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譯本看來，盧那卡爾斯基的論說就已經很夠明白，痛快了。但因為譯者的能力不夠和中國文本來的缺點，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倘將仂句拆下來呢，又失了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在我，是除了還是這樣的硬譯之外，隻有‘束手’這一條路——就是所謂‘沒有出路’——了，所餘的惟一的希望，隻在讀者還肯硬著頭皮看下去而已。”
約略同時，韋素園君的從原文直接譯出的這一篇，也在《未名》半月刊二卷二期上發表了。他多年臥在病床上還翻譯這樣費力的論文，實在給我不少的鼓勵和感激。至於譯文，有時晦澀也不下於我，但多幾句，精確之處自然也更多，我現在未曾據以改定這譯本，有心的讀者，可以自去參看的。
第三篇就是上文所提起的一九二四年在墨斯科的講演，據金田常三郎的日譯本重譯的，曾分載去年《奔流》的七，八兩本上。原本並無種種小題目，是譯者所加，意在使讀者易於省覽，現在仍然襲而不改。還有一篇短序，於這兩種世界觀的差異和衝突，說得很簡明，也節譯一點在這裏——
“流成現代世界人類的思想圈的對蹠底二大潮流，一是唯物底思想，一是唯心底思想。這兩個代表底思想，其間又夾雜著從這兩種思想抽芽，而變形了的思想，常常相克，以形成現代人類的思想生活。
“盧那卡爾斯基要表現這兩種代表底觀念形態，便將前者的非有產者底唯物主義，稱為馬克斯主義，後者的非有產者底精神主義，稱為托爾斯泰主義。
“在俄國的托爾斯泰主義，當無產者獨裁的今日，在農民和智識階級之間，也還有強固的思想底根底的。……
這於無產者的馬克斯主義底國家統製上，非常不便。所以在勞農俄國人民教化的高位的盧那卡爾斯基，為拂拭在俄國的多數主義的思想底障礙石的托爾斯泰主義起見，作這一場演說，正是當然的事。
“然而盧那卡爾斯基並不以托爾斯泰主義為完全的正麵之敵。這是因為托爾斯泰主義在否定資本主義，高唱同胞主義，主張人類平等之點，可以成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緣故。那麼，在也可以看作這演說的戲曲化的《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裏，作者雖在揶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主義的化身吉訶德老爺，卻決不懷著惡意的。作者以可憐的人道主義的俠客堂·吉訶德為革命的魔障，然而並不想殺了他來祭革命的軍旗。我們在這裏，能夠看見盧那卡爾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寬大。”
第四和第五兩篇，都從茂森唯士的《新藝術論》譯出，原文收在一九二四年墨斯科出版的《藝術與革命》中。兩篇係合三回的演說而成，僅見後者的上半注雲“一九一九年末作”，其餘未詳年代，但看其語氣，當也在十月革命後不久，艱難困苦之時。其中於藝術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階級社會裏之不能不暫有禁約，尤其是於俄國那時藝術的衰微的情形，指導者的保存，啟發，鼓吹的勞作，說得十分簡明切要。那思慮之深遠，甚至於還因為經濟，而顧及保全農民所特有的作風。這對於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義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時大叫“打發他們去”的“革命文學家”，實在是一帖喝得會出汗的苦口的良藥。但他對於俄國文藝的主張，又因為時地究有不同，所以中國的托名要存古而實以自保的保守者，是又不能引為口實的。
末一篇是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的很新的文章，同年九月，日本藏原惟人譯載在《戰旗》裏，今即據以重譯。原譯者按語中有雲：“這是作者顯示了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的基準的重要的論文。我們將蘇聯和日本的社會底發展階段之不同，放在念頭上之後，能夠從這裏學得非常之多的物事。我希望關心於文藝運動的同人，從這論文中攝取得進向正當的解決的許多的啟發。”這是也可以移贈中國的讀者們的。還有，我們也曾有過以馬克斯主義文藝批評自命的批評家了，但在所寫的判決書中，同時也一並告發了自己。這一篇提要，即可以據以批評近來中國之所謂同種的“批評”。必須更有真切的批評，這才有真的新文藝和新批評的產生的希望。
本書的內容和出處，就如上文所言。雖然不過是一些雜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許也能夠由此推見若幹花果枝柯之所由發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貫通，是仍須致力於社會科學這大源泉的，因為千萬言的論文，總不外乎深通學說，而且明白了全世界曆來的藝術史之後，應環境之情勢，回環曲折地演了出來的支流。
六篇中，有兩篇半曾在期刊上發表，其餘都是新譯的。
我以為最要緊的尤其是末一篇，凡要略知新的批評者，都非細看不可。可惜譯成一看，還是很艱澀，這在我的力量上，真是無可如何。原譯文上也頗有錯字，能知道的都已改正，此外則隻能承襲，因為一人之力，察不出來。但仍希望讀者倘有發見時，加以指摘，給我將來還有改正的機會。
至於我的譯文，則因為匆忙和疏忽，加以體力不濟，謬誤和遺漏之處也頗多。這首先要感謝雪峰君，他於校勘時，先就給我改正了不少的脫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