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留學的價值
留學大時代
作者：趙惠霞 周棉
大江東去，浪淘盡多少風流人物；
滄海桑田，又留下多少留學輝煌！
1978-2013年，中國總計送出了300多萬留學生，其中超過90%是自費留學生。這個數字比世界上一些國家的人口還要多得多！
概言之，從1872年中國首批幼童赴美留學以來，中國的留學大潮潮起潮落已波及3個世紀，跨越140個春夏秋冬。在此期間，世界和中國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留學大潮也時伏時起，但波濤洶湧始終不息；而且從1978年開始，聲勢愈來愈大，潮頭愈來愈猛，美國著名曆史學家、漢學家費正清曾稱清末中國的出國潮為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出國運動，而這一次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留學運動，其數量、規模、時間和影響更是以往任何一次留學運動所不能比擬的。
新時期以來，留學生派出與回國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問題。
首先，是文科留學生的數量偏少，專業方向存在偏頗，不利於改革開放的全麵推進。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在清末就已經存在，凡是公派的，基本上都是學習理工科。新中國成立以後，派出的留學生，除了少數學習外國語言的，全部是學習理工科。新時期以來派到國外學習的，大部分也是自然科學專業，隻有很少一部分是學習語言等文科專業，特別是學習政治學、社會學和法學專業的更少。應該肯定，大量派遣學生出國學習理工科專業，在以往相當長的曆史時期是必要的，而且，這些留學生為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為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現在，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雖然還有差距，但是這種差距既不同於晚清，也不同於民國，也不同於新中國成立以後到改革開放以後的80年代、90年代。當今，中國科技人才的數量明顯增加，中國的科技水平也在前所未有地提高。而相比之下，中國人文學科和哲學社會學科的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則在擴大。這不僅表現於中國文科專業留學生人才的數量明顯不足，也表現於實際水平差距的擴大，而且這種水平的差距並不簡單地製約了人文學科和哲學社會學科的發展。從宏觀講，還製約了國家整體發展的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出現了一些不平衡和曲折，當然是有多種原因所決定，但是，與我們哲學社會科學水平、人文學科水平的不高及其相關人才的缺乏，也應該有一定的關係。任何一件事情的主體都是人，人才缺乏力量必然弱小，聲音必然不夠洪亮。改革開放是一個巨大的涉及全社會的係統工程，要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改變目前某些方麵不平衡的狀況，縮小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與世界先進水平的限製，適當增加派遣哲學社會科學專業的青年出國留學，應該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海歸的呼聲和影響力仍需要。應該說，百年留學潮，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曆史上的很多海歸人士，不僅是中國各個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大量分布於文教衛生科技等領域，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成為各個曆史時期的政要，影響了國家的決策和社會團體的發展。如今，海歸基本上供職於高校科研院所，或者自主創業，進入政府部門的人數雖然在不斷增加，但能夠起到決策性作用的較少。
從曆史上看，作為一個特殊的學貫中西的知識分子群體，留學生既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又促進了西學東漸，成為推動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和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力量。例如，早期留學生中的很多人成為我們驚歎不已的風雲人物和耀眼的明星，孫中山、黃興等留學生創建同盟會，推翻清王朝，創建共和；周恩來、鄧小平等留學生通過勤工儉學，成為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這些大家已經人所共知。章鴻釗、丁文江、翁文灝等能成為中國地學的奠基人；薑立夫、胡明複、陳建功、蘇步青等能成為中國現代數學的奠基人等，固然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與他們通過出國學習，掌握了相關的學科知識也有關。從另一方麵看，現代史上海歸的發展確實比較快：唐紹儀從哥倫比亞大學回國到任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任內閣國務總理，可以說一路風雲直上；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博士論文還沒有答辯，就接到北京政府的急電：任總統府英文秘書；王世傑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回國，8年後就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後來又任教育部部長；李四光1918年獲英國伯明翰大學碩士學位，1920年任北大教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相比較而言，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有海歸進入省部級領導層，但人數比例較少。雖然海歸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任職相當普遍，但其發展速度也比較慢。今天，全國上下都在為實現中國夢而大展才華，借鑒曆史的經驗，發揮海歸的多方麵才能，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時代的必然，不能僅僅把海歸作為科技和教育等純技術和業務等專業技術人員來看待，從哪個角度看，我們都不能低估當代留學生群體這個巨大的人才庫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