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慶給張恨水留下的另外一個深刻印象就是雷雨。重慶地處山地，背靠長江，再加上受到西北寒流的影響，因此重慶地區的雷雨比平原地區來得更加頻繁和迅猛。自從張恨水遷入重慶，這一帶有濃鬱重慶特色的氣候便開始頻頻出現於張恨水的小說，這個獨特意象同樣也包含了作家鮮活的生活體驗。在1938年武漢淪陷後，重慶成了國民政府的戰時陪都，各界抗戰人士和逃難的群眾如洪水一樣湧入重慶。重慶的房租飛漲，再加上日本空軍的轟炸，使張恨水不得不遷入郊區的“國難房子”，這種國難房子是“用竹片夾著，黃泥塗砌起來當作屋子的牆，再將活木架著梁柱，把篾片紮了，在山上割些野草，蓋著屋頂”的避難之家。於是每到烏雲蓋頂、大雨滂沱的雷雨季節，便是張恨水一家最痛苦的時候：“山雨欲來，就趕緊把接水的器皿放在漏處等著，用油布把書桌蓋起來。”“入夏，暴風雨數數而來，漏增且大，其下如注，於是屋角、案頭，窗前無處不漏，亦無處不注。婦孺爭以瓦器瓷盆接漏，則淙淙錚錚，一室之中，雅樂齊鳴。”“所居草屋，人夏為暴風雨所侵，必漏。呼匠人補之，則辭以無草。蓋鄉間麥稈，既已售盡，而新穀初登，又未至出售之時，其價亦其昂，非窮措大所能勝任。”在張恨水的散文中，作家憑著知識分子安貧樂道的精神極力抹去暴雨給家庭帶來的種種痛苦，淡化雷雨帶給自己的痛苦感，甚至把暴雨造成的屋內大雨如注的聲音比喻成大自然的“雅樂”。但是在張恨水小說中，我們可以真實地看到重慶的疾風驟雨給住在“國難”房子裏的，像張恨水一樣的普通市民帶來的卻是巨大災難：屋漏偏逢連夜雨，雷雨給居於鄉間的主人公帶來的幾乎是毀家滅頂的災難（《巴山夜雨》）；同樣的不幸也發生在城市，剛剛經曆了轟炸，正當流離失所的居民們茫然無措、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暴雨從天而降，於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在大雨的驅遣下，無家可歸的人們艱難地在泥濘中、在老人酸楚無助的淚水中踽踽而行（《魍魎世界》）。在雷雨中，失去家園的人們都不禁悲歎：“累了，這國難的日子，真不大好過。”這不僅是小說中的台詞，而且也道出了在艱難生活中苦苦掙紮的作家的心聲。
三
如果說重慶的“山城”、雷雨給張恨水帶來的是真實確切的貧困與艱難，是毀家失所的痛苦與無助的話，那麼重慶的另一種氣候——霧，給張恨水製造的卻是一種難以言表的精神苦悶。
重慶地處長江、嘉陵江的交彙處，四麵又有高山環繞，所以每年10月到翌年6月，都會大霧彌漫，霧季時間特別長。大霧一方麵保護著重慶地區的人民不受日軍飛機的轟炸，但是另一方而，大霧帶來的長時間不見天日也讓作家產生了難以言表的壓抑。這一點在很多作家回憶重慶時都有提到：“在冬季，人們生活於霧中，略略感到呼吸的沉重。”“這時候的重慶，陰雲密布，路更難行，太陽像被比往年更重的濃霧包圍著……朋友們在作戰鬥的準備，他們打算離開這濃霧籠罩的山城了。”張恨水雖然寫過《霧之美》的散文，細說霧中的“叢林小樹”，如何在“薄霧中疏影橫斜”；“山家草屋”，如何在霧中為霧所飾，“有如投影畫”；屋後行人，如何在“白雲深處”“搖搖煙氣中來”，“旋又人煙氣中消失”，一派“微聞村犬”，不辨出自何家的田園之美。但是作家自己也說這樣美麗的霧非常稀少，它們隻是在霧季將來或將去的時候才會出現，霧季更多時候的表現是不見天日，欲雨不雨，整個城市都深陷於愁雲慘霧的鬱悶景象。作家不止一次地描繪重慶冬天“暗無天日”的情景：“晝無日光，夜無星月，長作深灰色，不辨時刻。故春夜月華，冬日朝曦，蜀人實所罕見。”這樣的氣候對於習慣了平原秋高氣爽的作家來說，身體上時常覺得難以消受，在張恨水的《重慶旅感錄》中，就曾經善意地提醒那些人渝者：重慶的氣候是“即明朗矣，亦陰雨時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慣旅行，貿然人川，健康必難久持”。如果霧季還下雨的話，那無疑是雪上加霜，“晝昏如夜”，作家不能寫作，也不能看書，“終日在鬥室中徘徊，焦躁欲死”。在這樣的氛圍中，作家的心情時常是抑鬱而“悶人”的。
張恨水筆下的“霧”不僅指天氣，還隱喻著包裹在濃重、厚濁、昏黃的霧氣中的戰時陪都黑暗的社會現實。國難當頭，在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協力保家衛國的緊張時刻，作為戰時的陪都卻是一片腐敗加劇、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在重慶，一邊是官老爺和投機奸商們揮霍無度，上飯館，開舞會，打唆哈，沉浸在紙醉金迷、醉生夢死之中，而另一邊卻是廣大人民掙紮在溫飽的底線上，這其中也包括了知識分子和文化人。重慶的知識分子、文化人不再擁有戰前穩定可靠的生活、固定寬裕的薪水和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他們和最普通的老百姓一樣，一家人擠在國難房子裏，吃著“僅僅去了糠的，沙子稗子穀子，總不下十分之一”的“平價米”，為了躲避空襲和轟炸從市區到郊區顛沛流離。
“霧重慶”畸形的社會現實給知識分子、文化人造成的不隻是物質經濟的危機，更是精神信仰、價值觀念的動搖。在極端艱苦的生活環境中，知識分子過去津津樂道的“君子固窮”之類的道德操守，帶來的卻是生活的舉步維艱、無米斷炊；教育、文化崗位的堅守、執著，換來的卻是疾病、困窘、煎熬。而之前他們最鄙夷不屑的發財經商、為富不仁的商人們卻囤積居奇，大發“國難財”，成為“霧重慶”最得意和最瀟灑的一群人。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腐敗、顛倒的社會現實也給張恨水帶來了精神上的困擾、壓抑，在他以重慶為背景和在重慶創作的小說中，“霧”很多時候都成為了重慶黑暗、混濁的社會現實的隱喻，成為了小說中彷徨在歧路的知識分子的生活背景。比如，在《魑魅世界》裏，《一餐之間》這一節就出現了一麵是國難商人在酒樓大肆鋪張、大宴賓客拉攏關係，一麵是遭遇了轟炸，寄居在黑暗、局促的小旅店的區家為尋找住處以及籌集搬家的費用煞費苦心。區老先生坐在茶館中無法可想、百無聊賴的背景就是一個有霧的下雨天。區老先生作為老一輩的教育家，一輩子都在教育子女應該認真讀書，用所學的知識報效祖國。但在抗戰的艱難歲月中，其家庭卻朝不保夕，為了生存，子女們紛紛改行經商。麵周圍的同事、鄰居、親戚無不鑽營投機、唯利是圖，為了發家致富日夜奔忙。麵對這樣的境遇，區老先生仍固執於自己的信念，他心中無比憤懣，卻又始終無可奈何。在《傲霜花》裏，自稱有著“菊殘猶有傲霜枝”的高遠誌向的華傲霜，想放棄郊區的教書工作，到重慶尋找新的出路，她在重慶街頭徘徊的幾個早上也都是有霧的天氣。“霧”隱喻著知識分子彷徨的矛盾與焦灼，代表著他們對於變化了的社會的茫然和無措。他們麵對的社會是那樣的殘酷：清高的知識分子最後隻有放棄教育事業，嫁給年過半百的實業家才能獲得“幸福”；安心教育的老教授們終日隻能喝紅苕稀飯，吃幹蘿卜條，直至最後淪落到“為抗戰犧牲”的下場。對於張恨水而言，“霧”不僅僅是給作家生活帶來種種不便的一種自然氣候，它更是一種給作家帶來精神苦悶，動搖作家價值觀、人生觀的黑暗現實的隱喻。
四
“山城”、“雷雨”、“霧”是張恨水小說中出現最多的重慶意象，從這三個頻繁出現的重慶意象我們可以看到，張恨水40年代遷入重慶以後，重慶這個地域給予他的無論從地貌還是氣候、從物質還是精神的生存體驗最終都可以用“痛苦”這個詞語來歸納：“山城”上坡下坡、迂回曲折的奔波之苦，如牛馬一樣拚命掙紮的生活體驗；“雷雨”中，家不再是家，隻能在風雨飄搖中的顛沛流離；“霧重慶”暗無天日的愁雲慘霧和社會政治蒙昧帶來的精神苦悶。對於痛苦的體驗，在1940年以前張恨水也曾經體驗過：18歲的時候，他經曆了家庭突然變故，家道的衰落打破了他出國留學的美夢；而後由於生活所迫放棄學業，他幹過小報編輯，在文明進化團跑過龍套，到處流浪，甚至淪落到當衣服買藥治病的窘境，險些病死在上海；他最初進入報業是從看校對、當記者開始的，工作時間長，時常是徹夜不休；為了支撐安徽的大家庭，他還經常同時兼任幾份新聞專責，空閑的時間更少，連張恨水也常說自己是“新聞工作的苦力”。即使後來張恨水成為了暢銷通俗小說家，衣食無憂，能夠負擔起深宅大院、賞花品茗的生活，他也並不輕鬆，物質生活的優裕是建立在他不斷勤奮寫作的基礎上的。況且作為職業作家的寫作壓力也是驚人的，張恨水不得不時時給自己加油充電，以保證連續不斷地辛勤寫作，甚至是在痛失愛女、悲痛難以自已的時候也不能夠間斷。可以說在40年代以前，張恨水已經經曆了許多苦難挫折，麵對過世間的冷暖和艱辛，但這些痛苦體驗是難於與40年代在重慶生活的痛苦體驗相提並論的。就作家個人而言，之前的張恨水年輕力壯，精力充沛，年輕使他有足夠的信心和勇氣麵對人生的痛苦。就痛苦而言，作家的痛苦主要是來自工作的繁忙，來自為個人的前途和成功付出的努力和艱辛。而這種痛苦本身也意味著一種希望，它昭示著通過刻苦奮鬥便可以達到美好的未來，這種痛苦對於張恨水來說更像是一種痛並快樂的體驗。因此到了50年代，當張恨水寫回憶錄回憶早期的痛苦經曆時，作家分明是充滿了得意與驕傲的：“記得這一年中，人家問我的情形怎麼樣，我的答複是苦忙。而這份苦忙，日本人都為之注意。”“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合了那句俗言，‘人怕出名豬怕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