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之夜，魯迅於上海的風雨，啼哭，歌笑聲中記。
《文藝政策》
後記
這一部書，是用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所輯譯的本子為底本，從前年（一九二八年）五月間開手翻譯，陸續登在月刊《奔流》上麵的。在那第一本的《編校後記》上，曾經寫著下文那樣的一些話——
“俄國的關於文藝的爭執，曾有《蘇俄的文藝論戰》介紹過，這裏的《蘇俄的文藝政策》，實在可以看作那一部書的續編。如果看過前一書，則看起這篇來便更為明了。序文上雖說立場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約減起來，也不過兩派。即對於階級文藝，一派偏重文藝，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階級，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布哈林們自然也主張支持無產階級作家的，但又以為最要緊的是要有創作。發言的人們之中，好幾個是委員，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萊夫，托羅茲基，盧那卡爾斯基等；也有‘鍛冶廠’一派，如普列忒內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圖》的人們，如瓦進，烈烈威支，阿衛巴赫，羅陀夫，培賽勉斯基等，譯載在《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一篇《文學與藝術》後麵，都有署名在那裏。
“‘那巴斯圖’派的攻擊，幾乎集中於一個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編輯者。對於他所作的《作為生活認識的藝術》，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為生活組織的藝術》，引用布哈林的定義，以藝術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並指摘瓦浪斯基的藝術論，乃是超階級底的。這意思在評議會的論爭上也可見。但到後來，藏原惟人在《現代俄羅斯的批評文學》中說，他們兩人之間的立場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認了藝術的階級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擊也較先前稍為和緩了。現在是托羅茲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約也退職，狀況也許又很不同了罷。
“從這記錄中，可以看見在勞動階級文學的大本營的俄國的文學的理論和實際，於現在的中國，恐怕是不為無益的；其中有幾個空字，是原譯本如此，因無別國譯本，不敢妄補，倘有備有原書，通函見教或指正其錯誤的，必當隨時補正。”
但直到現在，首尾三年，終於未曾得到一封這樣的信劄，所以其中的缺憾，還是和先前一模一樣。反之，對於譯者本身的笑罵卻頗不少的，至今未絕。我曾在《“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中提到一點大略，登在《萌芽》第三本上，現在就摘抄幾段在下麵——
“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於是我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裏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麵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較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髒裏去的‘報複’。……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鄭伯奇先生……便在所編的《文藝生活》上，笑我的翻譯這書，是不甘沒落，而可惜被別人著了先鞭。翻一本書便會浮起，做革命文學家真太容易了，我並不這樣想。有一種小報，則說我的譯《藝術論》是‘投降’。
是的，投降的事，為世上所常有，但其時成仿吾元帥早已爬出日本的溫泉，住進巴黎的旅館，在這裏又向誰輸誠呢。今年，諡法又兩樣了，……說是‘方向轉換’。我看見日本的有些雜誌中，曾將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覺派片岡鐵兵上，算是一個好名詞。其實，這些紛紜之談，也還是日看名目，連想也不肯一想的老病。譯一本關於無產階級文學的書，是不足以證明方向的，倘有曲譯，倒反足以為害。我的譯書，就也要獻給這些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是有不貪‘爽快’，耐苦來研究這種理論的義務的。
“但我自信並無故意的曲譯，打著我所不佩服的批評家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一笑，打著我自己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有所增減，這也是始終‘硬譯’的一個原因。自然，世間總會有較好的翻譯者，能夠譯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時我的譯本當然就被淘汰，我就隻要來填這從‘無有’到‘較好’的空間罷了。”
因為至今還沒有更新的譯本出現，所以我仍然整理舊稿，印成書籍模樣，想延續他多少時候的生存。但較之初稿，自信是更少缺點了。第一，雪峰當編定時，曾給我對比原譯，訂正了幾個錯誤；第二，他又將所譯岡澤秀虎的《以理論為中心的俄國無產階級文學發達史》附在卷末，並將有些字麵改從我的譯例，使總覽之後，於這《文藝政策》的來源去脈，更得分明。這兩點，至少是值得特行聲敘的。
一九三○年四月十二之夜，魯迅記於滬北小閣。
三 序言與後記（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