宰相春申君黃歇的封地，因此簡稱“申”（黃浦和黃浦江的名字也與他有關）。上海的另一個簡稱“滬”或“滬上”則來自吳淞江下遊古稱“滬瀆”的那段河名（今黃浦江下遊）。滬的意思是捕漁的竹柵，瀆是指水道。而“上海”一詞出現稍晚，南宋後期，才以吳淞江下遊支流上海浦（浦的意思是小河）名置上海鎮，隸屬華亭縣（今鬆江區），元代（1292）置上海縣，屬鬆江府。而鬆江又是吳淞江的古稱，雖然如今它隻連通蘇州，但在古代大部分時候，從杭嘉湖來的船隻通過這條水路進入上海。
古時候吳淞江的寬度曾在萬米以上，氣勢澎湃。有詩為證，“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吳淞之水震澤來，波濤浩瀚走鳴雷”。大詩人杜甫也寫道，“安得並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到了北宋，青浦縣的鬆江河段尚“麵闊九裏”，仍是太湖水入海的主要通道。無論如何，從前吳淞江浩浩蕩蕩向東奔流，絕非今天的蘇州河可比。可是，由於吳淞江直接源自太湖，水質中淤泥較多，後來逐漸淤積，使河麵變淺變窄，而黃浦江水雖也來自太湖，經過澱山湖的沉澱後，泥沙較少，逐漸承擔起更多的泄洪任務，江麵也逐漸拓寬為五百米。以至到了明代反客為主，發生了“黃浦奪淞”，但其入海處仍稱為吳淞口。
我曾斷言，上海是所有大河的入海處形成的城市中最重要的。事實上，亞馬孫河和黃河的入海處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城市，而尼羅河入海處的的亞曆山大和密西西比河入海處的新奧爾良其規模尚不及廣州。倒是台伯河、塞納河、泰晤士河和哈德遜河這類小巧的河流，誕生了羅馬、巴黎、倫敦和紐約那樣偉大的城市。究其原因，無疑得益於長江和黃浦江的共同存在和相互交彙。這也是我每次乘船從十六鋪碼頭出發，經過吳淞口進入長江，進而來到東海的路上都會站在甲板上，眺望兩岸並抒發感慨的緣由。
無論中文或是外文，上海（Shanghai）的發音都十分動聽，加上所處地理位置和金融、商業方麵的重要性，使之與北京、香港成為中國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城市。雖然因為某種原因，國人並不都是喜歡上海或上海人，卻絲毫不影響她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形象。相比之下，杭州可能是中國最美麗的城市，也可能是國人最喜愛的城市，可是在國外卻鮮為人知。每次遠遊時有人問及住在中國哪座城市，而我又不想多做解釋時，會回答上海，或者杭州，後麵加修飾語，one hundred miles away from Shanghai。
上海後來成為我出發去看世界的地方。這話聽上去有點辛酸，昔日少年心目中的大城會，已成辦理簽證、搭乘飛機的地方。近年來，因為杭州的國際航班增多，甚至去上海乘坐國際航班的機會也太多了。但我永遠記得那些美好的時刻，比如在埃及和伊朗領事館申請簽證，總領事邀我喝咖啡，贈送旅遊手冊或者中文版的《哈菲茲詩集》。而那些申根或北美國家的簽證官雖沒那麼熱情，不像南美的簽證官那樣隨性，卻也照章辦事。
記得有一次，我在南京西路一家領館申請簽證時，需要午後才能辦理，便到旁邊的一家銀行坐下休息。保安問清我不是顧客以後，便下了逐客令，我語氣平緩地回答說銀行是公眾場所，有空位為何不能坐？這時候來了一位年長的保安，他沒有和我理論，而是勸告年輕的同行說，這些人外國去得多，懂得的規矩與我們的不一樣。當時我便感歎，上海作為國際大都市，果然保安的見識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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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得我童年時代開始繪製旅行圖，每次遊曆都清晰地記載下來，無論時間還是線路。我發現，大學四年的八個假期，除了一次寒假去揚州四姨家過年，一次暑假到北京姑媽家玩，其他六次均回鄉探親，其中有四次是從上海乘船回家。可見那時，我對上海尤其是十六鋪碼頭一帶已經很熟悉了。隻可惜，沒有留下一張車船票或旅店小票，否則將是很有紀念意義的。
我還記得逛過福州路上的幾家書店，買過幾本譯詩集，那裏也是從外灘去南京路的必經之地。至於上海誕生的眾多名人，16世紀的兩位同代人是我特別敬仰的，他們剛好一文一理。學理的是徐家彙的徐光啟，在世時他作為政治家為人所知（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死後他是學者（《農政全書》的作者和《幾何原本》的兩位譯者之一），且命名了幾何學。
學文的是董其昌，雖說他也官至禮部尚書，但在政治上極為敏感，一有風吹草動便堅決辭官還鄉。這可能是因為他的生計沒有後顧之憂，繪畫、書法和文藝理論樣樣精通。作為書法家，他采集古人之精華，位居中國“十大書法家”之列，清代兩位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帝康熙、乾隆都以董書為宗法。然而，他成為書法家卻十分偶然。
十七歲那年，董其昌參加會考，鬆江知府在批閱考卷時，本可因其文才將他列為第一，卻嫌其字寫得太差，遂將第一改為第二。這件事極大地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便努力鑽研書法。對我來說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畫旨》中，把古訓“讀萬卷書，行萬裏路”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既是一個人事業成功的經驗之談，更是一種人生境界。讓我難以理解的是，這樣一位勤勉而小心翼翼的藝術家晚年在故鄉卻遭遇不測，因為教子無方，被鄉鄰圍攻並放火燒掉宅邸。
自來杭州工作以後，我與上海的關係更為密切。尤其是，有幾次詩歌活動永留記憶中。學院裏有上海師大和同濟大學，相隔五年由批評家朱大可召集詩歌研討會。還有兩次民間詩人聚會，都是在黃浦江畔，一次是1991年的海鷗飯店，另一次是2013年的金陵東路輪渡。前者由孟浪和默默召集，我因此認識了滬上幾乎所有的先鋒詩人。海鷗飯店正對著外白渡橋，原本是蘇俄駐上海總領事館。後者由陳東東和貝思諾廣告公司發起，即所謂的“外灘藝術計劃”，據說是第一次經由上海市政府批準的大型戶外詩歌活動。那天渡輪被裝扮成一隻大黃鴨，詩人們二十四小時不間斷朗誦，聽眾是隨機上船的乘客。
上海的大學裏，與浙大最有淵源的當數複旦大學。1952年院係調整，浙大理科遣散，精華幾乎全到了複旦，他們中隻有數學家陳建功在四年後回到新成立的杭州大學擔任副校長，他也成為80年代以前浙江僅有的學部委員。盡管後來我曾到複旦做過學術報告和公眾講座，但收獲最大的是第一次，我作為一名訪客在外語學院研究生宿舍得到幾首加拿大詩人阿特伍德的英文詩稿，首次嚐試了翻譯。2013年，阿特伍德的同胞門羅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兩個女人在臉譜網站上曬出臉貼臉的親密照，之前阿特伍德是呼聲更高的那一個。
如今，我作為一名演說者，已遍訪上海的名校和部分中學，地鐵站內的季風書園還曾舉辦我的攝影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夏天，我到上海參加由交通大學舉辦的中日數論會議，東道主安排我們夜遊黃浦江，出發地剛好是十六鋪碼頭。舊地重遊，我難免觸景生情，發現它已成為水上旅遊中心，同時還兼具公共綠地、商業餐飲和停車庫的功能。
最後，我想說說上海的政治、文化和女性。在1949年以前，因為離開首都南京比較近，加上後者作為首都並不強勢，上海也就成了中國舉足輕重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後來的情形有所改變，甚至連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三聯書店這三家老牌出版機構也被迫遷往北京，財富和巨頭則遷往香港，上海變得溫和、保守和傳統，這種風格也影響到了鄰近的杭州。
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氛圍下，加上缺少美麗的自然風光，上海女性比以往更渴望浪漫和衝動，出現了衛慧、棉棉那樣的前衛作家（更年輕的韓寒和郭敬明也兼有女性氣質），而魯迅或巴金的影響力並沒有完全賦予王安憶。我還注意到近年上海為重塑形象所做的努力，包括舉辦上海國際書展、上海國際電影節和上海國際寫作計劃，卻不幸在2015年元旦前夕，發生了外灘踐踏事故。
八、訣別
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義、昆明和北平度過的那些歲月，那些南來北往的旅途。
——題記
1
1980年春節，我上大學後第一次回家過年，卻懷著一顆沉重的心。頭一年秋天，父親被診斷患了胃癌，做了兩次胃切除手術。他在做化療，整個麵孔蠟黃蠟黃的。我回到黃中時，父親已從醫院回家，我們同住一間臥室。記憶裏的那年春節，沒有鞭炮，沒有電視，也沒有春晚。我還是太小，不甚懂事，不知道如何與父親交談，了解他過去的事情、他的經曆。甚至於我不知道他的生日和出生地，不知道他在遵義、昆明和北平度過的那些歲月，那些南來北往的旅途，而那原本是最好的、也是最後的機會了。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事情是可以事後了解的。比如父親做的化療（chemotherapy），原本我沒有聽說過，不知是怎麼回事。現在知道了，那是化學藥物治療的簡稱，是利用化學藥物阻止癌細胞的浸潤和轉移，直至最終殺滅的一種治療方式，與手術、放療並列為癌症的三大治療手段。而化療這個名稱，是20世紀初由德國猶太醫生保羅·恩利希命名的。之前，大多數藥物由礦物或植物製得。化療的缺點是，在殺滅癌細胞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損傷人體正常的細胞，從而出現藥物的不良反應，臉色變黃隻是其中之一。還有些人會掉頭發，甚至變禿頂，幸好（至少寒假時）父親沒有那樣。
令人欣慰的是，父親並沒有末日來臨的感覺。這或許是因為此前他剛“右派”平反，官複原職的緣故，他甚至寫了一篇回憶西南聯大時期的老師、詩人聞一多的散文《從象牙之塔到十字街頭》。多年以後，此文刊載於清華校友網和《西南聯大校友通訊》（2010）。而我也注意到了，患癌的人多半是因為心情長期壓抑。因此，保持樂觀的心態極其重要。
元宵節前夕，我懷著一顆還算平靜的心，與父親和家人道別，返回了山大。有一種想法減輕了我的心理負擔，既然醫生都同意父親回家，那說明他的病問題不大。開學以後，我也沒有與班上任何同學或老師講。可是，初夏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家書。當我顫巍巍地拆開來，母親（向來以我的稱呼指代親人）以一種平穩的語調敘述，“爸爸已於五月二十五日晚十時去世，追悼會也已在翌日開過，就在黃中操場，他被葬在九峰方山腳下……”
信中母親希望我堅強，不要太難過。她還解釋說，之所以沒有通知我回家奔喪，是因為怕我分心，影響學習。可是無論如何，也不是很理解母親和兄長的決定。好在三周以後，侄兒出世，他因為姍姍來遲，沒有見到爺爺，取名姍姍。多年以後，我在杭州的單身教師宿舍和大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亞，為父親寫過兩首悼亡詩。一首是《回想之翼》，另一首是：
在大海之上
在大海之上有他的身影
海浪傾吐著他的白骨
海風吹奏著安魂曲
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樹
從海底的深處升起
從我的夢中升起
在大海之上，有一棵樹
如同一縷黑亮的頭發
穿越了雲層的頂端
抵達到天庭的前院
2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濟南是古時譚國的屬地，而譚姓恰好是家母的姓氏。那樣的話，我來濟南求學，應是合了天意。譚國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諸侯國，國君與秦始皇一樣姓嬴。西周初年，周武王大封諸侯國，譚國封在今天濟南章丘的龍山鎮。可能是周邊強國林立，東有齊國，南有魯國，西有衛國，北有燕國，譚國國勢一直不盛，後來成為齊國的附庸國。公元前686年，齊國三公子小白因為內亂逃亡路過，譚國國君未予接待，後來小白回國繼位，譚國也未派人前往祝賀。結果被齊國派兵滅了。譚國國君流亡到莒國（今日照市莒縣），國人四散，以國名為姓。
譚姓目前人口不多，大約八百多萬，在百家姓裏排第六十五。曆代譚姓名人裏，我以為夫吾的故事較為傳奇，並以其言行受到後世的傳頌。譚夫吾是戰國時期吳國人，與一位姓張的人交情甚篤，後來絕交了。不久張氏觸犯法律被捕入獄，將處死刑。譚夫吾令隨從將其從獄中救出，當張得知是譚救了性命，就找到他說：“先生您義薄雲天，我一介小人，跟您有天壤之別，因此我開始與您交好，後來又覺得不合適而與您絕交了……如果我今天跟您逃走的話，我會獲得安全，但卻因貪生怕死而改變了自己的意願和行為。這是我不願意做的事。”說完便撞牆死了。
目睹此情此景，譚夫吾悲痛地說：“我要救他性命卻不被接受，有討好的嫌疑；我不明白他高潔的誌向，而自作主張救他出來，這是我的愚魯之處。哎，我這樣愚笨，實在對不起君主，也對不住朋友，我真是太虛偽了！世人將因此而討厭我，至於我自己，是再也沒有顏麵活在這世上了！”說完他也自刎身亡！
母親應該沒聽說過這個故事，甚至可能也沒聽說譚國，除非學曆史的父親告訴她，那樣的話她應該會告訴我。記得早年，母親和四姨都曾跟我說過，外公的爺爺的爺爺是安徽宣城人，後來他到台州黃岩賣宣紙，入贅做了女婿，便留了下來。現在想起來，古時宣城也屬於吳國，語言學裏有“宣吳”一說，指的便是宣城吳語，主要在安徽，江浙也有近五十萬人使用，包括江蘇高淳西部、溧水南部和浙江臨安昌化北部。
或許受這位前輩品格的影響，譚姓人的性格較為倔強。最有代表性的當數清代維新誌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他出生在北京，祖籍湖南瀏陽（據說湘湖譚姓幾乎占了全國一半）。譚嗣同認為，中國要強盛，隻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的政治製度。他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製等變法維新主張。1898年，譚嗣同參加並領導了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捕。同年秋天，他在北京菜市口刑場就義，年僅三十三歲。臨行之前，他在監獄牆壁上題了一首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民國時期，國共雙方都有湖南籍譚姓高級將領。國民黨那邊，最著名的要數譚延闓。他生於杭州（其父時任浙江巡撫），1904年最後一次科舉考試中了進士，與譚嗣同、陳三立（陳寅恪之父）並稱“湖湘三公子”，曾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後來他追隨孫中山，做過國民政府主席、首任行政院長。書法界素有“南譚北於（右任）”之譽，中山陵的巨幅石碑“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兩行金字，還有黃浦軍校的“陸軍軍官學校”均為譚氏手書。
不為人知的是，譚延闓還把校長職位讓給蔣介石，當宋美齡留美回國，孫中山有意將她介紹給譚延闓，也被他以“我不能背了亡妻，討第二個夫人”為由拒絕，轉而把宋介紹給蔣介石。1930年，譚延闓因腦溢血在南京逝世，隨後舉行了國葬，其墓建在中山陵東側。他的女婿陳誠也是上將，曾任行政院長和“副總統”。
而中共方麵，譚震林和譚政都曾輔助毛澤東打江山，立下赫赫戰功。1955年，譚政被授予開國大將，譚震林因為已轉文官，沒有授勳，否則也應在大將之列。還有一位年紀稍輕，叫譚啟龍，是我記事以來浙江第一個省委書記。他不是湖南人，而是鄰接湖南的江西永新人。譚啟龍從紅小鬼做到封疆大吏，一直擔任地方長官，先後主政魯浙青川。1986年春節，鄧小平來到成都，關心譚啟龍退休後的去向，問他是進京、去天堂（杭州），還是留在天府之國？譚啟龍回答說，南方比較潮濕，自己身體不適應，山東的老百姓好，還是回山東吧。七年後，譚啟龍病逝於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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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來，母親熱情好客、樂於助人，同時剛直不阿、勇敢無畏，頗有幾分前麵提及的譚姓前輩的個性。2006年10月2日，她在杭州拱墅區的一家省立醫院過世，其時老人家已在杭州生活了十年多。我們在西溪路的殯儀館送別她，令人遺憾的是，沒有譚家一個親友參加。那時小舅和小姨都不在人世，隻有揚州四姨尚且健在，我打電話告訴她老人家噩耗。四姨沒有啜泣，隻是囑咐我有空再去江都看她。此前母親住院已經大半年，她有了心理準備。
自從離開山大以後，我仍每隔兩三年回一次濟南，最近一次是參加潘師八十周歲生日紀念會。可是，我還沒有去過東郊的譚國故都龍山。想必要等下一次了，這樣的等待是值得的，因為最近我又發現，龍山恰好也是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龍山文化遺址所在。那時快輪製陶技術得到了普遍采用，且有文字見諸陶器。龍山出土的磨光黑陶數量多、質量精，被認為是中國製陶史上的鼎峰之作，因此也被稱作“黑陶文化”，它比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用手捏塑的“紅陶文化”前進了一大步。我曾在黃浦江畔的震旦博物館看到幾件屬於龍山文化的器物，表麵光亮如漆、薄如蛋殼。
說到龍山文化，又必須要提到齊魯大學。這是在1928年的一個春日，二十七歲的齊大助教吳金鼎在曆城龍山鎮（今濟南章丘龍山街道）發現的。他在城子崖台地的斷層上，發掘出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薄胎而帶黑色光澤的陶片，引起了當時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專家們的高度重視。之後，考古學家對城子崖遺址進行多次發掘，取得了一批以精美的磨光黑陶為顯著特征的文化遺存。在吳金鼎的建議下，這一文化遺存被命名為“龍山文化”。
吳金鼎出生在山東安丘，幼年家貧，由外祖母供應上學，考取了齊魯大學。後來又考入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國學研究院，師從李濟先生研究人類學，畢業後回到濟南。發現城子崖遺址以後，他便調任北平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33年獲山東省政府獎學金赴英留學，四年後獲倫敦大學博士學位回國。他先在雲南、四川從事考古發掘和研究，待到抗戰勝利，又回到母校齊魯大學，先後任訓導長、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和圖書館館長等職。1948年，吳金鼎因患胃癌逝世於濟南，年僅四十七歲。
說到齊魯文學院，曾先後聘請老舍、錢穆、顧頡剛等大作家和大學問家，但那是在吳金鼎擔任院長之前。老舍兩次受聘齊魯大學，在濟南待了四年多，其間結婚生子，後來他應聘去了青島的山東大學。1952年，齊魯大學與其他教會學校一樣遭到遣散，但齊大的遺產繼承者山東醫學院與山東大學在新千年又合而為一。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期間教會學校也西遷，齊大和燕京、金陵等曾在成都成立“四川聯大”。錢穆、顧頡剛便是在此期間，被齊大請到成都的。濟南戰役前夕，齊大再度遷散，其中文理學院一度遷往杭州雲棲寺。
不過，我知道齊魯大學純屬意外。那是在高考恢複之初，讀到一部“文革”期間被列為禁書的小說《第二次握手》，作者張揚，當時這部小說仍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書中男女主人翁是齊大學生，他們的戀愛遭男生父親反對，女生遂赴美留學，成為著名的原子物理學專家，男方則成為醫學教授，並與父親故友之女結婚。那位女生回國後，知道愛情的悲劇無可挽回，執意赴邊疆，後為男生夫妻誠意打動，留在了北京。這是我看過的第一部當代愛情小說，受到的觸動堪比《紅樓夢》。
國務院公布首批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這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唯一的一批，共一百八十處，其中古遺址二十六處，列在前五位的均是石器時代的遺址。除了龍山城子崖，還有北京房山周口店、山西臨汾丁村、河南澠池仰韶和西安半坡，而山東另外兩個入選的遺址——臨淄的齊國故城和曲阜的魯國故城分列第九和第十。這些都堅定了我探訪龍山文化遺址的決心，還有河南上蔡的蔡國遺址，它們分別是我母係和父係的根。雖說生命有限，但姓氏的綿延無窮無盡。
九、京城
驅馬出門意，牢落長安心。兩事向誰道，自作秋風吟。
——李賀《京城》
1
1980年夏天來臨，母親寫信給我，讓我暑假別回南方，而去北京小姑家玩。我明白她的心思，一來是讓我去首都增長見識，二來也怕我回家會為父親難過。從未見過麵的姑姑也隨之來信，邀我去北京過暑假。於是我買好了去京城的火車票，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因為父親去世，係裏把我的助學金提升到最高一檔，即每月十七元五角。這樣一來，我基本上不需要家裏資助了。
那個學期最後一門考試的科目是最令我頭痛的普通物理，考完後的第二天早上，我便乘上了去北京的火車。離開濟南站不久，火車在洛口穿越了黃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至於那座德國人設計的橋梁曆史很久以後我才有所了解，它是黃河上的第一座鐵路橋，也是津浦鐵路上最重要的一座橋梁。
在以扒雞聞名的德州之前，火車停靠了一個叫平原的縣城，三國時劉備曾在此做縣令。此平原與電影《平原遊擊隊》和李向陽無關，這則當年家喻戶曉的故事發生在河北保定和石家莊之間。平原縣屬下小鎮恩城在1956年前是同名縣治所在，1877年，美國傳教士明恩溥曾在此建立教會、學校和醫院，他回國後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了一個建議，從此改變了中國。多年以後，我邀請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來浙大演講，我們交談時也提到這件事。
大約七個多小時以後，火車抵達前門的北京站，表姐小民在站台上迎接，她與我同年出生，隻大了我一個來月。姑媽家在廣安門外的灣子，我們搭乘十路車，在牛街換乘六路。小姑很熱情，她比我父親小八歲，中間還有一個小叔。她的性格與父親很不一樣，喜歡嘮叨，且有嚴重的潔癖，我每天都要洗手無數遍。沒辦法，隻有入鄉隨俗了。後來聯想起來，小姑的個性與她當年寫檢舉信，改變自己家庭出身的舉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