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禦敵，邊牆相接百餘裏。每警，哨台舉銃角，婦女、牲畜立歸堡，環數十裏皆戒嚴。（《清史稿·傅鼐傳》）
在坍塌將近一個半世紀之後，嘉慶五年，又有一道愈發堅固的邊牆，將帝國西南腹地的千裏苗疆一分為二。
透過殘牆上的槍眼，我嚐試著以當年守營士兵的視角，觀察牆外所謂的生苗地界，不料卻看到了一片隨風搖曳的綠色——有株倒垂的不知名野藤，用心形的葉片輕輕遮住了曾經發射過無數死亡的古老孔隙。
喟然長歎，走上牆頭撫石遠望。視線所及，仍隻是鬱鬱蔥蔥。
牆裏牆外，原本是同一脈青山。
離開永興坪，我繼續西行。
殘牆雖已不多，但當年傅鼐的布置，依然有跡可循——其實隻需打開一份地圖，便能重新感受當年的壁壘森嚴。
直到今天，湘西一帶很多地名還以關、營、堡、哨、卡，甚至炮台來命名，行走其間，幾乎令人疑惑進入了某處凝固多年的戰場。
全石營西側，又有一座緊鄰的營盤：拉豪。由永興坪到拉豪，步行大約二十分鍾。途中，我想起了嚴如熤在《苗防備覽》中對傅鼐修牆工程的記載：
同知傅鼐練鄉勇團丁，驅逐痞苗，清複一處，即築屯一區，撥丁壯給兵器屯守；於要隘築卡捍擊。
毫無疑問，全石營與拉豪營，當年便是如此以武力推進、次第建成的，而邊牆，也以此形式一截截延伸。
關於“屯”，嚴如熤還有過詳細的描述：
屯製因地製宜，寬數十丈，長十數丈二三丈不等。屯身用毛石砌腳，二三尺加封土磚，二層高四五尺，上築排牆一道，旁開槍眼，備瞭望施放火器之用。約容屯壯丁數十人，牲牛籽種亦儲積期間。
“屯身用毛石砌腳”，在拉豪得到了實物的驗證：盡管營牆早已蕩然無存，但整座營盤，所有屋舍俱以薄青石板疊砌而成，拉豪營盤也因此被稱為“石板寨”。與全石營徹底荒蕪於山野不同，拉豪至今還有居民生活於其中。他們應該是當時守屯兵士或者壯丁的後代，但看上去神情拘謹而恬淡，再也找不出絲毫從前的剽悍。這座曾經戒備森嚴的營盤，已然成為一處尋常而純粹的民居村落。
徜徉營寨時，我忽然發現，修複的營門門額上，篆刻的竟是“樂豪營”三字。這也使我記起了在永興坪全石營曾經見過的一把巨型大刀。那把刀長達八米，重逾三千斤，橫架在營房遺址前的空地上。據說建營之初，守營清軍多有身體不適，懷疑中了苗人蠱毒；守將為防軍心渙散，便依照傳說中關公的青龍偃月刀，鑄此巨刀鎮營，防禦湘西巫術。
關公，漢人最崇拜的武神，一身凝聚了儒家忠勇節義諸多美德；而將“拉豪”轉而寫作“樂豪”，一字之差，意境迥然，將由當地土語音譯而來的地名向一個規範的漢地地名邁進了一大步。
關刀與巫蠱，“樂豪”與“拉豪”，都在提醒我，邊牆，同時也是漢苗兩種文化碰撞對峙之牆。
這種印象在我繼續西行，來到黃絲橋古城後，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
黃絲橋古城位於鳳凰縣城正西24公裏處，古稱渭陽城，始建於唐垂拱年間，至今已有1300多年曆史。
黃絲橋城坐西朝東，總麵積29070平方米，是我國保存最完整的石建古城之一。開有三個城門及大小箭垛300個，牆上的走道寬2.4米，可以跑馬。砌城石料每塊均有一兩噸重，石麵平整，工藝比永興坪的邊牆考究得多。
我所見到的黃絲橋古城，殘破而蕭條，幾乎沒有遊客，與鳳凰相比，尤其顯得寂寞。不過，至少有一千多年間，渭陽城是此處最高級別的城池，而如今紅得發紫的鳳凰城，不過是其轄下的一處軍寨。
在古城城樓，我遇到了一位居住在附近的老人。這位名叫滕樹寶的老先生是古城文化熱忱的整理者，從他那裏，我得知了許多有關古城的信息。比如，現存的古城是嘉慶四年重修的（這個年份符合傅鼐修建邊牆的時間）；之前本是土城；古城西側，原有一條聯通湘黔的官道；黃絲橋本名王氏橋，以訛傳訛才變成了現在的名字。
而他說得最多的，卻是武則天、乾隆兩位皇帝。按照他的說法，武則天在這裏居住了十四年，乾隆則在此見到了自己的生父。為了證明所言確鑿，他告訴我，古城內有一座武則天下令建造的禦花園，紫禁園。
武則天、乾隆與此城的關係，任何一部正史都找不到相關記錄，似乎經不起推敲。不過，我並無意深入考證，真正令我感興趣的是：一座僻遠的苗疆小城，竟然會如此強調與萬裏之外京都的聯係，甚至於將一處名不見經傳的園林不無僭越地命名為“紫禁園”。
依照我的理解，黃絲橋的帝皇傳說，也類似於關刀與“樂豪”，同樣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我暗示，抑或說，是一種文化界樁的夯築——
時刻警醒城牆兩側的人民，不可隨意逾越，更不可忘卻自己的身份。
至於為什麼選中武則天與乾隆，除了這兩位都是古城建造曆史上關鍵年代的英主，我想還有另一個原因：
黃絲橋城形勢特殊，重要性遠遠超過拉豪和永興坪，絕非改一個字，或者鑄造一把想象中的關刀所能鎮壓，隻能由皇帝親自出馬。
“乾嘉苗變，這座城池打了很多惡戰，連福康安都死在了這裏。”輕輕拍打著長滿苔蘚的牆磚，滕樹寶老先生目光悠遠而蒼涼。
與武則天與乾隆的傳說一樣，福康安喪命於黃絲橋同樣史據不足。不過，在整個邊牆係統中，黃絲橋城的意義確實非同一般。如果將整道邊牆比做一條鐵鏈，那麼黃絲橋就是固定這道鐵鏈的幾枚最大鐵釘之一，並且是最前沿的一枚。
190公裏苗疆邊牆，先是徑直北上，再東折，再斜行北上；黃絲橋，坐落於邊牆由北上轉為東折的犄角處，是最西側的據點。從地圖上看，整道邊牆大致呈一條倒弓形的弧線，黃絲橋則是這條弧線南部最堅固的一把鉗子，與其他大小堡壘遙相呼應，共同將西北廣袤的山地攔截在外。
這塊山地，有個與拉豪那樣由苗語音譯而來的名字，臘爾。
在明清地方官的奏折上，臘爾，是一處極其不祥的地名——
就像《西遊記》中十萬天兵天將圍剿的花果山。
元代開始，政府對於苗疆的控製度日益加強。先是設立土司，通過土司治理苗民；時機成熟後，再廢黜土司，代之以正式朝廷官員，即所謂“改土歸流”。入明之後，大部分苗疆都已經在朝廷統治之下，不過，自明中葉開始，直到清初，卻有兩塊區域的苗人，通過長期抗爭，驅逐土司與流官，爭取到了事實上的獨立。
這兩塊脫離政府管轄的區域，一塊是黔東南的雷公山，另一塊便是臘爾山。
臘爾山，位於鳳凰西北，距縣治42.5公裏，是雲貴高原的延伸部分；平均海拔800米左右，主峰海拔則達到1117米。但史書上所稱的臘爾山，並不限於這座山峰，包括的範圍要大得多，方圓至少有一千數百裏，人口數十萬。
臘耳山不僅疆域廣闊，又因其地西通黔貴，北連川鄂，一旦生事，三省苗民群起響應，故在明清數次苗變中，始終是官軍進剿的重中之重。然而由於臘爾山地勢複雜，官府一直很難討到多少便宜——實際上，明朝邊牆的修築，正是朝廷手段用盡之後的無奈之舉。所謂的“南方長城”，抑或“苗疆萬裏牆”，聽起來威風凜凜，可實質隻是朝廷正式放棄對臘爾山地區統治的標誌。
邊牆圈起的，是一個王朝的隱疾：金光閃耀的帝國版圖上，雷公山與臘爾山，就像隱藏在錦繡紋中兩個不易被察覺的黑洞，常年烏雲籠罩虎嘯狼嚎。
如今的臘爾山，已設置為鳳凰轄下的一個集鎮。從縣城到臘爾山鎮，不過三十多公裏，中巴車卻要開一個半小時。
我是從長沙經吉首轉車到鳳凰的，等於從東到西橫穿了大半個湖南。整個車程，感覺隨著越往西行，公路兩旁山便越高，林便越密，尤其是越靠近吉首，穿過的隧道就越多。
這種感覺在從鳳凰到臘爾山鎮的旅途中重現了。盡管全程不再有隧道，但似乎永遠盤旋向上的山路，時刻提醒我，如果說湘西已是湖南的山區，那麼臘爾山無疑是山區中的山區。
途中我打開了地圖，想對照實地，仔細探究一番這塊被視為生苗大本營的神秘山地。圖中的許多地名，頓時如同一支支穿越時空的箭鏃，帶著蠻荒的氣息迎麵射來：豬槽坑、鬼塘、狗腦坪、猴子坨、吃血坳。
我還發現某處河灘被標注為“火燒灘”，而另一處相距不遠的村落，更是赫然被命名為“流血”。
車經山江鎮時，我又看到了“總兵營大道”的路名。
“流血”、“火燒”、“總兵營”。這些至今保留的名稱，無疑承載著某段不堪回首的殘酷殺戮，從側麵印證了我所看過的那些資料：
嘉靖二十八年，臘爾山苗龍許保起義，朝廷發布賞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賞銀五兩，殺一苗人，賞銀三兩。（光緒《永綏廳誌·剿撫》）
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奏報鬆桃苗人造反，乾隆朱批：“可恨之極，必當盡行誅剿方解恨！”
類似的朱批，在當時的戰報上隨處可見：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擒頭坡之戰，“梟獲首級二百餘顆（朱批：快意）遂分兵搜剿，立將騾馬峒、坡腳山及附近之兩岔河、川峒、白果窯、五裏碑等處各大山梁全行奪據，共計焚毀苗寨三百餘戶。（朱批：快極）”
官軍大進之時，清軍將領向朝廷請示對乞降苗人的處置方法：“旋見無數賊苗，長跪石城內高埠處所，喊稱情願投降，懇求饒命。其中老幼男女，俱俯伏叩頭，痛哭呼號……”乾隆批示：“此等苗眾，曾經肆虐，究防其中懷叵測。現因大軍到彼，畏懼乞降，及窺見我軍虛實，或又反側生心”，故“不準苗眾投降甚為得當。”據此，兵鋒所到苗寨，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是否投降，一概殲滅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