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之牆
眼底滄桑
作者：鄭驍鋒
跳岩，湘西特有的涉水方式。視水道寬窄，於河麵夯築若幹岩墩以連通兩岸；石墩之間留有空隙泄水，渡者須依次跳躍而過，故此得名。
如今，沱江跳岩已成為鳳凰著名的景點。在鳳凰的三天，那十五座一字排開的紅砂石岩墩，距離我住所的陽台僅十數米，朝夕可見。然而，直到離開，我才在無意中發現，此行探訪的意象，竟然一開始便已袒露於我的眼底。
最後一眼我才意識到，跳岩那一座座方正的岩墩，橫截於水麵，正如某堵長牆斷續的垛口——
牆與橋，其實本是一物；或通或隔，隻在一念。
初到鳳凰，正值傍晚。兩岸密集如魚鱗的河房，已漸次亮起燈光。這座號稱“最佳豔遇地”的小城，又將迎來一個浪漫的夜晚。
我在南華大橋上俯瞰著沱江。古城在江水裏的倒影，就像一個等待約會的少年，因幸福與激動而渾身微微顫抖。此刻的鳳凰，安祥而美麗，我甚至感覺，還多少有些類似於秦淮河的脂粉氣。不過，我提醒自己，這並不是鳳凰的本相。
更確切說，這已是涅槃重生的鳳凰；曆史上的鳳凰，應該有著另一種底色，隻不過，因為有意無意的淡化或者遺忘，如今已被掩蓋在了燈紅酒綠之下。
就像因旅遊開發而消失的沱江河灘——起碼在目力所及範圍內，我再也找不到一塊真正意義上的河灘。
我的視線並不是隨意的，而是盡量跟蹤著一百多年前，那位日後成為偉大文豪的鳳凰少年。
“我那時已經可以自由出門，一有機會就常常到城頭上去看對河殺頭”，“河灘的屍首總常常躺下四五百”，“每天必殺一百左右”。（《從文自傳》）
沈從文目睹的，是辛亥革命後殘酷的“殺仗”。不過，他也聽說，被處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卻是被扣上了“苗人造反”的罪名。他還提到，由於要殺的人實在太多，連刑官都有些心寒了，居然讓犯人們在湘西香火最盛的白帝天王神像前擲竹筊，由神靈決定生死。
念頭及此，再看沱江，竟已是猩紅如血。
沈從文眼中的河灘，如今已是一間間霓虹閃爍的酒吧，天色漸晚，歌手們靠近話筒撥動了吉他。
跳岩上還有很多遊客嬉鬧。他們不必過於擔心安全，因為岩墩上已經鋪了木板，並加以鐵鏈固定，已是一座真正的橋。
資料上說，未通公路之前，這座跳岩是進出鳳凰城最主要的通道，始建於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這個年份令我敏感，因為我記得，關於那一年，《鳳凰廳誌》曾加以鄭重記敘：
“康熙四十三年，苗人向化，裁去土司，置鳳凰營於廳地。”
“康熙四十三年，裁五寨長官司，移辰沅靖道駐此。”
這兩條記錄說的是同一回事，意指那一年，湘西苗疆改土歸流政策初見成效，鳳凰由此真正成城，列入全國八十九道之一。
“苗疆”一詞究竟始於何時，難以確定——明朝的史料中，“苗疆”二字便已頻頻出現；到了清代，官方文件特指的“苗疆”已有大致範圍，除了湘黔楚交界地區，還包括四川涼山，雲南元江、鎮雄，貴州古州、鎮遠等等；不過，學界一般將湘鄂川黔邊區的武陵山脈中段，視作苗族最重要的聚居地。
清人嚴如熤仔細研究了苗疆的前世今生後，曾繪製過一張《苗疆全圖》。他將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東的區域，都劃入了苗疆。
鳳凰，正是這個南、東、北三麵環水，西麵倚山的所謂苗疆中的一大重鎮。
在沱江上夯築通往鳳凰城的跳岩，無疑是為了便於苗民“向化”。由此可見，跳岩，連同鳳凰城的建造，印證著在湘西，朝廷對苗民實際控製力的加強以及治理方式的正常化。
然而，九十一年之後，卻有數以萬計的苗人，操起弓弩刀矛，躍過跳岩，怒吼著來到了鳳凰緊閉的城門之下。
夜色已濃，在鳳凰北門城牆上看出去，對岸的河房依坡而建，層層遞高，盡頭則是一抹模糊的山林。這使我記起了在一本湘西地方誌上看到的一個細節。那次苗變，曾有很多苗人登上山頭，紛紛拔刀，指著山下的城池，厲聲高呼：
“問你太爺們，我苗子來告狀還要規矩錢八千八百否？”
夜幕下的遠山，隱在燈火不及之處，黝黑而靜謐，似乎還在散發著銷磨未盡的殺氣。
此次苗變，爆發於公元1795年，時值乾隆、嘉慶之交，史稱“乾嘉苗民起義”。起義經過周密策劃，鬆桃、永綏、鳳凰、乾州四廳苗寨同時發難，湘西、黔東北甚至川東南一帶諸苗紛起響應，參與苗民總計在十萬以上，朝野為之大震。乾隆氣急敗壞，先後以心腹大將福康安、和琳掛帥，急調七省十八萬大軍鎮壓。
從醞釀到被撲滅，起義一共堅持了兩年半，雙方都付出了巨大代價。粗略統計，僅被直接屠殺的苗民便超過萬人，被焚毀的苗寨，則在三百座以上；殺戮之慘連清軍統帥都心存不安，福康安便曾上過一封密折，請求朝廷及時收兵，以使苗族“存其種類”，以符“帝德好生”，“苗寨經此番兵燹之後，滿目荊榛，已自民不聊生”。
而在朝廷方麵，戰事波及十三個廳縣，擊斃總兵、參將、遊擊等高中級將領220餘名，連福康安與和琳也相繼病逝軍中；所耗軍費總計不少於白銀兩千萬兩，重創了帝國的元氣，甚至有學者將此役視作清王朝由盛轉衰的節點。
盡管慘烈，但這也是一場缺少懸念的戰爭。實際上，開戰之初，勝負即已判定。且不提裝備與給養的懸殊，整個苗疆的苗民滿打滿算都還不如進剿的官軍人數之眾。隨著戰事日益明朗，有責任心的官員們開始將眼光投向了戰後的焦土。時任湖南巡撫薑晟幕僚的嚴如熤（十多年後他被嘉慶皇帝評定為“天下第一知府”）就是其中一位。
嚴如熤是湖南漵浦人，相比福康安、和琳等北方大員，對苗疆有更深入的了解。通過幕主薑晟，他向朝廷謹慎地遞交了一份《平苗善後事宜議》。
在那份戰後被朝廷奉為治苗圭臬的奏議上，嚴如熤提醒朝廷，重新築起了一道坍塌多年的城牆。
那道城牆有如一條神龍，見首不見尾。它在明代問世，但《明史》、《明實錄》等正史未存任何記錄，隻在幾份湘西地方官的奏議中有過片言隻語的提及；入清之後，各種史籍對其也是語焉不詳，加之遺跡留存極少，幾乎成為了一道隻存在於傳說中的神秘城牆。直到本世紀初，古建築學家羅哲文教授，來鳳凰調研時，經過實地考察，才將這道城牆從史書的幽暗角落重新拉回到現實世界。
據陪同者回憶，麵對那堵城牆時，七十七歲的羅教授激動不已；他認為，這就是他苦苦尋覓了五十多年的“南方長城”的一截遺骨。
來湘西的第二天，我也站在了這截遺骨之前。
出鳳凰古城，西行大約十八公裏處，永興坪村，一處並不很高峻的山腰。
羅哲文教授所稱的“南方長城”，目前已經能夠勾勒出大致輪廓。
這道牆初建於明朝嘉靖年間，最早隻有七十餘裏，萬曆、天啟年間曾兩次大規模擴築，南起鳳凰與銅仁交界的王會營，北至吉首的喜鵲營，全長約190公裏，其中大部分在鳳凰縣境內貫穿而過。
“南方長城”隻是羅哲文之後的說法，曆史上，這道牆更多被稱為“邊牆”，起著分隔“生苗”與“熟苗”的作用：以此牆為界，熟苗隨漢人、土家族人居東南，生苗限居西北，“苗不出境、漢不入峒”。
“生苗”、“熟苗”雲雲，是以統治者的角度，對苗民進行的粗暴劃分。一般來說，以其是否入籍、是否承擔賦稅徭役為標準。被劃歸“生苗”的，大抵被視為不服官府管轄的“化外之民”。如嚴如熤《苗防備覽》雲：“邊牆以外則為生苗，最凶悍；邊牆以內者，間有民村錯居，供賦當差，與內地人民無異，被稱為熟苗。”
朝廷對“生苗”的戒備可以理解。乾嘉苗民起義，並不是惟一。乾隆本《鳳凰廳誌》，曾對湘西苗疆曆史上的“叛”、“寇”事件進行過統計：從東漢到南宋，成氣候的起義有十五次之多；而有明一朝三百來年，小型騷動不算，大規模苗亂就發生了三十多起，故而有苗疆“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之說。
毫無疑問，對於紫禁城，苗疆始終是一枚不知何時爆發的炸彈；更令人頭疼的是，這枚炸彈深埋於腹地，縱然想下痛手，也投鼠忌器。邊牆，正是這種情形下無奈的產物：將潛在的禍害統統趕入深山，關起城門圖個清淨。
根據記載，為了修築這道牆，明政府下了血本，僅萬曆四十三年一次，便耗費白銀四萬有餘——萬曆皇帝的貪財是史上著名的，可在湘西發來申請撥款的報告上，他卻咬牙切齒地蓋上了禦璽。
不過我在永興坪所看到的邊牆，應該與他無關。
因為我看到的是石牆；而根據史料推測，明朝修建的卻基本是土牆。
事實上，萬曆在湘西的大手筆，早就隨著明王朝的傾覆，湮沒在了曆史的雲煙深處：在改朝換代的戰亂中，“寇敵苗叛，土牆踏為平地”（《湖南通誌·關隘》）。
嚴如熤善後報告的核心，就是建議在榛莽叢中，再次豎立起這道已被“踏為平地”的邊牆。
“南方長城”，如今已被開發成了景區。不過，真正屬於遺跡的，隻有一百多米殘牆和一個破敗的碉堡。牆體和碉堡都是當地出產的青石壘砌而成，並未經過細致的打磨，粗礪而斑駁，加之多年風雨侵襲，更顯滄桑之色。
這段邊牆應該是清政府在平定乾嘉苗變之後修築的，具體主持者是嘉慶二年因隨福康安征苗有功而被任命為鳳凰廳同知的傅鼐。傅鼐很推崇嚴如熤的方案，用三年時間重修了邊牆。據他自己的《修邊論》記載：“自三廳由乾州交界之木林坪，至中營所轄之四路口，築圍牆百數十裏。”
盡管隻是重修，但工程難度並不亞於明朝的初建。首先是經驗匱乏，明邊牆“舊址已殘塌，所存廢者，百不一二焉”，缺少參照物；其次是修牆過程始終受到騷擾：“乃招流亡、團丁壯，於要害築碉堡，防苗出沒。苗以死力來攻，且戰且修，閱三年而碉堡成。”（《清史稿·傅鼐傳》）
還需指出的是，邊牆不隻是一道單獨的牆體，而是一個完整而嚴密的軍事防禦係統。明邊牆沿途建有800多座哨台、炮台、碉卡、關門，常態駐有四千到五千的軍隊，最多時還曾增到七千。而傅鼐重修的邊牆，更是大規模修築了配套的軍事工程：於其所轄的三廳（乾州廳、鳳凰廳、永綏廳）境內，總計設立碉堡哨卡汛營等設施一千三百多座——永興坪殘存的邊牆，守護的便是一處占地4000平米、名叫“全石營”的營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