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一千多年前李白就對蜀道發出了如此的感慨，然而千年以來，經過了數不清的政變和革命，曆史一次一次地被改寫，朝代輪番更替，歲月的大手筆在曆史的長河中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印痕，卻未能在蜀道上留下任何的創傷或改變。蜀道依舊驕傲於它的凶險和曲折，夔門依舊以它“天下雄”的威姿庇佑著巴蜀這方土地。當曆史一腳踏進20世紀的門檻之時，古老的河道雖未改變，但空氣中的新鮮氣息卻慢慢從夔門的窄縫裏絲縷飄進。外而的世界誘惑著生於斯、長於斯的巴蜀子弟，於是一批青年遊子沿著古老的河道，先後踏上了東航的輪船。走過了夔門，走過了雄偉的三峽，回首感望，卻是滿目的蒼涼，“乘風破浪上瀛洲，脫去胡裝覺自由。回首神州腸欲斷，漢家故業幾時收”？而佇立在江邊已不知幾許歲月的夔門以一種挑釁的姿態目送遊子們漸漸遠去的身影，或許在說：走出了夔門，便離開了巴蜀天府之國的庇佑，在安樂窩裏長大的巴蜀子弟們，又能否承受住外界風浪的吹擊？
然而，正是這些青年遊子們，在遠離巴山蜀水的異國他鄉敲響了巴蜀危機、民族危機的警鍾。
巴蜀地區，自古就以富庶著稱。自李冰父子完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後，巴蜀尤其是成都平原變成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元朝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遊曆中國，來到成都後發出了“世界之人無能想象其盛者”的驚歎。巴蜀的富庶得力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四川的地形主要呈現一個盆地形狀，也就是有名的四川盆地。盆地的周圍，是大山的四麵圍堵，成為一個遠離海洋的內陸之地，又如一個國中之國。周圍的山脈像保護神一樣護佑著這塊聚寶盆：西部有邛崍山、岷山、大涼山等山脈，東部有巫山山脈，南部則是海拔1000多米的雲貴高原，北部為大巴山。高山竣嶺阻擋了外界的寒風侵入，帶給四川的則是四季氣候溫和，雨水充足，資源豐富。尤其是在長達兩千多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製下，巴蜀人民靠著天時、地利便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然而，獨特的地理位置雖然給巴蜀人民充當了天然的屏障，但卻也造成了巴蜀的閉塞。古代人川隻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旱路，也就是川陝路；一條是水路，即峽路。川陝道有劍閣天險，峽路有夔門天下雄。無論是出川還是人川都是要冒生命危險的，道路的艱難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四川與外界的聯係，也形成了“生活於停滯、封閉的盆地卻絲毫不以這種停滯、封閉為苦，相反倒是顧盼自雄、目空一切”的“盆地意識”。
於是，這種“豐饒富庶的物產，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繼以閉塞之交通，配以天險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有時竟如世外桃源，給人一種變化極慢的感覺，有時好像外界的一切變化與成都無關”。就是這樣的一種富足，一種閑適，使巴蜀人民在舒緩的節奏中過著悠閑的日子。即便到了20世紀初，中國的大門已經被迫打開，但是憑借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巴蜀人民依然繼續著巴蜀的驕傲，外麵的世界已是山雨欲來，麵這裏卻是死水微瀾。偶爾飄進來的洋槍洋炮隻是在這裏泛起些許的波紋，刹那間又恢複了平靜。李劼人在《死水微瀾》中寫道：“當義和團、紅燈教、董福樣攻打使館的消息潮到成都來時，這安定得有如死水般的古城，雖然也如清風拂過水麵，微微起了一點漣漪。但是官場裏首先不驚慌，做生意的還是做生意的，居家人行樂吃鴉片的，仍是居他的家，行他的樂，吃他的鴉片煙，而消息傳布又不很快，所以各處人心依然是微瀾以下的死水，沒有一點動象。”
這種處事不驚的悠閑似乎與那個時代有些不和諧，當四川義和團的領袖廖觀音要被處死的時候，整個城都轟動了，“大家一說起來，似乎口裏都是香的、甜的。大家先就擬定罪名，既然是謀反叛逆，照大清律例，應該活剮……”，於是“大家很熱烈地希望能夠來這樣一個活剮，一多半的人隻是想看一個體麵的少女，精赤條條，一絲不掛的，在光天化日下遊行。一小半的人卻想看一個體麵少女，婉轉哀號，看那九十九刀剖得血淋淋地，似乎心裏才覺得‘大清律例’之可怖”。事實上即便到了抗日戰爭，四川地區尤其是成都依然那麼安靜，“這地方的確太安靜了，太和平了，你可以連戰爭的影子都找不到，你更可以看見還有不少整天計劃著如何消遣的人”，“成都那地方太好了，所以會教人舍不得離開，但主要的還是那地方古老而沉靜得好像一池子死水一樣，隻消你在那裏呆上一年，立刻教你不想動。”
而此時夔門以外的中國，已是硝煙彌漫，戰火四起，國破家亡，滿目瘡痍。自從兩次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就開始了她漫長而又屈辱的求和道路。從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到八國聯軍的共同侵略，中國簽訂了《馬關條約》、《辛醜條約》等喪權辱國的條約。這時中國就像一個巨大的桑葉，而桑葉上爬滿了若幹條饑餓的蠶，在瘋狂地吞噬著：英國占據了威海衛，德國占據了膠州灣，法國占據了廣州灣，俄國占據了旅順和大連。並且圍繞他們所謂的租借地劃出了一個又一個的勢力範圍圈：長江流域劃為英國的勢力範圍，雲南和兩廣劃到法國，福建成了日本的勢力範圍，整個山東被德國劃到勢力範圍下，而俄國則將整個東三省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圈內以主人的身份自居，肆無忌憚地做出各種惡劣的侵略行徑。而美國的腳步稍微慢了一步，沒有能瓜分到任何土地，於是提出了“門戶開放”，要求利益均攤，看似保全中國的“門戶開放”，實則是完全將中國置於列強共同統治的鐵蹄之下。
然而清政府一副軟弱無能的模樣，除了求和還是求和，即便在勝仗以後，受損的一方依然是中國。盡管也在開展洋務運動以圖振興之道，但卻已是病入膏肓之軀，況且所用之藥都是些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叉怎能抵擋得住如此猛烈的蠶食？
就是在這樣一個憂患重重的多事之秋，朝野內外已是坐立不安，“惟遊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唯一之方針”。於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掀起了一股遊學救國的熱潮，一批有誌青年遊學東渡，試圖在海外“學得屠龍好身手，歸來收拾舊河山”。特別在戊戌變法失敗和《辛醜條約》簽訂以後，中國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起來，強烈刺激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四川地區也不例外。被夔門庇佑的巴蜀之鄉，盡管硝煙隻是依稀散進，但也驚醒了個別的夢中人。但是四川長期以來積聚的“盆地意識”，絕大多數人們被盆地拘圊的閉塞思想，使得這些醒來的夢中人感到窒息，他們試圖衝破濃厚的封建思想的束縛，也正如《四川》雜誌的主編吳玉章在自傳中說道：“正當我在家裏感到前途渺茫的時候，1902年底，我二哥從成都回來了。這時他與黃芝等人辦好了自費到日本留學的手續。聽到可以自費留學，我興奮極了，也想跟著他們去。”也就是這個時期，鄒容、雷鐵崖、熊克武等巴蜀子弟也先後踏上了去日本自費留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