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現代中國壯闊曆史進程的文學寫照，中國現代文學以其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熔鑄出開放的文學品格，為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闡釋空間，使得現代文學研究這門學科一度成為了引領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新路向的“顯學”。數十年來，每一代研究者都在特定時代背景下結合自我的曆史感悟對中國現代文學作出了獨特的闡釋，從而構建起了具有濃厚時代色彩的現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框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理論框架的設立、轉換往往並非源自於學術文化的自然傳承演變，而是和特定社會語境的嬗變更迭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折射出了當代社會生活的風雲變遷。換言之，與其他人文學科相比，現代文學研究更易於受到時代文化語境的影響和製約。
作為研究者，我們對此理應有所警覺：一方麵，對現代文學研究中出現的約定俗成的理論預設要予以追問、質疑，以免受到某種既定理論模式的掌控；另一方麵，又須對研究範式的每一次轉換進行認真的思考，探察其中微妙的理論差異及其背後所隱藏的話語權力關係。隻有具備這樣一種清醒的學科反思意識，我們才有可能躲避開文化語境的巨大侵擾，才有可能對現代中國文學產生更為豐富、獨到的理解，以獲得某種契機，開啟出嶄新的研究路向，反觀十年來的現代文學研究，我們會發現，隨著社會生活的全麵變革，文學研究的主導性理論語境也悄然發生了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繼興起的兩種迥然有別的文學史敘事模式糾纏錯結，以不同的方式展現出關於現代中國文化文學的獨特認識和理解，雖然其中充滿著矛盾和悖謬，但是卻富於深刻的啟示意義。在文化語境發生嬗變的這一關節點，通過剖析、梳理那種種或中肯、或偏執的理論話語，我們或許可以發現一些被既有的文學史論所忽略的重要問題，從而對文學史上錯綜複雜的文學現象作出更具說服力的闡釋。
一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日益廣泛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全球化”這一概念頻繁地出現在人文社會科學話語中。一般而言，學術界將全球化界定為繼現代化之後的曆史發展的新階段。隨著殖民帝國的瓦解和世界性大市場的形成，世界的格局建構發生了微妙的轉換，後發現代化國家在新型國際秩序中逐漸擺脫了以往遭受抑製的被動地位，開始參與到世界事務中來，從而得以以一種全球化的視角來審視既往的曆史，思考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角色定位的變化自然會導致思想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變革，於是，以往所熱切追求的現代化目標如今備受質疑、責難，曾被引為文化建設資源的西方文化也被視作一種危險的異己力量。與此同時，過去遭遇冷落的傳統文化反而忽然間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本土性也被當成了衡量思想文化合法性的重要尺度。
由此可見，全球化這一概念其實包含了兩個層麵的涵義：一方麵，它指稱由世界總體格局轉換而帶來的一種曆史際遇；另一方而，全球化又意指伴隨這一曆史變遷而興起的一種社會思潮。對於整體文化形態而言，後者的影響力則更為重大，“全球化，這在過去的十年裏作為一種變化的範式——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想象一已經取代了現代化”。換言之，全球化已經代替現代化成為了全新的時代背景，並引發了社會文化結構的深刻嬗變。
在全球化語境中，一種以空間觀為立論基點的批評範型應時而生，並顯露出異常犀利的批判鋒芒。這種批評範型預設的一個基本理論前提，就是空間意義上的民族性同標舉線形曆史發展觀的現代性之間具有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關係。在這裏，空間其實是寓指一種以民族利益為本位的思想立場，借以凸顯現代性時間觀的西方化本質，而其目的就在於從民族性視角對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進行檢視和重估。應當承認，無論是弘揚民族傳統的永恒價值還是對現代性追求中所存有的種種缺憾予以深刻反思，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當代意義，這種批評模式所開辟的空間化理論視野確實頗富啟發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因其過分執著於本土立場，它所秉持的這種空問觀不免又顯得有些褊狹，由此而形成了一係列理論上的誤區，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這種理論缺陷自然顯露無遺。
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這一異常活躍的“全球化”批評觀把批駁的矛頭指向了所謂的“現代性宏大敘事”。批評者們認為，在中國它“主要指喪失中心後被迫以西方現代性為參照係以便重建中心的啟蒙與救亡工程”，這實際上便是“承認了西方描繪的以等級製和線形曆史為特征的世界圖景”。他們繼而聲稱，現代文學自其生成之初便將從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奉為圭臬，由此而虛設出先進與落後相對決的文學秩序。在這一線形時間觀的引導下，空間意義的民族文學自然被放置在弱勢的位置上，而西方文學則儼然成為了現代文學追求的唯一目標。由於“在世紀初的白話文及後來的新文學運動中立意要自絕於古典文學，從語言到內容都是否定繼承”，現代文學其實是西方話語霸權在中國的投影，民族文學傳統在這一陰影的籠罩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斷裂。
彰顯民族文學的價值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的確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然而這種批評模式卻借用空間/時間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把文學中的現代性和民族性截然對立起來，勢必會導致如此偏執的結論。對其立論依據作一認真分析我們便會發現，這種批評觀之所以在理論上存有種種含混、悖謬之處，原因就在於它將現代文學豐富的發展曆程規約成了一個簡單的邏輯推論。在這些批評者們看來，民族性是鄉土傳統文化的代表，因而與源自西方的現代性具有天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現代文學的開拓者自覺引介西方文化文學，結果就使得民族性遭到了顛覆、消解。在這裏，我們要追問的是：這一斬釘截鐵的邏輯推斷能否涵蓋文學史生動、鮮活的大量細節？民族性果真與傳統文化相等同？現代性作為一種時間敘事是在何種介質中融入了現代文學創造的進程？在近現代的曆史轉型中，傳統文化文學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全球化”批評模式僅憑其褊狹的空間觀念顯然無力對這些問題作出富於學理性的解答。
對“全球化”批評觀作一全麵考察便會發現，這一理論範型雖然興起於20世紀90年代新的時代語境，但其指歸卻在於對80年代的現代文學研究模式進行質疑和顛覆。眾所周知，70年代末80年代初，隨著“撥亂反正”政治潮流的湧動，現代文學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以“走向世界”為學術取向的追求現代化的研究理念，它“代表的是剛剛結束十年內亂的中國急欲融入世界、譴趕西方‘先進’潮流的渴望”。在《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篇具有標誌性意義的文章中，研究者們曾作出這樣的表述：“所謂‘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就是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開始的至今仍在繼續的一個文學進程，一個由古代中國文學向現代中國文學轉變、過渡並最終完成的進程，一個中國文學走向並彙入‘世界文學’總體格局的進程。”很顯然，這種文學史觀所憑借的理論依據是獨重社會發展演變的曆史進化論和曆史決定論，線形的時間觀自然就成為其審視文學發展曆程的重要視角。縱觀80年代推出的一係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微觀的作家作品評論還是宏觀的文學思潮流派論述，皆把“現代化”標準引為進行文學價值評價的主要尺度。也就是說，研究者們是以世界文學為坐標建構起了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的曆史敘事，而肘間無疑就成為了這種文學敘事的主導性因素。自然，這一文學批評觀因著重於現代文學發展的時間性意義，不免就忽略了文學史上那些難以用時間因素進行衡量的複雜的文學現象，這樣就在某種程度上留給了90年代“全球化”批評觀以發起駁難的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