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台下對了門檻坐著。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麵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櫃也伸出頭去，一麵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麵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櫃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裏，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這一次出場，與前文的第一次出場完全不同。
他不再是“站著喝酒”了，而是“盤著兩腿，下麵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對了門檻坐著”，連站的能力都不具備了，腿已經完全被打折殘廢了。“青白臉色”也變成了“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誰都想象不出這一段時間他是如何熬過來的。那件他永遠珍視的讀書人身份標誌的“長衫”也脫去了，換成了不知從哪兒弄來的“一件破夾襖”。
外形的改變也許不算什麼，但是，在這一次，他連之前的“總是滿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讀書人的話語係統也消失殆盡了。此時，孔乙己已經被逼到找不到文言詞語來維護自己的尊嚴，連“跌斷”這樣掩飾性的口語都沒有信心說下去。原來當別人說他偷東西時，他“漲紅了臉，額上的青筋條條綻出”爭辯，而“這回卻不十分分辯”，“眼色，很像懇求掌櫃，不要再提”。曾經他可以“溫兩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因為那時他可以很得意地“排出九文大錢”，而現在，他隻能“從破衣袋裏摸出四文大錢”，連下酒菜也買不起了，空口喝白酒。如果能“多花一文，便可以買一碟鹽煮筍，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可是，魯迅先生就是不給孔乙己多一文錢。這就是魯迅先生處理情節、安排人物命運的高明之處，讓一個嗜酒如命的人，生命中最後一頓酒連一碟茴香豆下酒菜都沒有，孔乙己命運到了何等悲慘的境界。那曾經“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櫃上寫字”教“我”的手，“伸開五指”就能“將碟子罩住”的大手，現在已經“滿手是泥”。不僅這樣，他的手已經完全代替了腳，他是“用這手走來的”，他喝完酒，又“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人類的進步，有一個最重要的標誌，就是直立行走和手的解放。直立行走使人類能觀察到更加寬廣的世界，手的解放提供了人類進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讓自己的生活更好的基本條件。而現在，孔乙己，這個曾經高大的人卻淪落到用手走路的慘境。
作為一個生命個體，孔乙己的前後兩次出場變化很大。然而，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普通人，他並沒有給周圍人帶去多少改變。孔乙己不過是別人生活中的一個可有可無的符號而已。孔乙己在鹹亨酒店裏，常常“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可是沒有他，別人也便這麼過”。孔乙己如此痛苦，如此狼狽地用手撐著地麵“走去”，酒店裏的眾人居然一個個都沉浸在自己歡樂的“說笑聲”中。人性麻木至此，這是何等的慘烈。
這最後的出場，以他留給別人的笑聲和“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的漸行漸遠的背影告終。
這個背影是悲涼的，是孤獨的，是令人心酸心痛的，孔乙己從此就在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了。魯迅偏愛《孔乙己》，不是因為表現了這個人物的獨特遭遇，而是要表現“這種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不同觀感”（孫紹振《魯迅為什麼偏愛〈孔乙己〉》，《解讀語文》，P87），這是魯迅小說的創作原則。魯迅先生對《孔乙己》的評價是：“於寥寥數頁之中將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顯露，有大家的作風。”（《解讀語文》，P88）孔乙己是個“苦人”，他最後一次來鹹亨酒店，在他又一次被取笑後，“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櫃都笑了”。“所有的人似乎都沒有敵意，都沒有惡意，甚至在說話中還多多少少包含著某種玩笑的、友好的性質”。但是，魯迅所揭示的，就是這種含著笑意的惡毒。而他們把這個“苦人”僅有的一點點自尊完全摧殘了。孔乙己從一開始就盡全部努力忌諱言偷，隻是為了維護讀書人所謂的自尊，哪怕是無效的抵抗，他也要掙紮。魯迅的深刻在於，這種貌似友好的笑中，包含著冷酷，包含著對人的精神的麻木不仁，對人的反人道的無形摧殘。這是魯迅高明之處，更是孔乙己的背影帶給我們的認識和思考。
四、老王僵直滯笨的背影
老王，楊絳先生的鄰居，“靠著活命的隻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沒什麼親人”。最後一次到楊絳先生家，“他一手提著個瓶子，一手提著一包東西”，“瓶子裏是香油，包裹裏是雞蛋”。第二天就去世了。就這麼一個普通的鄰居，楊絳先生多年後為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看看老王離開楊絳先生家的情景：
他一手拿著布，一手攥著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象他是怎麼回家的。
楊絳先生“不能想象他是怎麼回家的”，我們也想象不出。
最後一次相見，老王“簡直像棺材裏倒出來的，就像我想象裏的僵屍，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幹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這是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裏”時楊絳先生的第一感覺。身體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把自己舍不得吃的香油和大雞蛋特意送給鄰居。可是，在這裏，他並沒有獲得自己內心想得到的。因為，在和楊絳一家相處的這麼多年裏，他們的關係是不對等的。
楊絳在與老王相處時，很了解老王生活的悲苦，所以，總是不願意讓老王吃虧，大凡老王給她東西，她總是用錢來表達接受和感謝。最後一次，也不例外。然而，老王要的不是“物有所值”，他也許隻是單純地、一廂情願地把楊絳一家當做親人，因為他“沒什麼親人”，臨終前他特意給楊絳一家送來的香油和雞蛋，是他能留下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遺產。這是一個大限將至的人最後的感恩之情，老王是將楊絳一家作為最大的恩人和唯一的親人來對待的。
這一回，老王比誰都清楚，他來楊絳家其實是以贈送遺產的方式做生命的告別，唯有親人間才可能有這樣鄭重其事的儀式。可是，楊絳先生不懂，她還是一如既往地用她以為正確的方式來處理，用錢來平衡相互的關係。所以，已經如“想象裏的僵屍”一樣的老王離開後，她並沒有去打聽，沒有托人問候，更沒有去看望老王。“過了十多天”，碰到老王同院的老李時也隻是禮節性地隨便問問，老王也可能隻是她和老李之間難得共有的話題而已。當得知老王死的時間和下葬時的情況時，她也並沒有表示出多大的關心，“沒多問”，不僅僅是“不懂”，也許壓根就沒有想到要去多問，因為，一個踩三輪的與她又有多大關係呢。
詩人鄭敏說：“每個漢字都像一張充滿了感情向人們訴說著生活的臉。”老王的最後一次出場，楊絳先生多次運用了“直”這個字表現老王的身體狀態。“直僵僵”的身體、“直著腳”下樓，幾乎已經沒有生命鮮活氣息的人，“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以獨特的方式報答給予他關心和幫助的鄰居，向他們做生命的告別，卻又不得不帶著遺憾走了。他沒有親人，也沒有能在楊絳先生麵前獲得一種被視為親人的認可，可是畢竟“死者長已矣”，他的苦痛隨著他的離開而消逝了。
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的背影，在楊絳先生的記憶裏總是揮之不去。幾年後，楊絳先生漸漸明白，她和老王兩人對待對方所采用的標尺上的嚴重差異：雙方都沒有在對方那兒尋到內在的精神平等對話時，這是對彼此的傷害。再反思自己最後一次與老王的對話，有的隻有那份愧怍了：在人與人相處中，老王把楊絳當親人，即便楊絳一家也曾遭受過苦難，但是畢竟有像老王這樣的人，“持續地關注著我們，體恤著我們，那我們就絕稱不‘上不幸者’”。而老王，是不幸的，因為，他盡管傾其所有，可是，他最終沒有被理解，在人與人相處中，他沒有獲得被認可，楊絳“潛意識裏很難把老王看成是對等的、可以彼此成全的生命”。
老王走了，“直僵僵”地走了。他的背影讓楊絳先生反思自己，也讓我們更敬重楊絳先生：僅僅是一個普通的鄰居，非親非故，卻能通過反思與他的相處而認識自己在人格、人性上做得欠缺的地方，這需要多大的自我反省勇氣和人格自覺啊！楊絳先生“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雜憶與雜寫〉自序》，載《楊絳散文》第395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4），她何嚐不是引領我們的“生命之火”呢？
五、老婦人沉痛追悼的背影
在初中語文教材裏，老婦人的形象很少。西蒙諾夫的戰地通訊《蠟燭》裏的老婦人瑪利·育乞西，以其獨特的人格魅力受到紅軍戰士們和讀者們的熱愛和敬仰。
老婦人的蠟燭，是“45年前她結婚的喜燭，她一直舍不得用”，一直珍藏著。可是，在一個特殊的夜晚，她點亮了蠟燭，她為一個不認識的紅軍戰士點亮了蠟燭。她像守護天使一樣，蠟燭被風吹滅了，老婦人就“很耐心地再把蠟燭點燃”。那一夜，她就“對著燭光，坐在墳邊，一動也不動，兩臂交叉抱在胸前，披著那黑色的大圍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