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帶來了中國新文學資源的重組，在中國新文學的版圖上形成了新的區域文化，除了大後方文學圈，還形成了延安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不同特征的區域文化圈；即使在大後方文學圈的內部，也形成了以重慶、桂林和雲南為中心的更小的區域文化圈。通過對重慶、四川以外區域文化的審視，既能更清晰地展示抗戰文化內部的豐富性，也能為大後方文學中的巴蜀特色提供更為宏大的背景。
突擊，作為一個戰爭專有名詞，很難想象能與懦雅、柔弱的文藝聯係在一起。但在抗戰期間，它卻成為文藝界一個耳熟能詳的名詞。“文藝突擊”、“文藝戰線”、“文藝陣地”在抗戰期間不僅是文藝界經常采用的概念，更成為文學期刊的名稱、文人呼喚的口號。不僅在口頭上，抗戰的文藝界也不乏有類似軍事突擊的文學突擊行動：抗戰中的文宣隊常常長途跋涉深入敵後，以超人的膽識宣傳抗戰道理；抗戰中的集體創作拋棄了傳統創作中的單兵作戰，速戰速決，常常迸發出幾十個小時就創作出一部作品並與讀者（觀眾）見麵的奇跡，其迅疾程度、工作方式不亞於軍隊的突擊作戰。這樣的例子，在抗戰中舉不勝舉。而在抗戰的文學分野中，尤以延安文學更凸現出軍事突擊的特征。延安文學不僅在理論上呼喚戰爭（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主義革命），在內涵上迎合戰爭，並在文藝組織上效仿軍隊作戰的組織領導方式，在文藝工作者的思想上貫徹戰士的思維和立場，在文學精神上更體現戰爭環境下的文學特征。本節所要探討的問題，便是作為戰爭概念、思維形式的突擊，如何滲透進延安文學的過程。
一
如果僅僅將“突擊”理解為一種戰爭行為，那麼就很可能將戰爭與文學的關係簡單化。
突擊作為戰爭的象征，一旦成為社會的核心主題，就立刻會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在曆史上，這種改變常常會表現為兩種形態：一種是被動的改變，隨之而來的是政府功能的喪失，社會秩序的紊亂，人身保障的缺乏；再者是主動的改變，政府會隨著戰爭形勢重新調整社會政策，有組織、有計劃地應對戰爭引起的社會難題。與前者相比，後者的政府功能不僅沒有喪失，反而得到加強。以延安為核心的抗日敵後革命根據地（後來的解放區），在戰爭環境下的社會表現屬於後者，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及時製定、調整社會政策，為中國共產黨最終在抗日戰爭中不斷壯大並最終奪取政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采取的一係列措施看，“突擊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和社會組織形式，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抗戰革命根據地一個顯著的社會特征。抗戰中，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大生產運動”、“整風運動”、“冬學運動”等等，不僅在當時譽滿全國，時至今日，依然為我們津津樂道，並繼續被運用在各種突發的場合中。而這種社會組織的形成得益於中國共產黨在工農割據政權時期的經驗積累。
工農割據時期的蘇區，在軍事上始終呈現出被包圍的狀態。這也讓中國共產黨對於突擊有別樣的清醒和切實的體會，以戰爭作為社會的核心主題成了蘇區的必然選擇。如此形勢，軍事突擊也必然轉化為戰時的社會突擊運動。
突擊運動首先在與戰爭直接相關的範圍內進行，如擴大紅軍隊伍的“擴紅運動”，加強紅軍補給的“征集糧食運動”。進而推廣到與戰爭相關的次級環節，進一步深入到蘇區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構成了蘇區社會一個完整的社會係統。這個係統以戰爭為中心，以蘇區政府為主導，遍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既抓住了社會的核心問題，又凸顯政府的領導地位。
突擊運動能夠遍及社會生活，關鍵在於它模仿了軍事突擊，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行為。1939年3月《新中華報》發表題為《生產突擊》的社論，對“生產突擊”作了理論的指導，從中我們也可詳細看到邊區政府對於“突擊”的理論規定。社論說：
1.突擊運動應該超出於尋常的工作效率，因之在突擊其間必須以最大的力量突八生產，把生產工作放在第一位，除了必要的工作與學習外，應該暫停部分的工作與學習。
2.進行深入動員，創造與發現成千上萬的勞動英雄。
3.把一切人員吸收到生產運動當中，使之成為一種廣泛的群眾運動。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李富春也曾就“生產突擊”做過指示：
我們的生產運動不僅動員已經從事生產的人民，而且特別動員一切脫離生產的人員，在基本上不妨礙戰鬥、工作與學習的原則下，號召和組織各機關、各學校、各部隊的全體人員以“勞工神聖”的精神從事必要的勞動。
在這兩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例如“動員”、“創造勞動英雄”、“組織”、“號召”等詞彙，可見突擊運動絕非僅僅是一種稱謂，更是一種講策略、有計劃的組織形式。綜合蘇區與敵後抗日革命根據地（後來的解放區）的情況，突擊運動的組織形式，大致可歸結為宣傳-討論-競賽一總結一規範五個環節。宣傳是將開展這項“突擊”的意義傳達給“突擊”工作的對象。毛澤東對它作過解釋，他在論述抗日的政治動員中說：“什麼是政治動員呢？首先是把戰爭的政治目的告訴軍隊和人民。必須使每個士兵每個人民都明白為什麼要打仗，打仗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其次，單是說明的還不夠，還要說明達到此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就是說，要有一個政治綱領，並動員所有的軍隊和人民都實行起來。”為了達到動員的效果，蘇區和抗日革命根據地政府會利用一切資源進行宣傳，突擊隊、媒體宣傳都是常用的手段。當時的主要報紙雜誌《紅色中華》、《新中華報》、《解放日報》、《文藝突擊》、《新詩歌》無一不介入到突擊當中，而許多文藝社團就是在突擊中誕生，並發揮重要的動員作用。討論是讓“突擊”工作者和人民切實理解工作意義，預知工作中可能的困難並具體安排任務，屬於突擊運動開展前的戰略部署。討論規定具體的突擊任務之後，突擊運動一個重要的環節就是突擊競賽。競賽中，地區和地區之間、單位和單位之間、個人和個人之間都展開工作比賽，而保證競賽具有實質意義的便是突擊組織者的獎罰措施。這種獎罰措施的外在形式是政治獎罰，但隨著突擊運動的持久開展，這種政治獎罰變成邊區人民自覺遵循的審美標準。在蘇區時期，突擊競賽的獎罰差別非常明顯，關係著一個人的政治前途。在如此分明的後果麵前，運動中的集體和個人自然意識到突擊工作的重要性和權威性，將全部身心投入到突擊運動當中。到延安以後，戰略局勢相對好轉，隨之突擊運動的獎罰更偏向於獎勵，各種各樣創造英雄人物的行動由此開始，作家也成了突擊運動中必不可少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