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從曆史的眼光來看，留學生群體曾是整個國家高級人才的重要來源。在今天，我們更應該以此定位這個群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為了吸引海歸人員，出台了不少政策，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留學生群體是非常重視的，留學生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顯著的。但是，相對於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的需要而言，相對於日益龐大的留學回國人員而言，各級政府對留學生重視和任用的力度還需要加強，有關措施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出國留學，可以是一種自發的“市場行為”，但高端人才的培育和使用，必須要有高遠、縝密的戰略規劃。國家應更加重視留學生問題，更合理、科學、配套地製定留學生政策，更進一步加強對留學生的派出、教育、管理、培養、宣傳和使用，使之盡可能多地返回祖國，並在再次認識國情的基礎上，把自己所學到的豐富的中西文化知識，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轉化為建設祖國的智慧。
從曆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留學生群體之願望和作為，已影響了20世紀中國的社會發展。可以預見，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留學生群體也將對未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現代化走向，影響中國夢實現的進程。這絕不是嘩眾取寵，故作驚人之語。原因很簡單：要治理和建設中國這樣一個具有5000年文明曆史和13億以上人口的國家，必須有一個為人民大眾真正從心底擁戴的、具有現代知識結構的、不斷發展和壯大的精英團體。這不僅需要掌握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了解中國的曆史和現實，而且還要掌握世界上能反映或代表人類先進水平的思想和文化，甚至還要從以往批判的思想體係中擇取其有益部分，轉益多師，並從宏觀上了解世界大勢，從而立足於中國的現實，認真總結中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在未來世界的格局中規劃中國的走向，引領中國人民營造輝煌。而這，中西合璧的留學生群體無疑具有更多、更合理的客觀條件。
還有愛國問題。中國的留學運動出現於國破山河碎的鴉片戰爭以後，是中國人不甘亡國滅種而走向世界以圖自強的一種愛國運動，一部中國留學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史。想當初中國留學運動的奠基人容閎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就立下了如此宏願：“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在馬尾海戰與甲午海戰中，回國的留美幼童和福建船政學堂留英學習海軍業務的海軍軍官，勇敢地站在反對外來侵略的第一線，以血肉之軀譜寫了愛國主義的悲歌壯曲。其後，在辛亥革命前多次的反清武裝起義中，留學生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獻身於推翻帝製、創立共和的愛國行動中，秋瑾、陳天華、鄒容、林覺民等留學生烈士都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壯烈，長存於天地間。在漫長、艱難的抗日戰爭中，在日本學習的中國學生，不惜放棄學業，投身於反對日本侵華的鬥爭中；朱德、劉伯承、鄧小平、葉劍英、聶榮臻、葉挺、陳毅等留學生出身的愛國將領領導八路軍新四軍，轉戰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其中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喋血太行山。因此，在中國留學史上，雖然也有一些民族敗類，但絲毫無損於留學生群體愛國主義的主流和光輝。在上世紀90年代，筆者曾拜訪著名經濟史家、曾任中央財經學院（現中央財經大學）副院長的陳岱孫老人。當我問他他們這代人為什麼都回國、那麼愛國時，陳岱孫老人激動得從沙發上站起來：“這個問題不需要問，我們是中國人，出去學習就是為了國家，為了不被別人欺負，學完回國不是應該的嗎？”像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當然，任人宰割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為救亡圖存而出國學習的現實已經不複存在，但是，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樹立為中華崛起而出國學習的信念依然是必要的，最好還是回國貢獻，即使留在國外，也要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為中國的民間外交作貢獻。2014年12月5日，筆者在參加珠海留學生創業節期間，曾與留美幼童的後裔們有過一次座談，當筆者講到當今留學生要學習先輩們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傳統時，留美幼童的後代們都激動起來，詹天佑建造京張鐵路的主要助手、留美幼童方伯梁之孫方新陽還哭了；留美幼童鄺榮光之孫、年近80的鄺征祥抑製不住內心的激動，大聲呼籲政府要重視對出國留學人員的愛國主義影響。因此，弘揚留學生先輩們的愛國主義傳統，應該提到派遣留學生出國的議事日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