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乾隆批示這些奏折時，已是八十五歲高齡。這位自詡為“十全老人”的太上皇帝，剛剛舉辦完一場盛況空前的“千叟宴”。
令如此一位本該慈眉善目的老人如此大動殺機，可見苗人的叛亂，給紫禁城所帶來的懊惱究竟有多麼嚴重。
直到去世，乾隆也想不明白苗人為何要與他作對——他自以為對苗人已經足夠寬容，做到了盡可能的輕徭薄賦，而且一再申明“永不加賦”，連苗人自己的土司收得都比他的朝廷多：“較土司陋規十不及一，民皆歡欣樂輸。”（《永順縣誌·食貨誌》）。但最終，他也隻能像絕大多數漢人那樣，把苗亂的原因歸結於苗人與生俱來、不可化解的禽獸之性。
苗人為何屢屢叛亂，曆代官員或者學者，常為之莫名其妙。
比如《鳳凰廳誌》所載，從東漢到南宋的十五次大型起義，有明確原因的隻有兩次，僅從書麵資料上看，大多數都是無緣無故的“反叛”或者“寇邊”。
乾嘉苗人起義也是一樣。很多研究者在史料中反複尋覓，最後將這一大事變的起因歸結於所謂的“勾補事件”。乾隆五十二年，有過路漢人在臘爾山生苗區勾補寨被劫錢物牛馬；官府令勾補寨首領石滿宜到官接受調查，石拒絕前往，並籌劃抵抗；官軍因此進剿，用兵一日即將勾補蕩平：“傷斃苗匪四十五名口，生擒首從各犯一百三十餘”，石滿宜被捕，淩遲處死，同黨二十餘人斬首。
以一普通劫案而殺戮這麼多人命，此役官府的手段實在過於毒辣，在苗疆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不過，若要以此為由發動乾嘉起義，似乎有些牽強：勾補事件發生於公元1787年，比苗變足足早了八年。
最直接的否定證據是，起事之初，苗民打出的口號就是：“逐客民，複故地”，而無一字提及勾補、提及石滿宜。
其實不必苦心積慮地從故紙堆中尋找勾補一類的舊怨，“逐客民，複故地”六字，已經足以說明一切。
很多時候，由於現象太明顯、太尋常，往往反而被大多數人忽視。
就像車窗外時不時一閃而過的幾幢看起來很有些年頭、獨立建造的土房。
相當程度上，這應該就是當年苗人大起義最直接的原因。
“逐客民，複故地”，一個“客”字與一個“故”字，點明了改土歸流後，苗民所受到的生存壓力。
客觀說，對於總人口數一直在二十萬以內的苗人，湘西苗疆本來算是比較開闊的，然而，這個疆域卻在不斷縮小。明朝開始，朝廷先是駐軍，繼而開屯，步步為營向苗區推進；同時，為了鞏固苗疆邊防，朝廷還以免租、賜爵等政策鼓勵各地百姓前來各哨所開墾屯田。如此軍隊與漢民交替深入，苗人，尤其是生苗活動的區域日漸萎縮。
我在去臘爾山途中所見到的土房，外觀很像是閩贛一帶的客家建法。閩贛粵之外，湘川也是傳統的客家聚居地，可以推測，堅韌的客家人，也已經把足跡踏進了湘川之間的臘爾山區。當然，“逐客民”的“客”，並不特指客家人，而是泛指一切苗人以外的漢人，甚至包括已經被漢化的土家族人。
農耕時代，“客”的繁衍，勢必建立在原住民，即苗人的清退之上。這個清退過程並不是和平的，而是伴隨著官府的蠻橫驅逐。多年以後，學者魏源反思乾嘉苗變，沉痛指出：“初，永綏廳懸苗巢中，環城外寸地皆苗；不數十年，盡占為民地。獸窮則齧，於是奸苗倡言逐客民複故地，而群寨爭殺百戶響應矣。”
盡管魏源依然以大漢族主義稱苗人為“奸”為“獸”，但他卻點破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客的逼迫下，苗人已經無路可退，如同一群被逼到絕境的野獸。
如果放寬曆史的視線，苗人其實已經退了幾千年。
長期以來，漢人視苗人為蠻族，實際上苗族的開化並不比漢人晚。苗族的族屬淵源和遠古的“九黎”、“三苗”有著密切關係。“九黎”以蚩尤為首領，原本生活在黃河流域，也創造了相當發達的文明，隻是之後炎帝與黃帝部落崛起，九黎落敗，被趕到黃河以南以及長江中下遊一帶；之後重新形成的部落聯盟“三苗”，也被堯舜禹相繼驅逐，再次被迫遷徙。類似的驅逐與遷徙，在之後的幾千年中反複重演，最終，苗民們被驅趕到了湘黔川滇一帶的窮山僻壤。
一部苗族史，可以說就是一部飽含血淚的遷徙史。苗族沒有文字，但他們將祖祖輩輩為了生存而流浪的辛酸編成了歌謠，代代傳唱：
日月向西走，山河向東行，我們的祖先啊，順著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來西方。
西方萬重山，山峰頂著天，好地方就在山那邊，好生活就在山那邊。
可山那邊果真有好生活嗎——
葉菁黑漆漆，老林深慘慘，豹子老虎滿山竄，毒蛇惡蟲到處爬。
但即便是這樣充滿著死亡和黑霧的蠻荒山林，也響起了漢人的槍聲。
懸崖邊緣，苗人的憤怒在沉默中積累著，就像地火在大地深處無聲無息地流動，臘爾山上空雷聲隱隱烏雲密布……
公元1795年，苗疆空氣中的硫磺濃度，終於達到了飽和。
烏巢河，沱江上遊一條以叛逆著稱的河流，如今架起了一座長達241米的大拱橋，大橋的主拱淨跨120米，為世界之最，號稱“天下第一大石橋”。
就像把守密境的最後一道關卡，過了烏巢河大橋，臘爾山鎮就到了。
我來臘爾山是為了趕一場集會，一場苗民為主體的貿易集會。鳳凰城鄉以農曆定集，比如臘爾山鎮逢“七”開集，而今天適逢農曆十七。
我沒有探究臘爾山逢“七”開集的風俗是什麼時候形成的，不過我知道，這個集市對於臘爾山，具有極其特殊的意義。明清兩朝，對於苗漢之間的商業往來，控製得相當嚴格。比如雍正五年，湖廣總督胡敏便三令五申：“苗人至民地貿易請與苗疆邊界之地設立市場，一月以三日為期，相互交易，不得越界出入”，“湖南地方苗人往苗土貿易者，令將所置何物，行予何人，運往何處，預報地方官；該地方官給予印照，注明姓名，知會塘汛，驗照放行，不得夾帶違禁之物。”
對於一個不出產鹽和鐵的地區，貿易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甚至說事關生存也不為過——乾嘉苗變時，便有大臣提議，斷絕苗疆貿易，以困死叛苗；意外的是，這回乾隆卻明確批示：“剿苗”與“民苗貿易”是兩碼事，絕不能混為一談。
或許此時的乾隆已經平息了暴怒，因而重新表現出了政治家的風度；與明朝相比，清朝皇帝的對苗政策，畢竟要高明得多。
平心而論，從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政府一直在探索著治理苗疆的方法。比如，苗漢貿易之外，一項苗漢間的婚姻政策也能看出清廷的努力。雍正五年禁止苗漢通婚，乾隆二十五年鼓勵苗漢通婚，乾隆二十九年重禁苗漢通婚，雖則反複無常，倒也苦心積慮不斷調整。
乾嘉苗變，痛定思痛，清廷終於給出了終極方案。吊詭的是，這個代價慘重的方案，依然還是如前朝那樣築一堵牆。
從明到清，從一堵牆到一堵牆，看似一個輪回，實際上，兩堵牆的功能完全不同：於明而言，築牆單純是為了將生苗攔截在外，而清朝的情況則要複雜得多。
一言以概之，嚴如熤與傅鼐等人設計的邊牆，對苗民與其說是排斥，不如說是保護。嘉慶元年的《苗疆善後章程六條》，第一條就是“苗疆田畝必應厘清界址，毋許漢民侵占，以杜爭競也。”而這個界址，就由邊牆劃定。漢民一共退還了牆外的苗民田地35000餘畝。
當一堵牆，以庇護者的麵目出現時，所有的青石都散發出了溫暖的善意。
應該說，傅鼐本人，也是這道長牆的一部分，甚至是決定這道牆性質的核心。
每塊牆磚的朝向其實已被徹底扭轉：傅鼐治苗期間，告誡官員及兵民以牆為界，不得擅入苗寨，欺淩苗人。
以牆安苗的基礎上，傅鼐“興利除弊，建碉堡千有餘所，屯田十二萬餘畝，收恤難民十餘萬戶，練兵八千人，收繳苗寨兵器四萬餘件；又多方化導，設書院六，義學百。”
從前是“苗子來告狀還要規矩錢八千八百”，如今傅鼐在衙門口掛了一個木匣，“訴者投牒其中，夜出閱之，黎明起視事，剖決立盡。兵民白事，直至榻前。”。
從傅鼐身上，曾經激烈阻擾築牆工程的苗民終於看到了朝廷的誠意：嘉慶四年，連乾州廳與瀘溪縣的苗漢百姓都跑到鳳凰，請求傅鼐幫他們修築屯堡邊牆，並立下契書，將來情願將糧食收成的一半捐出來做軍費。
公元1809年，傅鼐擢升湖南按察使，離任之日，無數苗民跪泣挽留。兩年後，五十四歲的傅鼐卒於任上——他為官清廉，死後夫人竟然常有饑寒之虞。
值得一提的是，傅鼐的兒子其實死於乾嘉苗亂，死於苗人的毒箭。
傅鼐對苗疆十餘年的治理至關重要：不僅完善了邊牆係統，也為繼任者提供了豐富經驗。從嘉慶十年到清王朝覆滅，一百多年間，除一些小摩擦，苗疆再無大的民族衝突。
隨著內外兩側的對立日趨和緩，邊牆的存在逐漸失去了意義……
終於有一天，肆長的野草，蔓過了這道年久失修的長牆。
盜版碟片，衛星天線，絲襪，剃須刀，塑料玩具，紅富士蘋果，公牛插座……
臘爾山鎮的集市，與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並沒有太大不同。
趕集的人們，麵色寧靜，舉動平和，鬥笠背簍苗服的，大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而年輕人，僅憑服飾，已無法分辨哪些屬於苗族，哪些屬於漢族。
看著一張張已經不再具有明顯民族烙印的臉，我忽然想起了一支部隊：抗日戰爭時的筸軍。
這支軍隊因鳳凰的古稱“鎮筸”而得名。由於官兵都是鳳凰籍，常被譏諷為“土蠻悍苗”，待遇差，裝備劣。但麵對入侵的強敵，他們卻以血肉之軀抵擋著一輪輪炮火；而家鄉父老明知每場戰役都會有巨大的犧牲，還是在城門口掛起“筸軍出征，中國不亡”的橫幅，源源不斷地向戰場輸送著鳳凰子弟。
在臘爾山，我的思緒從一道長城，轉向了另一道長城——
這兩堵牆之間，究竟相隔著多少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