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二，關於人文學術高級職稱的評定工作。在這方麵，大家熟知的一個條例是：由副教授升為正教授要有若幹篇在“權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發表的論文，還有關於專著的要求。這就是說，正教授必須要有科研成果，這是合理的要求。但是在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越來越顯示群體合力作用的時候，隻強調個人的論文和專著，顯然有偏。筆者認為，對於人文學科來說，應承認其研究成果的多樣性，個人的論文、專著是一種形式，參加集體項目的研究並已結題、有可能作出切合實際的估量時，這又是一種形式。我國人文學術園地裏有些質量高、卷帙大的研究成果並非一兩位學者所能完成，而是人文學者群、甚至有自然科學專家參加共同完成的。這種方式應提倡，在這種方式中有過貢獻的學人，應得到公正的評價。在職稱評定中最好注意各種形式的成果，不可隻是選用一種形式，比如隻限於個人論文。
以上從人文學術管理的不同方麵說明個性化的重要性。隻有人文學術個性化得到發揚和支持，才可能形成不同的人文學術流派，各有特色，絢麗多彩，相互競爭和討論，從而形成“百家爭鳴”的人文學術繁榮景象。人文學派的形成，絕不是依靠一些行政措施，也不是用一個模式製作出來的，而是在民主的學術環境中，研究者們認真地進行研究，逐漸形成不同風格、不同研究重點、不同研究隊伍的學派。在筆者看來，人文學術研究宏觀方麵的指導是必要的，但微觀方麵的若幹具體問題，並不需要一個統一模式。就是說在微觀方麵應當允許大學的研究機構在原有基礎上發揚優長和特色，由它們自己去確定研究機構的形式和內容，以及人員組成和選擇研究課題等等；這樣的研究機構才可能逐漸形成學術特色，符合人文學術研究的規律性。人文學術研究切戒單一模式化。
這裏不能不再次談到“量化”問題。“量化”已被移植到我國大學各種學科（含人文學科）的評估體係中。“量化”是人們對學術進行評估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但對此不可絕對化。因為越是易於操作，越是體現標準的一致性，便越加容易忽視個性和特殊性，忽視研究成果的質量。同時，從“量化”方法的操作中，我們也許會看到更深的問題。眾所皆知，“量化”的評估方法主要源於美國的高等教育。美國的科學技術教育、法律教育、財政金融教育、管理（指經濟管理並非國家行政管理）教育都有很高的成就和豐富經驗。不過，美國在人文學術方麵比之歐洲的一些國家可能略遜一籌，它缺少應有的思想深度和曆史的深厚積累，主要表現在哲學成就的不足。人們熟知的是，在20世紀美國出現了杜威、羅蒂這樣的實用主義哲學家。羅蒂提出“哲學死亡論”，聲言要用“文學批評取代哲學”。美國沒有出現“後哲學文化”（或稱之為後現代主義）的哲學大家，這方麵有世界影響的大家如福柯、德裏達都是法國的學者。西方現代哲學有名望的代表人物，大都是歐洲人。其他關於宗教神學的研究，美國大學也不如歐洲的一些大學，如德國圖賓根大學、馬堡大學和比利時盧汶大學。
舉出上述例子是想說明，我國高等教育在借鑒美國經驗的時候，應看到它的不足。在21世紀我國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學術研究應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發揚自身的長處，注意民族特色和個性，考慮國家的財力和祖國人文學術研究的傳統，吸取世界上高等教育人文學術研究的經驗作為借鑒、參考，不能照抄照搬。
可以預計，在21世紀我國人文學術將會有很大的發展。怎樣才能健康地發展？這需要學人們開展討論，教育行政部門最好聽聽各種有益的意見，不可認為自己所擬的條文都是正確的，無可非議的。正是本著這樣的要求，我提出以上的看法，供學界參考。
（原載《學術界》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