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翼部很大，製膠、層板加工，製造的機翼，好了後就需要進行外麵蒙布，機翼、主翼、副翼，飛機機身等多處均要蒙布、油漆多次，這些工作都是由汪企遠主要負責的，漆好之後水也不怕了。汪企遠後來參加了兩航起義，以後在北京民航總局任主任工程師。
（朱老一邊說的時候，一邊用筆在紙上畫了一張當年工廠的平麵圖，一一標出這是什麼什麼車間。）
我的中國師傅們的工資一百多元，我剛進去的時候24元，以後漲到40元，那時這樣的工資水平算很高了。
開始飛機是鋼木結構的，翅膀是用木頭做的，你們電影中看到的被炮打中飛機就要著火，主要燒的是木頭做的部件，以後全金屬鋁製結構就沒有使用木材了。
當時我們生產的飛機是教練機，有道格拉斯，組裝的是霍克3，是起落架能夠收起來的，之前是收不起來的。當時我們中杭廠，修理並組裝了弗利特、道格裏斯、霍克2、霍克3、伏爾梯、雪萊克、諾斯羅普等飛機，霍克為主戰的阡擊驅逐機，諾斯羅普為全金屬的轟炸機，這兩個機型比較成熟。
還聽說在江西南昌青雲埔機場有一個意大利支援的飛機製造廠，生產菲亞特飛機，但為數不多，後來就消息全無了。
（朱老在說到飛機的名字時用的都是英語，有幾種飛機的型號我也聽不清楚。）
我那個時候一進去也是什麼都要做的，學幾年滿師？那時沒這個規定的，會做了就好的，沒有這個學徒滿不滿師的問題，一旦會做就馬上上手。我以前在鐵路工廠裏學過鉗工， 這個到了中杭廠裏還是有用的。飛機機身主要是鋼管的，鋼管要經過吹沙，清除內部鏽跡，然後進行防鏽處理，再由機身部門進行焊接。鋁製飛機使用的鉚釘也要熱處理，機身、機翼上打好後的鉚釘每顆都要做測試氣密性檢查，如有漏氣的要更換直徑加大，統計後要通知生產準備科的主管王成龍安排生產加大的鉚釘，少了一顆都不行，這些一開始都是我們學徒做的。一般是每天一上班，就由領班跟我們一講，全天的工作量如果下班時間到了，工作還未做完就要開加班單，然後說要請哪些師傅來加班，要開加班票。
那時我們的管理機構是在樓上的，包括廠長和監理，監理的名字叫王助，這個人是波音公司開廠時的總工程師，前些年胡錦濤去波音公司參觀時，美方還特別介紹的，他就是我們中方的監理，今天可能就叫中方的CEO。當時一般是一個部門一個美國人，大概有十多個美國人。
三、我第一次領工資時就流眼淚了
那時除工作外，其他一切自理，生活上美國人都是不管的，這也鍛煉了我自立的習慣，從工廠到梅花碑的家裏也不算太遠，每個星期六才回家一趟，星期一早晨就去工廠，第一次領工資是24元，那個激動啊，我記得我還暗自流過眼淚的，除了交6元夥食費和洗衣服等衛生費，我自己留2元，其餘都交給母親，以盡人子之孝。
美方人員都住在工廠邊不遠處的一棟棟小洋樓裏，我們有時被邀請去玩，他們家裏什麼地方都可去，就是不可入臥室。老師有個兒子和我差不多大，我們在一起玩耍有時還打架，老師一旁看到亦不予理會，我和老師在一起總有一個感覺，如果我的學習趕不上，我就感覺對不起我的美國老師，而我的老師他好像也會有自責感，這就印證了中國的那句古話：學不嚴，師之惰，我感到為人沒有自律之心那什麼事都會做不好。我們中方工人的宿舍均是一間間的平房，邊上是沒有圍牆的農村，門是不鎖的，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偷盜之事，工人5-6人一間房，練習生2人一間房間以便於學習。中杭廠的工人當時可謂是集中了滬杭一帶的能工巧匠，我前麵講到的，如我們機翼部的徐福林、竺興富是模型工之最。另有一個人稱為弱電王的黃福生，他住在老省議會邊上老的狀元府內，他們的工資都達到一百多元。我們練習生的學曆一般為初中和高中生，其中如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民航總局工作的主任工程師汪企遠、廣州民航局的主任工程師吳敬誠、南昌民航局的副局長魏應鵬，還有沈陽量具刃具廠廠長路茂榮等。
我們一般下班後吃過飯就回宿舍了，因為白天學習的東西要理解和消化，還要學習英文，總的來說是時間不夠用，所以沒有多餘時間幹點其他文體活動了。我本人在這時期也養成了良好的自學習慣，這個習慣一直伴隨我至今，通過不斷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的學習，我也曾經取得了一些成績。
（說著朱老讓女兒拿出了一些榮譽證書等，其中有立功手冊，還有南京航空工業專科學校等頒發的聘書，這個學校就是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前身。朱老惋惜地說，還有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銷毀了。）
當時我們的一天三餐都是包給邊上的農民的，吃得也都很好，紅燒蹄髈、鯽魚裏麵嵌肉，還有一個時鮮的蔬菜，衛生包括洗衣服是包給農婦的，吃飯和衛生費加起來就是一個月6塊錢，已經很好了。當時貨幣流通是銀元，角子主要是銅板，一個銀元可換10個銀角子或60-70個銅板，當時一個家庭的保姆也就是5-6元，一般職員的工資如能達到20元就很不錯了。
那時候的生活是很單純的，就是工作和學習，特別是抗戰爆發前，我們飛機製造廠和中央航空學校是共用一個機場的，但因為是兩個係統，平時沒有來往，沒有太多工作上的關係，層次也不一樣，我們中杭廠就好比是美國人租用了一個場地在此經營一樣。
他們航校的俱樂部什麼的我也沒有去過，包括你說的筧橋鎮上我也沒有去過，兩年多裏沒有去過，而西湖邊是太熟悉了。
這個廠給我最大的印象是，美國投入了相當的人力物力及財力把工廠管理得很好，為中國訓練培養了飛機製造的從業人員，使我們認識了解了先進的工業水平，為中國的民航和空軍的發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中杭廠是響當當的，當時杭州人民很是優待我們，比如去電影院及戲院隻要說聲是中杭廠的就免票放行。
四、八一四空戰那天的情況
接下去我給你說說八一四空戰那天的情況吧。
1937年8月14日那天工廠正常上班，一點預感都沒有，前一天上海8·13抗戰的消息還沒有傳到筧橋，我們幾個員工正在推一架準備試飛的飛機到飛機廠棚外，我們像平時見到航校飛機飛行一樣，但今天航校起飛的飛機好像多一些，起先我們也沒有特別介意，但這時又見到幾架雙發動機的飛機向機場飛來，忽聽天空機槍響了起來，即刻聽到炸彈聲，機場邊上的油庫又燃起了大火。這時看到很多飛機在天空亂飛，在機場不遠處叫做半山地區的上空都是平飛的相互開槍，即刻見到有兩架著火的飛機冒著火向下墜落，不久天空中飛機就少了，天空都沒有空戰了。當時航校有一個備用機場在附近的喬司鎮，那裏是否有空戰擊落飛機等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兩架墜落的飛機就是半山的這兩架，以後才知道被打下的是日本飛機，到傍晚之後我離開工廠，也沒再見到有空戰。
當時工廠大門上班時間是鎖上的，門衛因突發的事情失魂落魄無法開門了，那天見炸彈落下，工廠瞬間也亂套了，員工蜂擁衝向廠大門，可是無法出去，此時美國總工程師阿諾德駕駛著他的轎車衝開工廠大門，員工這才散去，工廠也就停工了。晚上我就回到梅花碑的家裏。
對了，當時筧橋機場除了航校和飛機製造廠之外，在我們廠不遠處還有一個防空學校，是發空襲警報的一個訓練班性質，我在廠邊小店經常看到他們買東西，這些人員也是層次不齊，當時提倡全民防空，才會有這個學校的。
（注：朱老說的是短期培訓班的情況，其實這個學校的專業還有高射炮隊，學製一年，招收高射炮部隊的軍官，其他還有軍士訓練隊，學製半年；人民防空研究班，學製三個月等，像一些短訓班時間就更短一些了。後來這個學校遷至南京，後又遷到貴陽，抗戰勝利後遷往北平，1949年初遷往台灣花蓮。該校從創辦到1949年初，一共培訓學員有2萬多人。）
五、我被派到南京去修飛機
不久我舅舅也回來了，說工廠不能去了，要等上級決定。再過了一些時間得到廠裏的通知，讓我去廠裏在西湖邊的臨時辦公室人事科登記，到了1937年9月初人事科通知我們，要派8個人去南京空軍第一飛機修理廠處理作戰中損壞待修理及組裝霍克飛機，一開始是屬於出差性質，8個人我是領隊，隊友有黃生鬆、金阿團、景庚芳、陳書苗等。
這時我又回到筧橋廠拿我們自己工具箱裏的物品和書籍，領取路費和介紹信，當時中杭廠租了一部汽車送我們去南京，走的路線好像是要過嘉興等地方，路上一路亂哄哄的。南京大校場飛機場裏的第一飛機修理廠在機場的4號篷廠內，這個過程是1937年的9月到12月，一直到南京撤退。
當時辦事跑腿什麼的都是我去。在南京的時候，我和景庚芳睡在一個房間，景庚芳是做木工的。
在大校場，別的飛機沒怎麼修，都是霍克。我們白天在機場工作，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白天就跑到高橋門去躲警報，晚上我們就躲到禦道街午朝門中間的門洞去睡覺。現在還可以看到中間門洞的牆上兩邊鑿有小的方形孔，那都是當年支撐木板睡覺用的。那個時候的汽車是稀少的，修理廠有一輛福特牌的轎車，這是用5加侖的方桶汽油的，這車就專門運送我們這些修理工的。
第一修理廠的廠長是陳鴻漢，是陳璧君的哥哥，是汪精衛的大舅子。那個時候他好像不穿軍裝，西裝筆挺的。他講話是這個樣子的：“張And李，你們去幹什麼”，他講“And”，是這樣的。他對我們講這是請我們中杭廠支援，把可以簡單修理的霍克飛機先修好，要大修的、拚裝的趕快分解拆卸等待處理。那個時候，我們等於是霍克3的4S店，一方麵是修和拚裝，一方麵有點收拾破爛的意思。
那個廠子人很多，哪裏人都有。有來自張學良的東北空軍，有來自廣東陳濟棠的空軍，還有四川來的，都集中在南京第一修理廠。那個時候，廠裏有六十多歲的機械士，一等一級，拿120塊錢一個月。我那時一個月也拿到40塊工資了。
那個時候空軍的基地和我們修理廠都是日本飛機轟炸的主要目標，我們除了修理和拚裝之外，最主要的就是要躲日本飛機的轟炸。當時我母親還住在杭州，平時我還可以跟母親寫信聯係。後來我母親也到了南京，她跟我是相依為命的。
後來戰事越來越緊了。到了1937年12月份，南京第一飛機修理廠往湖南衡陽轉移撤退，搬遷時已是人心惶惶，廠方緊急動員能搬動的機床設備和待修的飛機及資料等等，連同員工家屬老少、生活用品統統向急忙調來的幾十個火車車廂裝，大人哭，小孩叫，天又冷，我們跟著第一修理廠從浦口站上車，火車上麵都蓋著油布，吃喝拉撒都在車上，我們8人坐的車廂還算好一些。當時是敞篷的火車，上麵蒙上布，底下是機器零件，霍克的機翼、機身，連人帶鋪蓋，經過徐州、鄭州、武漢，一路遷到衡陽。
到了武漢時我們中杭廠已經在漢口江岸火車站不遠處的一家工廠開工了，據說這個廠址戰前是日本人的紗廠，以後中杭廠又從漢口搬到壘允（現寫成“雷允”），壘允在中緬邊境的瑞麗，也就是搬到最邊上了，我沒有去過壘允，後來壘允廠給日本人炸過，日軍侵占緬甸時我聽說我們也有自行炸毀的，一切全部都炸掉了。中杭廠的人員有的轉往空軍，有的轉到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還有其他大型工業企業。
六、我們一起研究如何向日本人道投彈
前麵說了當時中杭廠已經搬到漢口江岸火車站邊上的一家原日本紗廠的廠房內開工修飛機了。我們火車在武漢停了一段時間，我去了礄口的中杭廠辦事處，廠裏沒去。在辦事處見到我的師傅LECKELL，他叫我回廠裏去，但空軍不肯放，我還是跟著去了衡陽。這時候我還算是中杭廠的人，中杭廠把我借給人家用。
在衡陽我們趕修了許多霍克飛機。這期間由廣州運來許多大木箱，裝的是兩架美國生產的馬丁飛機，機身是藍色的，機翼是黃色的。我們組七八個人趕裝了這兩架飛機。裝馬丁的時間好像是天氣熱的時候。就是徐煥升他們飛的馬丁，他曾經遠飛日本去投傳單，當時是很轟動的，是講我們中國空軍也可以飛到你日本上空，但我們不投炸彈，我們投人道的宣傳單，所以他這個又叫人道遠征。說到投傳單還真是一件非常複雜的過程，當時第一修理廠的股長李雲岩同我們一起研究，如果投放比炸彈輕的紙張，投彈艙如何處理該怎麼改裝，炸彈重量大，自由落體，一按電鈕，炸彈就脫鉤下落，自動飛去炸彈的保險部分即可轟炸。紙張輕打開艙門投放，氣流向彈艙倒灌就會飛得到處都是紙張，如果吸到發動機的汽化器內發動機不是就要滅火了嗎？李股長也感到很棘手，當時一廠領導向空軍主管部門提出了這個問題，研究了很久，我們提出了一個方案，即這種裝傳單的麻包，口部應當有一個像炸彈引芯這樣的裝置，在麻包離開彈艙投落一段時間以後才自動全部打開麻包，而且在麻包的前部還要裝置重物，以免缺少重量氣流倒灌投不出去。之後在報紙上見到了向日本投放傳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