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40年代張恨水進重慶時，他已經步入中年，這時候的張恨水再沒有青春時代闖蕩社會的無所畏懼，從小康再次墮入困頓的生活帶給他的是一種難以承受的複雜痛苦。這是一種沒有努力方向的，看不到成功希望的，甚至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結束的痛感。物質上，為了溫飽，張恨水和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一樣勞碌奔波，每天奔走於重慶市區和郊縣，年近五十了還不得不自己肩扛平價米步行回家；為了努力生存下去，不得不開源節流，連寫作必要的燈油也要精打細算；為了一家人每日的柴米油鹽，他不得不日複一日地拚命寫稿，即使是覺得“無聊”，為了那點可憐的連香煙都買不到的稿費仍得勉力為之；大後方重慶的流亡生活使張恨水跌入了社會的底層，有時候他的生活甚至連那些普通村民都不如，在張恨水的散文和小說中時常可以看得到他對於村民田間溫飽、安閑生活的羨慕；盡管張恨水始終堅信抗戰一定能夠勝利，但是戰爭究竟什麼時候能夠結束，什麼時候能夠回到北方一家團圓，他對此卻是茫然的，痛苦的生活漫漫無期，讓人感到絕望。
對於張恨水來說，比物質匱乏更致命的是精神上的彷徨。由於戰爭，張恨水以及和他一樣的知識分子在“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抗戰時代重新跌到了“九儒十丐”的社會地位，知識分子們在失去優越的物質條件的同時，也失去了和平年代統治階級用優裕的物質生活和尊師重教營造起來的知識分子賴以生存的精神幻境，知識分子們再也無法在自我營造的精神優越感中自我陶醉了，知識分子曾經不斷宣揚的“君子固窮”、追求精神氣節和道德操守的論調在殘酷的唯利是圖的社會麵前顯得無比的空洞和軟弱無力。麵對社會的真相，張恨水時時覺得無比的悲憤和沉痛，他感到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樣的知識分子已經被社會遺棄，他在小說和雜文中一次又一次地發出悲歎和反詰；“教我為民族生存嗎？可是民族並不要我。”“我們不用唱什麼高調，還是發財事大吧……有了錢而失節，那也是一般得著人類的原諒，或者那是不得已，或者簡直是對的。”（《魍魍世界》）“各位雖然是學文學的，我相信這是沙漠上的崗位，守與不守，那沒關係。”（《傲霜花》）
可以說，隻有到了40年代，張恨水進入重慶以後，張恨水才真正地經曆了他人生中的最大痛苦，他麵對的是物質和精神同時失去依傍的茫然和困惑。正是有了這樣的生存體驗，張恨水才有機會在生活和精神上完全地貼近中國社會的現實和人民大眾，他開始關注曾經遠離他的勞苦大眾，關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開始對中國的知識分於、文化人、文學、社會等問題進行前所未有的嚴肅思考。
新的地域經驗和日積月累的精神思索終於促成了作家精神結構的巨大變化。在這個時期，張恨水雖然仍然堅持創作的宗旨是為人們提供娛樂和消遣，但是他已經不再困惑自己的小說是否為“小道”，是否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他明確提出他的創作是為“說中國話的普通民眾”服務，為他們提供“描寫現代事物的小說”。由此他的小說創作也放棄了早期《春明外史》、《啼笑因緣》、《金粉世家》一類“幻想人生”的寫作，開始切實的“敘述人生”。這個時期他選擇的小說題材大多和社會的真實生活有著更直接的關係，比如《傲霜花》的題材主要來自抗戰時期重慶教育界的困苦情形；《魍魎世界》的題材主要是取自國統區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反映的是當知識分子們到了已經難於生存下去的時候，他們對於人生的思考和人生道路的選擇；《紙醉金迷》反映的是40年代重慶大後方遊擊商人、達官顯貴、銀行家如何在國家最危難的時候倒賣黃金，醉生夢死；《巴山夜雨》幾乎就是作家在重慶南泉桃子淘生活期間的真實寫照；就連最荒誕不稽的、帶有濃重神魔鬼怪色彩的《八十一夢》也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以抗戰時期重慶的社會現實作為依據的。《八十一夢》中的“豬督辦”、“西門慶”、“潘金蓮”、“龍女菩薩”等寡廉鮮恥、飛揚跋扈的人物，以及“阿堵關”、“渾談國”、“狗頭國”等荒誕離奇的現象都是確有所指的，作家試圖通過一種戲擬的手法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實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將軍’們，壓在人民頭上無惡不作的豪門，不顧死活隻知道搶錢的貪官汙吏，在官僚資本豢養下囤積居奇、跑‘滇緬路線’、發‘國難財’的商人，無恥下作的文化特務……”在40年代的創作中，張恨水努力地描繪著抗戰時代重慶社會的真實生活，試圖通過對社會現實生活的敘述來關照社會現實，關懷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完成自己對於人生、社會、知識分子問題的思考。小說的題材和主旨較之30年代都有了重大突破，開始向新文學、嚴肅文學靠攏。
寫作題材以及寫作主旨的變化也造成了作家寫作風格的變化。在二三十年代，張恨水小說大多是表現幻想人生的題材，追求新聞、獵奇的市場效果，因此特別注重以小說人物的傳奇性、結構的緊張緊湊、情節的離奇曲折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而到了40年代，由於張恨水小說在題材上實現了平民化和大眾化，小說的現實主義風格也得到了加強。這中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山夜雨》。這部小說的主要人物全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教授、公務員、小官僚、地方鄉紳，情節幾乎都來自於現實生活中的瑣屑小事，比如生活的不易，柴米油鹽的籌劃，躲警報，主人公寫作的艱辛，太太的小牌，夫妻間的爭執，隔壁鄰居家的糾紛……在小說中，作家特別喜歡描寫生活中的小細節，比如太太為了去打牌，之前有意討好丈夫的一係列細節描寫，有意突出了太太的理虧心虛，把在抗戰緊張氣氛的影響下，夫妻之間的微妙、緊張關係寫得真實深刻；也著意去刻畫人物心理的微妙變化以及人物之間頗有意味的對話，往往將生活中一些細枝末節的事情敷衍成篇，比如李南泉和吳春圃關於寫作開銷的討論，把生活的艱辛、文人寫作的不易寫得透徹淋漓；人物語言也極有特色，因為這個時期的小說不再具備前期小說的複雜情節，所以小說的發展、故事的結構更加依賴人物的對話，有的語言寫得言簡意賅，但卻精到恰當，畫龍點睛，意味深長。比如在“人間慘景”這一節，最後僅用了甄子明簡短的一句話“人間慘境！人間慘境……”作結，就把大轟炸時期重慶到處血肉橫飛、殘垣斷壁、荒涼破敗的悲慘景象刻畫出來；小說的結構往往是鬆散和隨意的，沒有主要事件的穿引，作家試圖在隨意鋪開的敘述中展示抗戰時期文人們最原生態的生活。從這些寫作特點上的變化，我們可以認識到張恨水這個時期小說創作觀念上的變化，他寫作的重心較少放在小說結構、語言等形式方麵，有意淡化寫作技巧的運用，更注重意識和思想內容的傳達。
習慣丁張恨水前期緊張、曲折、蕩氣回腸的社會言情小說，人們也許會覺得張恨水40年代的小說顯得過於平易和樸實，這種改變似乎是因為他有意識地加強了思想意識的深入探討，而導致對於小說技巧的放鬆，但實際上，這種變化是作家在經曆了特定的曆史時間、特殊的地域生活之後的一個必然結果。盡管這樣的改變未必盡如人意，但它確實促使張恨水小說取得了重大突破，擺脫了前期小說形成的某些套路，為張恨水小說的繼續完善、克服前期小說的某些弊病提供了可能。
§§第四章 中國戰爭文學版圖中的巴蜀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