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化發生的語境不可能是“均質”的，現代性遭遇的也並非整體性的傳統文化，而是漸次進入了一個個特殊的鄉土文化時空中，同具有鮮明地方色彩的文化形態發生了種種糾葛。費正清曾把這一過程描述為“挑戰一回應”模式。在他看來，中國文化傳統在近代的社會轉型中始終處於被動的地位，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僅僅予以無力的應對，而未能主動地參與現代化的進程，因而中國的現代性隻是西方文明單方麵作用的結果。可以看出，這種“挑戰一回應”理論模式並未考慮到現代性與本土文化形態之間那種內在的緊張關係，難免對曆史作出了片麵化、簡單化的解讀。其實在現代性與中國傳統這兩種時空觀發生作用的過程中，充滿著矛盾和悖謬，現代性的時間觀意欲顛覆古老傳統型的空間意識，麵長期以來各個地域建構起來的鄉土文化又本能地對其予以抵製。經過一段漫長的曆史時期，時間意義的現代性理念終於與空間中散落的鄉土文化交彙、融合，一種包含新型時空觀念的文化形態終於得以生成，這就是區域文化。
每種區域文化內部的時空體係既非源自於傳統意義上的時空觀念，也不是直接承襲西方現代化的時空模式，而是彰顯出了在這一變革當中特定地域所作出的獨特反映、所發生的深刻變化。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在通過時空分離而結構化的社會情境中，有可能存在許多形式的‘被活的時間’（livedtime）。並且，時空的切割並不意味著從此以後它們成為人類社會組織的相互異己的方麵。恰恰相反，它為不同場合協調社會活動提供了時空重組的堅實基礎。”與社會的急劇演變相對應，人們心目中所固守的時空觀也發生了徹底的變革。根據這種嶄新的時空結構形式，人們重新確立了自我與群體、自我與社會的關係，並在這種時空境遇中產生了關於生命、關於人生的具有現代意味的體驗和思考。值得提及的是，由於被接受的文化空間不同，現代性與鄉土文化相互作用的方式也迥然有別，因而區域文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製約著各個地域的人們體驗和思考的不同向度。
三
區域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場域”，傳統文化、現代文明、現代人的文化追求都寄予其中，由此而獲得了充沛的文化再造能力。於是，它就不僅僅隻具備地理空間上的意義，而是成為了現代文化的一個個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構建出現代人生存的具體環境。作為現代人真實的生存語境，區域文化對於地域內部的人們產生了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一方而，它賦予了人們具有濃鬱地域特色的生活形態和思維特性；另一方麵，又給他們提出了嚴峻而又獨特的生存問題。對於每一個現代人而言，區域文化的這種潛移默化的深厚影響都是刻骨銘心的，其性格特點、人生取向往往都滲透著這種來自本鄉本土的文化因素。
處於多樣化的文化氛圍中，麵對著不同的人生問題，各個地域的人們關於時代、生命、生存展開了獨具個性的思考和想象，這反映在文學中，就顯現出了各個地域特色鮮明的區域文學品質。由此可見，區域文化其實為現代文學研究開啟了一個獨特的視野。這意味著，在曆時性地考察現代文學發展進程的同時，我們還須對它的共時性形態有所關注。在當下的全球化語境中，區域文化視野之於現代文學研究的獨特意義則更為鮮明地彰顯出來。在當前，區域文化所蘊涵的研究價值已經逐漸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已經有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經驗提示我們，提醒人們注意“不同地域的人們所不可剝奪的生存與思維的主體性，還有他們各自麵臨的‘問題’的獨特性”，這樣才能“對中國文學的問題本身有真正新的發現”。
以區域文化視角來考察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曆程，我們不僅會發現許多為以往研究模式所忽略的文學現象，而且還能對一些文學史上的難點問題作出更為符合史實的闡釋。近年來，有研究者提出了“寫什麼”與“怎麼寫”的理論命題，以為表現時代不隻存在“寫什麼”的問題，而且還有個“怎麼寫”的問題，並認定“新文學寫作麵臨的一個迫切問題，那就是，如何把當時中國那種新舊間雜，‘不新不舊’的生活形態和語言形態轉化成一種新的文學想象力”。其實這就牽涉到了各個地域作家所擁有的不同的生存狀態和感受傾向。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現代中國的區域文化格局並未構成一個整體意義上的係統，而是具有明顯的不平衡性。雍容典雅的京派文化、開風氣之先的海派文化、地處內陸腹地的巴蜀文化……這一係列特色鮮明的文化形態顯示出各個地域在近現代社會變革中所作出的不同反響和應對。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在各區域文化間存有先進/落後、現代/傳統之分，其實每一種區域文化都包含自己獨特的現代品質，都顯示出對於現代的特殊理解。很自然的，這種文化語境的不平衡性間接地影響到了各個地域作家的文學感受嗇我們注意到，同樣是以沉滯、壓抑的悲劇性鄉村生活為題材，蕭紅的《生死場》、《呼蘭河傳》與沙汀的《淘金記》、《困獸記》、《還鄉記》卻各自體現出了東北、巴蜀鮮明的地域特色；張愛玲、李劼人對於家庭日常生活的書寫同樣具有深刻的曆史蘊涵，但讀者卻從那些上海敘事、成都敘事中獲得了旨趣不同的審美感受。
圍繞著“怎麼寫”的問題，從地域文化角度去探察創作主體的文化構成和審美趨向，或許我們可以對現代文學產生更為細膩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在對區域文化與現代文學的關係進行分析、概括時，應避免陷入“文化決定論”的泥淖。區域文化隻是作家進行生命體驗的一種具體的生存語境，並不能涵蓋作家富於主體性的文化選擇，我們隻有理順二者的關係，調整好考察的重心，才能實現區域文學研究的初衷。
區域文化之間不斷交流、滲透，在這一過程中現代文學逐漸臻於成熟。對文學史作一回顧，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存在兩個逆向的區域文化互動過程。在“五四”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從浙江、安徽、四川等邊緣區域奔赴北京、上海，以大學、報刊為中心迅速結成了新文學群體，他們所固有的區域文化因素與現代都市文化、外來西方文明相互碰撞、融合，新文學就在這種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應運而生。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隨著戰事的進展，京、滬等中心城市的作家紛紛向西南、西北地區轉移，重慶、成都、桂林、貴陽、昆明等西部城市遂成為新的文化中心，並以其濃鬱的地域文化氛圍對現代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意味的是，在這兩個逆向的互動過程中，四川地區均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使得具有深厚傳統的巴蜀文化成為了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一種重要文化背景。因此，從巴蜀文化的視野來審視現代文學的曆史進程，考察它之於現代四川文學乃至於整個新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就成為了一個富有吸引力的研究課題。
§§第一章 巴蜀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