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外新聞、各省新聞、本省新聞。這部分主要刊載新近發生的有新聞價值的事件，特別值得重視的是，在近代化進程中具有普遍意義的關於放足運動的倡導，《渝報》對在渝的各個地方關於放足風氣的點點滴滴都有關注和記載：
天足開會：渝中自英國立德爾女士以天足會遠來倡導，一時聞風欣慕，願如會約者，頗不乏人。茲間江津鄧明經翔鶴，同邑鴛鴦井周某邀同誌約五六十人，議定會約，已有成言，並於油溪招集會侶，演劇開會。（《渝報》第五冊）
天足渝會啟：矜全同氣斯謂深仁，渝除積習斯謂大勇。中國女子纏足之風，沿之為至千百年……誇則運會將轉，公理漸明，即閨闥亦悟其非，愈宜甘勢而廣為利導，受約同誌采近章可依據者訂為筒側十餘條。（巴縣潘清蔭撰）天足渝會簡明章程：一、入會者女不得纏足，子不得娶纏足之婦。二、八會者女年十歲以上己纏足者願否解放聽其自便，十歲以下均須一律放足。（《渝報》第九冊）
國運昌，將於此會基之上臭，顧亭林有言日：天下治亂，鄙天亦與有責焉，況移風易俗，固吾懦事也，願諸君子實圖利也。（束育仁《時務論》，《渝報》第十冊）
遠人助會：渝中開天足會推廣之初，華人尚意存觀望。昨英牧師嘉立德將所刊放足歌百冊，送局代為散布。（《渝報》第十四冊）
會議天足：英商立德樂之夫人，對中國女子纏足一事，頗為感懷。於三月二十一日，招集伊國教士男女，及渝郡開會，諸紳董同至……俾眾人皆明其理，庶風氣當易於轉移。（《渝報》第十五冊）
近代文化更深層的進步應該是文化價值觀念和風俗習尚的近代化。《渝報》的重要意義在於它對於近代重慶的文化思想以及社會風氣、民風、民智的開啟，即它對民風民氣的開拓與啟蒙的價值。當然，對它的發行和影響不可做過高評價，但是從《渝報》的有關內容不難看出，在開民風、啟民智方麵，至少在觀念意識上打破了人們的思想禁錮。《渝報》應時代要求，革除陋習，發表了《天足渝會啟》、《戒纏足會敘》等文章，宣傳“男女並重”思想，實現自強平等，並且在新學教育方麵給人們帶來了從未有過的驚訝，介紹外國學校時以十分具體的數字說明中國在近代就已經與西方拉開了很大的距離。因地處西南內陸，近代化的風氣很難吹進僻遠的重慶，但是，從放足這一近代化過程中具有全國普遍意義的運動看，重慶卻走在了全國的前麵：
戒纏足與興女學是晚清女權運動的兩項主要內容。戒纏足發生於興女學之前，是婦女解放的先聲。1896年，廣東人賴弼彤、陳默庵創辦了龍山戒纏足會。四川人周某、梅某創辦戒纏足會，是中國人創辦的兩個最早的不纏足團體，表明在繼西方人在上海創立天足會後，中國人在婦女解放問題上的覺醒。
四川是不纏足運動的源頭之一……1898年1月7日，巴縣、江津、富川、營山、長汀5縣紳士18人，在重慶成立天足渝會。
身體從來就是和權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身體能量的差別導致原始個體勞動價值的不同，進而就決定了私有財產占有的不平衡，擁有財產的多寡是衡量權利大小的標誌，於是，權利和身體就這樣緊密聯係在一起了。中國古代文化就是通過改變身體器官的功能來達到壓製個體權利的目的的。所以身體的解放從來就與個體自由和權利，與社會文化和政治製度，與思想變革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在腐朽的晚清，任何方麵的變革都牽一發而動全身，都可能導致一場思想變革的颶風，放足運動最終指向了中國文化最為陰暗的一麵，指向了封建統治賴以存活的秘密。《渝報》抓住放足運動這個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變革運動大做宣傳，倡導放足運動。維新變法運動中，知識分子們不約而同的思想變革運動的一個重要方麵和一種重要策略，就是鼓吹婦女解放和放足運動。將這一運動作為突破口，從一個具體的事件中喚醒民眾麻木的自我意識，去爭取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四）渝城物價表。主要刊登重慶每月的各種物價以供經商者或市民參考，其實這種做法在無形中讓商業思想慢慢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去，對重慶近代開埠以後的市場發展有一定推動作用。後來薛新力這樣評價它的作用：
（渝城物價表）既有利於百姓生活，更便於外地商人掌握重慶的有關經濟信息，從而推動貿易乃至整個重慶經濟的發展。這不僅反映了重慶人對經濟的總的務實觀念，還表現了他們對近代“商戰”的信息時效性和準確性開始高度重視。在當時要做到這些，沒有西方文化和維新思潮在渝的影響，則是不可想象的。
三
綜合以上四大欄目設置及相關內容的梳理，可以看出《渝報》創辦的整體的空間定位。所謂空間定位，主要是指兩層含義：一是它的版麵內容空間分配及其欄目設置的模式選擇；二是它與同時代的報刊主流比較，在思想文化方麵的同步性和地域特色的定位。空間定位體現著《渝報》在不同層麵上對地域文化的超越和吸納，即《渝報》在政治訴求和辦報模式上的非地域性特點和思想文化上的地域性特點。
首先，在戊戌維新國人辦報高潮時期，創辦的大多數為旬刊，樣式也近於線裝書，一般是土紙石印或鉛印印刷，在版式設計上，當時國內報刊流行的是“首論說”（政論文的開端，類似社論，多針砭時弊，開啟民智）、上諭或官門鈔轅門鈔（舊式官報痕跡還依然明顯）、各省各埠要聞、本省要聞。《渝報》作為維新知識分子政治文化訴求的載體，從版麵設計、印刷、發行方麵繼承了當時國內流行的模式。並且在政論文的文體模式上效仿當時最流行的“時務文體”，即粱啟超在《時務報》上的政論文體，它簡潔有力，自由奔放，平易流暢，思想銳利，氣勢磅礴，被稱之為“時務文體”。盡管重慶的半封建半殖民化較之長江下遊晚了近20年，但在思想文化變革的訴求，以及政治理想鼓呼的層麵上看，重慶和上海、北京這樣的中心保持著同步的對話與交流，在全國各地的時事要聞以及文化動態網絡中，《渝報》開拓出了自己的領地。《渝報》的論文在政治上鮮明有力地揭露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探求中國獨立富強之路，這樣的論文幾乎占了《渝報》所發論文的大約85%、消息的90%和譯文的660左右。而這些與當時中國維新派的主導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在政治上旨意鮮明的傾向使《渝報》具有了更大的非地域性。也就是說，它實現了和全國特別是上海、北京的維新改良派所辦報刊的對接和呼應。《渝報》每期都代派至壘國26個省，並且還及時從其他同仁報刊那裏轉載有價值的新聞，建立了政治宣傳的全國性互動關係。因此，《渝報》在政治訴求與辦報模式上具有非地域性的特點。
其次，作為近代重慶第一家報刊，它的出現對於重慶本地的思想文化發展具有拓荒者的意義。宋育仁創辦《渝報》的宗旨就是：
先生之所以定民誌也，今約同誌論撰博采而必反於經綸列者凡四端：一日教，二日政，三日學，四日業。而歸重以衛教為主明政為要。
即教化、政論、學問、商業（實業）。《渝報》副主筆梅際郇是這樣來定位這份報刊的：
夫其開報之利與閱報之益必曰：究新學也，達下情也，振陋風也，存公議也，動眾恥也。凡所論說者皆天下之大務、救世之良言。
宗旨的確立直接針對的是重慶當時的現狀。封建統治的根深蒂固使得民智、民風、民氣的開化必須首先從教育做起，從人們最切身的感受人手——積極倡導不纏足運動。重慶作為碼頭城市，有著辦實業的優勢，商業、工礦企業等民族企業的振興才能促使城市勃興，於是，從辦報宗旨又可以看到《渝報》地域性的一而，它和主流保持同步又不失地域特色。
《渝報》的創立，是四川近代史更是重慶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是一麵鏡子，從中可以觀察到重慶近代化進程中文化思想點滴蔓延的痕跡，同時它又表明，四川民族資產階級首先在重慶嶄露頭角。“渝報》開闊了巴渝士人的視野，促使其跟上時代的步伐去維新變法，以此受到進步士人的歡迎，其發行量逐期上升，最多對達到一期發行2500份。”以《渝報》為中心的維新宣傳，造就了四川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啟迪了一代先進的重慶青年。鄒容就是在《渝報》的影響下投入時代洪流，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宣傳家的。梅際郇、楊庶堪等人也是經過這場運動的洗禮，走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成為重慶辛亥革命的領導人。同時，《渝報》以其鮮明的資產階級改良傾向，與當時維新派創辦的大量報刊一道，打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麵，從而結束了封建階級壟斷新聞事業的時代，翻開了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新篇章。
四
從《渝報》第三冊起，就連續刊載創辦者宋育仁的《時務論》。《渝報》關於現代化的想象與建構的核心，幾乎都是宋育仁一人在這個平台上，以高蹈的姿態肆意揮灑著。因此，要研究《渝報》，宋育仁就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對象，他存在的意義不僅對於《渝報》，對於近代重慶以至近代四川思想文化的拓荒意義都是首屆一指的，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其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