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感到幸福的是，當今的中國年輕人和美國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差距，甚至比他們更勤奮。我們要做的，就是保持一顆平和的心，保持對知識的熱愛以及對真理和美的追求。
在美國看多了各種媒體對中國時事的看法，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反而比以前更理解了中國的含義，也更加理解魯迅先生、胡適先生和其他先賢對中國的感情。在國內的時候，對祖國的愛是有限的，離開祖國了，愛自由了，反而對祖國更多了幾分眷戀。人都是有立場的，中國人可以自由地談中國的問題，但容不得外國人指手畫腳，正如自己家的事很討厭外人幹涉。雖然我在海外過著閑雲野鶴般的生活，但仍然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是中國人，心裏所想所愛的仍然是自己的國與家。
我似乎明白了恩師為何離開美國回到了祖國，為何離開北京去吉林大學執教。他說過，從全新世農業革命開始至今已經有1萬年了，如今中國正麵臨曆史上的最大變局，這次經曆的是工業革命，中國原有的舊體係麵臨崩潰，而人的解放的新體係正在建立，他不想錯過這個機會。
我深刻地感受到這場變革的力量。美國在短短的200餘年就成為世界一號強國，同一時期，農業時代的帝國幾乎全部退出曆史舞台，包括中國在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開始了現代化進程，短短30餘年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雖然出現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在任何一個早期的現代國家都出現過。從人類史的角度，每一次所謂的過渡都伴隨著混亂，但社會前進的步伐不可阻擋。一個人幾十年的生命尺度能經曆一次以萬年為周期的變革是十分幸運的。
即使中國成為最大的經濟體，生存與發展仍然是民族的主題。百年前的學人在危機四伏的社會中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文明做學問，教育民眾。他們的使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正是為何在沒有什麼科研經費支持的情況下，這些知識分子能夠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人，與諸子百家比肩。
來到美國，重走李濟和梁思永兩位先生的求學路，將當代考古學在內的現代學術帶回中國，讓中國學術建立在世界當代學術的基石之上，再用中國的考古材料發展理論和方法，這正是我的選擇，我的夢想。
曾經和媽媽談過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大姐像媽媽，二姐像爸爸，我像誰？”媽媽說：“你想問題既不像我，也不像你爸爸，誰都不像。”我說：“可能我更像爺爺。”雖然小時候的記憶已經不清晰了，但總感覺自己很像他。在爺爺心中，祖國和人民才是他的所在，兒女都屬於這個大家庭。如今時代不同了，但我仍然能感受到他那顆依然跳動的中國心。
美國之所以強大，除了體製的自由，重要的原因是有很多人才留在了那裏，其中包括了數量龐大的中國人。我並不祈求所有人都回國開創事業，但在這個時代，全球最壯觀的舞台在中國，最大的變革也會在中國，昔日的美國夢就是現在的中國夢，錯過參與和創造這個時代確實是太可惜了。
我是不可能留在美國的——那是脫離了大地母親的生命，沒有了不可承受的重量。還記得臨行前，與吉林大學跨學科沙龍的朋友們在告別晚宴上觥籌交錯，席間，我曾經有一段演說：“上個世紀的前50年，學者們融貫中西創造了中國現代知識體係。如今，我們也正好趕上這個世紀的前50年，能不能創造出一個和先輩們相媲美的時代，正是我們需要用身體力行回答的問題。以前我對此心存疑惑，但看到了沙龍——咱們的‘五月花俱樂部’，我放心了。我們確實可以做到。”
作者於吉林大學考古係畢業，獲得學士及碩士學位，2012年赴美國新墨西哥大學人類學係攻讀博士學位，曾榮獲2013年度“國家優秀自費留學生獎學金”。主要研究領域有：舊石器時代考古與現代人行為、社會複雜化、考古學理論與方法、動物考古學，以及公眾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