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在80年代的時代氛圍中，以“文學現代化”取代“新民主主義”作為現代文學研究的理論依據，這種學術轉型有其不容忽視的學術史價值。在經受了長期的政治禁錮之後，“回到文學自身”、“把文學史還給文學”這樣的口號自然會起到振聾發聵的功效，文學因而才得以從政治意識形態的附庸這一尷尬境遇中擺脫出來。對此達成共識，是我們審視80年代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然而，“全球化”批評觀不僅無視文學研究發展的內在邏輯，對現代化研究模式妄加批判，而且還將矛頭直接指向了現代文學的發展進程，借助於空間化的敘事策略指斥現代文學自身便是一種現代性的宏大敘事，由此而徹底抹殺了現代文學的意義價值。90年代在現代文學研究界發生的這一轉化具有錯綜複雜的社會文化原因，理應引起學術界的關注。
危機當中往往潛藏著進行學術突破的契機。在這種情勢下，我們首先須從當下主導性的文化語境中超脫出來，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視野中冷靜思考，探察兩種批評觀的異同及其共有的理論缺陷，以期獲得一種更為理性的文學史觀。不難看出，這兩種產生於不同時代語境的批評理念雖然具有種種本質差異，但是其間也有相通的一點，就是都采取了時間/空間二元對立的視角構建起了現代/傳統相互對峙的理論框架。誠然，它們的理論立場截然不同，所憑借的理論資源也大相徑庭，然而其學術指向卻不謀而合，都試圖以一種抽象的理念來涵蓋整個現代文學的曆史進程，試圖用某種既定的理論來裁決曆史。這樣，內涵繁複的現代中國文學就儼然成為邏輯預設的結果，充當了現代抑或傳統的代名詞。於是，種種鮮活、靈動的文學作品被研究者們非此即彼地劃分到相互對立的文學類型當中，或是現代或是傳統，斬釘截鐵，不容置疑，隻不過每種批評觀對於現代和傳統的闡釋不同罷了。由此可見，無論是80年代的現代化文學史觀還是90年代的全球化批評理念，其缺陷都在於對文學史作出了過於簡單化的論斷，而未能從更深層次上理解現代文學的本質內涵。
與古代文學、外國文學相比，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具備其存在的合理性，原因就在於它生成於現代中國這一獨特的時空境遇當中，是現代人在現代時空境遇中生命體驗的文學表達。而這種現代時空境遇又是一種複雜的文化結構形式，絕不可用時間/空間、現代/傳統二元對立的理論範型來孤立地對它作出界定。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斷言，現代文學並非西方現代性在中國的翻版，從而也不可能割斷傳統文化的根脈，在其發生、發展的進程中即天然地呈現出了多元化的結構特性。若要深入理解現代文學的深刻內涵，我們須擁有更為開闊的理論視野，也就是說，要從時間、空間兩個向度上對現代時空境遇——現代人進行生命體驗和人生感受的生存背景——進行細致考察。
二
在近現代的文化轉型中，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現代文明這樣兩種異質的文明形態相互遭遇，產生了激烈的衝突、碰撞，二者之間既有契舍之處，又不可避免地充滿著悖謬。就在這一富於矛盾性的過程中，現代文化的時代語境得以生成。當下部分研究者之所以對百年來的文化、文學轉型作出了簡單化的判斷，原因就在於對這一過程的矛盾性、複雜性缺乏深刻的理解。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作為其理論核心，呈現出大一統的結構特征。於是，人們往往傾向於把傳統文化視為一種同質的總體性概念體係，以為可以憑借理論戒律對其作剛性的界定，而對它所呈現出來的多元化特征卻有所忽略。其實同其他文明形態一樣，居於主導地位的傳統文化也包含著多種文化層次，精英/平民，廟堂/民間，正統/異端，開化/保守，這種種參差不齊的文化形態都是傳統文化的具體呈現形式，以不同的方式折射出傳統的光芒。有意味的是，傳統文化的這種內部結構特征是通過空間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不同的文化形態散落在特定的地理區域，與各地的自然、人文環境結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了一個個富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鄉土文化群落。有研究者把它命名為“儒學地域化”的過程，認為“儒學從原生的人文化型構階段經官學化過程達致地域化的空間表現形式，也就是儒學衝破製度化、神秘化的官方意識形態而構成不同的文化精英群落的過程”。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空間化布局自有其內在的哲學淵源，它體現出農業社會天人合一宇宙觀重空間、輕時間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文學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地域化的風格特點。劉師培曾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對此進行過詳盡的考察，“古代音分南、北”，“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尚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誌、抒情之體”。在自然環境、人文素養、思想氛圉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北各地的文學呈現出多樣化的美學形態和文學品格。由此可以看出，其實在古代文化、文學傳統內部，即存有空間化的多元發展的趨勢。
到了近代，伴隨著政治、經濟結構的轉換，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日益衰微，各個地域的鄉土文化群落日益彰顯出其主體性，這種多元化的趨勢也就愈發鮮明起來。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便不應當再把傳統文化視作一個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整體，因為異質性的鄉土文化已使得傳統文化內部的地緣性差別異常顯著。當西方現代文明被引入中國時，作為接受主體的也就不再是整體意義上的傳統文化，而是一種空間性的文化結構，是一個個具有濃鬱地域特色的鄉土文化群落。
與中國傳統文化迥然不同，西方現代文明實質上是一種時間性文化形態。“現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種時間意識，或者說是一種直線向前、不可重複的曆史時間意識，一種與循環的輪回的或者神話式的時間框架完全相反的曆史觀。”它產生於歐洲社會的世俗化進程，主旨就在於為未來發展提供一幅進化的、線形發展的計劃藍圖，因而現代性主張古/今、新/舊截然對立，強調一種斷裂意識。將其視作一種現代化的啟蒙方案，我們對現代性作出了上述清晰的界定、闡釋，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憑借這種理念對文化、文學的現代化進程進行抽象的演繹。有研究者曾以魯迅、胡適、陳獨秀的某些理論主張為論據，指責“五四”新文化運動置傳統文化於不顧而獨尊西方文明。這種論斷的弊端就在於，把人們對於現代性的態度和現代化的史實混淆在了一起。出於對國家前途的深刻憂慮。文化先驅們的確自覺接受了進化論物競天擇的理論主張，希望通過全麵引介西方現代文明來變革中國的文化傳統，這其實是顯示出了一種共同的文化態度、文化策略，而並不代表進化論就已經成為指導他們文化建設實踐的理論綱領。反觀現代文學的發展曆程，即可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劉納先生指出，我們不僅“從新文學倡導者的立場、態度與他們的具體主張之間能夠辨識出其所存在的失衡、矛盾和衝突”，而且也可以認定，在“新文學運動中崛起的文學作者們，更不可能認真遵循運動倡導者所規劃的思想路徑”。曆史的發展軌跡永遠是人所無法預言的，對於每一個後發現代化國家而言，其接受現代文明、參與現代化的過程都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因為這不但是兩種文明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過程，同時也意味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時空體係在其間發生作用，產生轉換。這種時空轉換的力量是巨大的，它給知識分子的心靈世界帶來了強烈的衝擊，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出了文化、文學的現代品格。關於這一問題，王富仁先生曾作出過深刻、精辟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