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字芸子，四川富順人，近代學者、思想家。1875年，宋育仁作為成都尊經書院的高材生所著的《周禮十種》為“托古改製”提供了藍圖。1886年，宋育仁進京會試中進士，留京任職。中法戰爭後，洋務派破產，宋育仁對他們所謂“求強求富”的道路產生懷疑並加以批判，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改良主義的政治主張，並於1887年完成《時務論》。外憂內患的時局讓他深深感到自己應該在外交上有所作為。1894年，他奉命出任駐英、法、意、比四國公使館參讚，往來於巴黎、倫敦，與西洋著名政治家、記者們往來密切。他細心考察西歐情況，注意研究歐洲社會風俗、文教製度和政治生活，寫成《泰西各國采風錄》4卷。1895年參加“強學會”為都講，主講“中國自強之學”，主張君主立完。1896年，他回川出任四川礦物、商務總局監督，在重慶設商務局，先後開辦洋車、洋燭、玻璃、煙卷、藥材、煤油等公司，大興實業。1897年在重慶創辦了四川近代最早的報刊《渝報》，介紹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宣傳改良主張，提出改革學校製度的建議。同年，宋育仁到成都，與吳之莢等創辦《蜀學報》，印行《蜀學叢書》，介紹英國議會章程、西方工商業法規、西方教育製度。翻印《天演論》、《原富》、《法意》等書，宋育仁還親自為《法意》作注，寫出《法意鈔案》。第二年，他受聘為尊經書院院長。四川近代知識分子正是從尊經書院開始成長的。大力傳播“西學”，使尊經書院成為了鼓吹維新變法的大本營，並推動了四川各地新式學堂的建立。《渝報》和《蜀學報》是維新派在四川的喉舌，對推動維新運動在四川的開展起到了積極作用。1916年，宋育仁受聘任四川通誌局總纂，主修《四川通誌》，晚年續修《富順縣誌》。他一生著述眾多，現存有《時務論》、《泰西各國采風記》、《庚子秋詞》等。他的主要思想論述集中體現在《時務論》中。
宋育仁早期政治文化思想代表作就是《時務論》，寫於1891年，1895年進呈清帝。《時務論》與他所著的《泰西各國采風記》的刊印發行讓宋育仁一時間被人稱為“新學巨子”。在這兩本書裏，他對當時中國主要社會問題都有所涉及並試圖給予回答。他向國人介紹西學，分析其富強的原因，檢討中國的不足，對封建製度和洋務派均有所批判，提出了在中國發展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政治文化思想。
在《時務論》中，他從十三個方麵論證西藝、西學及西政在中國古已有之，並從十四個方麵論述了如何複古改製，並指出：“前之言十三效者，酌行為十四事，誠富強之要術，古今之明驗，而猶非以為治本也。”什麼是治本呢？在他看來，即“通下情，明教典，核名實，課民職”。在談到“通下情”時，他特別指出：
外國凡有舉廢，皆詢於上下議院。兩院議成而後謀定，國主報可而後施行。雖有植黨而交訌，未有欲陳而無路者也。凡有陳告，皆無所壅，交訌之久而是非亦見。夫非必能所行俱善，然兩議而決所長，兩端而從其眾，此必有多取於順民情者矣。
在《時務論》中，宋育仁提出了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法律諸方麵的改革主張。可以說，《時務論》集中地反映和決定了《渝報》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宋育仁推崇資產階級代議村，讚揚資本主義國家“商立國，以富為本”的經濟政策，他還提出發展民族工業，以抵製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政治上則效仿歐洲君主立憲政體，提出“君民共治”主張；教育方麵要求執政者開放新聞，發展教育，開通風氣，培養和選拔人才，“求強致治”。他鼓吹自由平等的法律原則，羨慕西方“勝兵強國”的軍事製度，欣賞作為議員進身之階的教育體係。他對洋務派持懷疑、批判的態度，認為洋務派“未離治道，欲一切易中國以洋法，不求其意惟稱其法，不師其法惟仿其器，竭天下之心思財力，以從事海防洋務，未收富強之效，徒使國有聚斂而官私中飽”，其主張不過是“欲盜威福之柄以愚天下”，“此不揣本而齊末，故欲益而反損”。
1894年甲午海戰戰敗，對於生活於共同地域，還擁有共同語言的中華民族來說，更為可怕的是“共同的信仰卻開始被西洋新知動搖，共同的曆史記憶似乎也在漸漸消失”。在這樣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宋育仁更多表現出的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與振興的憂慮與反思。他認為如果西學和西教影響擴大，勢必動搖傳統的基礎，也會動搖傳統中國人的宇宙觀和價值觀。他特別提到，如果接受西方知識中的一些根本性預設而拋棄傳統中國的根本依據，“天無為物，地與五星同為地球，日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六經皆為虛言，聖人為妄作”，那麼傳統的真理和秩序就將被顛覆，“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下。從發源處決去天尊地卑，則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主之權，婦不統於夫，子不製於父，族性無別，人倫無處立根，舉憲天法地、順陰陽、陳五行諸大義一掃而空”。
盡管宋育仁對西方文明之於傳統有深刻的反省和憂思，但是，於他個人而言，在民族危亡的時局麵前，也急切地向西轉，在他的《采風記》一開始就大談英國的教育、取材、議會、政府、刑獄、幣製、軍隊、新聞等，建議采用西方製度，“國勢衰微，不能不興功利以自救”。而且在《渝報》的“譯文摘要”欄目中也有大量關於這些方麵的詳盡介紹。
可以看出，宋育仁在建構自己政治文化藍圖的過程中，內心深處一直在“在傳統中變”和“在傳統外變”的矛盾中思考和徘徊。當洋務派苦心經營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理想被日本的炮火打敗之後，宋育仁憤怒地批判過洋務派的荒謬，但是他自己依然有很多理想建構就直接來自於洋務運動的啟發，並得潮流之利而率先在西南內陸興辦實業。作為一個接受過傳統教育的士大夫，傳統在血液中流淌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出國的所見所聞以及在四國參讚的生涯中，他更多的是看到了西方的強大與自己民族的弱小，求富求強就不得不借鑒、學習西方，但是西方列強的炮火又給學習者以屈辱和不甘心的無奈。在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雙重境遇中的宋育仁，是當時中國一大批近代知識分子的縮影。
宋育仁作為出使歸國的近代知識分子典型個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參加維新運動，並給重慶近代文化思想建構作出了巨大貢獻：
第一，創辦報刊，撰寫文章，組織學會，創辦學堂，發表演講，宣傳西學知識，鼓吹變法維新。維新運動時期是學會、學堂等近代社團和文化機構蓬勃興起的重要時期，當時成立的大多數學會，都有出使歸國人員參加。出使歸國人員不僅積極參加康、梁籌設的進步團體，而且親自創辦學會、學堂，傳播西方文化，鼓吹變法維新。
第二，翻譯外國書報，宣傳新知識；幫助推銷新報刊、新書籍，傳播新文化。與舊式封建士大夫相比，晚清出使人員都曾到過或正在國外沐浴歐風美雨；大多數都懂得一門甚至幾門外語，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風尚有比較深入的了解。這為他們在維新運動期間翻譯西文西報，宣傳新知識、新思想提供了有利條件。
晚清駐外人員在維新運動中的活動具有特別的意義，並對後來中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就宋育仁的實踐活動來看，他在運動中雖不能一呼百應，但在當時的重慶乃至整個四川近代的思想文化現代化過程中，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維新運動在重慶的發展和聲勢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以《渝報》為平台闡釋自己的政治主張，對西方各國民主製度和民主思想的認識深度和宣傳力度，不僅僅在重慶，在整個中國近代思想史中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宋育仁整個政治理想中，有三方麵內容一直貫穿其中：論西學、論議會政治、論法律。在西南內陸的重慶，宋育仁和當時在北京、上海等地具有全國影響的鄭觀應、湯震、陳熾等人的思想在這三方麵一直有著密切的對接與呼應。在僻遠的重慶，在一個遠離政治文化統治的邊緣地帶，很多時候很難與中心地帶保持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正是因為僻遠，中心地帶的政治、思想、文化的統治顯得鞭長莫及，也就給了這裏一個相對自由和不羈的空間，給了像宋育仁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施展抱負、揮灑人生理想的舞台。從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回到內陸重慶，從四國參讚到四川省礦務監督，從創辦四川第一家近代報刊《渝報》到前往成都聯絡官紳潘祖蔭、鄧轈、吳之英等人組織起“蜀學會”並創辦《蜀學報》，宋育仁將近代中國社會在維新變法前後所可能實踐的新生事物都在重慶一一實踐並發展壯大，如辦實業，創辦報刊、學會，刊印書籍，著書宣揚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特殊身份和理想抱負的實踐模式，不僅僅在西南重慶，就是在整個中國近代社會也是一個典型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