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一個十分明顯的事實在於，在真正的現代文明的國度，文化與文學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趨勢，由少數所謂的“先進城市”領導一切的情形是不可想象的。美國文化不可能由華盛頓或紐約來主持，英國也不會隻有倫敦文化。華盛頓或紐約學人的思想代表不了美國，倫敦代表不了英國，我們的北京和上海也替代不了全國其他地域。在20世紀80年代“走向世界”的思潮中，我們不斷爭論“愈是民族，才愈是世界”還是“愈是世界，才愈是民族”，今天，又以為“全球化時代”的“大同圖景”為我們未來的一切都鋪平了道路，其實，“世界”與“民族”永遠是互為限度也互為說明的，“全球化時代”的提出本身也是人們體察到了各自地域需要的產物，離開了各自的地域需要談全球化是空洞的、沒有意義的。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文化發展的未來絕對不是少數中心城市文化地位的繼續鞏固，恰恰相反，是更多的外省邊緣文化的崛起，是中心的弱化，或者說更多中心的出現。
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有著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在巴蜀”看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二是“從中國現代文學”看巴蜀，尤其是看巴蜀地區的文化。
前一個方麵，也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曆史時期。一是抗戰之前巴蜀地區文學形成的區域個性。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格局中，這樣的個性豐富和完善著文學的追求。二是抗戰時期巴蜀社會文化生態對外來作家的深刻影響。正是以巴蜀為中心的大後方地域體驗改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態勢。
中國現代文學生存發展所依托的文化背景從此有了重大的變化，即從比較集中的中外文化的交融衝突轉變為中外文化與中國各地域文化的交融衝突。
中國現代文學在秉承近代以來的“時間焦慮”、“進化渴望”中加入了更加明顯的“空間困惑”。
中國現代作家在藝術思潮的急切追逐之外，對普通生存的現實有了更加明顯的關懷。
當然，在以上分析當中，我們其實也同時是從中國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化的格局回看巴蜀，回看巴蜀區域的種種精神現象與其他區域的聯係與差異，也回看“巴”與“蜀”的聯係與差異。
我們的思考或許有些龐雜，但進行這樣的思考本身就是巴蜀區域文化與文學豐富形態自然要求的結果。我們進而認為，巴蜀，既然已經擁有了如此豐富的地域文化資源，就完全應該有決心在自己的學術發展上更上一層樓——為自覺地建設一個區域特征鮮明的“巴蜀學派”而努力工作。正如一些學者早就提出過的那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應該是各地域性的學派的建立，中國的學術應當在“北方學派”、“南方學派”、“巴蜀學派”、“山東學派”、“廣東學派”的崛起中出現整體格局的巨大變化，北京不再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唯一中心，上海也不是，這兩個城市也應當與它們各自的地域相結合，形成新的“北京學派”與“上海學派”。
自然，中國現代文學外省學派的建立從本質上講必須依賴各區域學者對於自我、對於各自生存需要的更加自覺的體認，就像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一樣，這是一個需要時間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一個必須完成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