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的盛行，使曆代出土的大量古物廣泛流傳於世，在宋代的士大夫中興起了搜集、玩賞古物的熱潮，“金石學”這門新興的學問也隨之應運而生。北宋時期已出現了一批著名的金石學家和金石學著作，如太學博士呂大臨及其所著《考古圖》、女詞人李清照與其夫趙明誠合著的《金石錄》等。宋徽宗趙佶治國雖昏庸無能，但卻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風雅天子，他不僅精通棋琴書畫，對金石之學也頗有興趣，曾親自主持將皇室宣和殿收藏的古代銅器精華著錄成書，名《宣和博古圖》。聖上天子熱衷此道，文人學士和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亦競相仿效，這種好古的習尚使古代文物的身價陡增，“世既知其所以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為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同時也直接助長了社會上的盜墓掠寶之風，“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矣”。（《鐵圍山叢談》）宋徽宗時期，“萬古之器並出”，從古墓中盜掘出來的寶物不可勝數。
宋代的盜墓者以長安、洛陽兩地為多，原因是“兩都多漢唐王公塚墓，曆代寶物每自此出”（《清波別誌》）。同書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某日，數名“胡兒”用錦裹一玉注碗在市場上出售，“索銀百笏”。此碗表裏瑩澈無瑕，工藝甚精，“注以酒，頃刻則溫”，奇異無比。有人問碗的來曆，胡兒答曰：“得於長安古壙中”。魏泰《東軒筆錄》載：當朝張侍中和晏丞相死後俱葬陽翟（今河南禹縣），兩墓相去數裏。群盜先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櫬，以掩覆其穴”；次發晏墓，所獲無幾，群盜大失所望，“遂以刀斧劈碎其骨而出”。時人感慨地說：“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南宋初年，由金人扶植的“大齊”傀儡皇帝劉豫徙都汴京，大肆毀掘開封、洛陽一帶的墳墓，“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鞏縣的北宋帝陵也遭到浩劫。（《皇朝編年綱目備要》）有一次，劉豫從士兵手中得到一水晶寶碗，經盤問得知出於哲宗永泰陵，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率兵赴鞏縣開發宋陵，掠取寶物。他們掘開永泰陵後，不但將陵內所藏珍寶玉器劫掠一空，並剖破棺槨，棄哲宗屍骨於陵外野地。紹興十八年（1148），南宋太常寺少卿方庭頊途經陵區，見哲宗遺骸暴露於野，遂解衣裹屍，草加掩埋，回朝後麵奏高宗趙構，君臣悲慟。金朝滅亡後，蒙古人的鐵蹄又一次踐踏了鞏縣宋陵，整個陵園“盡犁為墟”，僅餘幾尊巨石雕刻悲哀地空守於此。
苟安江左的南宋諸帝，死後的遭遇比其祖宗還要淒慘。亡國不久，陵園就被盜墓賊洗劫。《癸辛雜識》和《輟耕錄》詳細地記述了南宋帝陵被盜的經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八月，任江南釋教總攝的西僧楊璉真伽，夥同演福寺僧允澤等人，率眾僧及凶暴之徒趕到紹興陵園，企圖掘陵。負責守陵的中官陵使羅銳極力抗爭，允澤對羅拳打腳踢，並持刀威脅，羅無奈大哭而去。這夥強盜先挖開了寧宗、理宗、度宗及楊後的陵墓，“劫取寶玉極多”。理宗的永穆陵“所藏尤多”，毀壞的程度也最為慘烈。理宗的棺槨被剖破後，隻見一股白氣衝天而起，棺內寶物甚豐，屍體尚完好如生，珠光寶氣繚繞其身，棺底鋪有織錦，錦下承以用金絲編織的網罩，“擲地有聲”。群盜掠去棺內的寶物後，又將理宗的屍體倒懸樹上，瀝取腹中水銀，並掰唇撬齒，取出口含的夜明珠，“如此三日，竟失其首”，連理宗的頭顱也被折騰掉了，慘不忍睹。同年十一月，楊璉真伽又率眾盜毀掘了陵園內的高宗、孝宗及光宗陵，同時被盜的還有南宋初年由塞外遷葬於此的北宋徽、欽二宗的陵墓。無數珍寶被掠，諸帝的屍骨也被挖出來棄置於草莽之中，一片狼藉。紹興人唐玨聞知帝陵被毀、龍體遭劫，遂備置木匣若幹，覆以黃色絲絹，上署帝號、陵名，邀集鄉裏少壯之輩乘夜潛入陵園，將諸帝遺骸收藏匣中，密埋於天章寺前，樹冬青以為標誌。惟理宗頭顱甚大，木匣難容，未能收藏。七日之後，楊璉真伽複取理宗頭骨，截為飲器；又令眾僧收集諸帝骨骸，眾僧求陵骨未獲，遂揀來牛馬枯骨交差。惡僧楊璉真伽不明真相，“築一塔壓之，各曰鎮南”，以示鎮服南國。明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派人專程從元大都取回理宗頭骨，與唐玨所藏的諸帝遺骨一同歸葬舊穴，並豎碑立石，修複陵園。南宋諸帝苟且偷安，不但斷送了江山，自己也落了個陵毀屍碎的可悲下場。
元末戰亂四起，軍隊盜墓的現象尤為嚴重。元人徐勉之《保越錄》說：朱元璋的部將胡大海縱兵掘塚，掠寶毀屍，“至官庶墳墓無不發，金玉寶器捆載而去；其屍或貫之以水銀，麵皆如生，被斬戮汙辱者尤甚。”民間盜墓者亦趁亂蜂擁而起，發丘摸金之風一時猖獗。
明代以盜墓為業者甚眾。北方的盜墓賊仍以陝西、河南兩省居多，《湧幢小品》雲：“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小者猶延裏許”，當地居民養成了“俗善伐塚”的惡習。南方的盜墓賊也很活躍，同上書記載：浙江鄞縣之民“善發古墓”，有一盜墓賊號“詹揀屍”者，因掘塚之事敗露，被囚入獄，他竟然用從古墓中盜來的兩隻玉碗和數錠黃金賄賂鄉紳，求其說情寬解，治獄者正好抓住贓證，遂將這位專發古人財的盜賊處死。從此以後，“其禍稍息”，鄞縣一代的盜墓之風有所收斂。嘉靖中，山東臨朐縣有盜發一大墓，“乃古鹽後陵寢，其中珍寶最多，生縛女子四人列左右為殉，其屍得寶玉之氣尚未消”（《野獲編》）。正德年間，揚州府海門縣城東一古墓被盜，相傳為唐代義士駱賓王之墓，“啟棺見一人儀貌如生，須臾即滅”。崇禎丙子年，位於番禺縣治東二十裏的南漢主劉癡之墓被當地土人盜掘，有金人十二，疑為劉癡、皇後馬氏及其諸子之像，另有十尊用白金熔鑄的學士像，諸珍異之物頗豐。（《曝書亭集》）
清人盜墓亦每每見諸史誌。《述異記》雲：康熙三十五年（1696），嘉興東門外十裏鄉人掘得古墓，“啟棺一女子麵貌如生，塚中殉葬物甚多”，視其誌銘，乃五代後漢皇帝劉知遠之公主。《池北偶談》載：開封人盜掘東漢揚虛侯馬武之妾塚，內有馬武為其妾自書的碑銘，“文甚古，字盡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有銅印一方，鐫“妾莫如”三字。道光《武寧縣誌》載：盜發徐尚書墓，得銀簟、銅鏡等物，簟以銀絲織成，“絲細如發，工致精密”，瑰麗無比；鏡有銘文，叩之“古音瑩瑩”。同治《上饒縣誌》載：太平鄉有鄭文恪公墓，乾隆年間，盜墓賊三人與謀曰：此公為明臣閣老，棺內必有金玉寶器，發之必獲重利。遂結夥夜赴墓所，“揮鋤掘塚”。
清室帝後陵內埋藏的大量珍寶，使中外強盜垂涎三尺。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曾對東陵進行了野蠻的浩劫，掠走大批的金銀祭器和其他珍貴文物。清朝滅亡後，軍閥林立，兵荒馬亂，“護陵大臣”毓彭監守自盜，勾結北平城古董商，盜賣諸陵寢的金銀器皿和文物珍寶。一九二八年七月，任國民黨軍長的“東陵大盜”孫殿英，以軍事演習為名率部隊進駐東陵，派工兵深夜用地雷將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後的地宮炸開，匪兵蜂擁而入，將其中的金銀珠寶搶掠一空，裹滿珍寶的慈禧屍體也被折騰得麵目全非。軍閥孫殿英一手製造的東陵盜寶案，是近代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盜墓活動，震驚中外。當時政府迫於社會壓力，曾專設軍事法庭審理此案。
通過對曆代盜墓活動的全麵回顧，不難看出，盜墓的習俗在我國有著頑強的生命力。在上下數千年、廣袤萬餘裏的中國大地上，盜墓賊的身影像難以驅散的幽靈一樣時隱時現，四處作祟。其流風餘韻，至今未息。
古人是如何發墓取寶的？慣用的盜墓手段有哪些？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麵的情況。
明火執仗地大規模毀掘。這種現象常常發生在兵荒馬亂的改朝換代之際；肇事者多是一些亂世英雄，如握有重兵的軍閥悍將、兵強馬壯的異族首領、乘亂而起的土匪強盜以及少數農民義軍等；毀掘的對象主要是帝王陵墓和聚寶豐厚的巨丘大塚。曆史上的項羽毀始皇陵、董卓掘漢帝諸陵、曹操發丘摸金、“五胡”浩劫中原墳墓、溫韜遍盜關中唐陵、元初洗掠宋帝陵寢，以及近代孫殿英東陵盜寶等，就屬於這種情況。其特點是動用軍隊盜墓，且多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進行。
民間的盜墓活動則與上述情況不同，既有乘動亂之機大撈一把的臨時經營者，也有和平時期以此為生的職業盜墓賊。他們或三五成群結夥行盜，或獨家獨戶個體經營。為免遭國家法律的懲罰和鄰裏鄉人的譴責，其行蹤甚為詭秘，晝伏夜出，在暗中從事盜寶的勾當。盜墓的具體手段五花八門，視墓葬的不同情況而定。
一般小墓葬埋較淺，結構簡單，修築得亦不十分堅固，盜墓者通常是一人單幹或合家行動，從地麵封土堆直接往下挖掘至墓穴，啟開棺木，搜取寶物。盜掘這類墓葬不需要花費太大的力氣，一夜之間即可完成。
達官貴人的墳墓多有高大的封土堆，墓室在很深的地下，內部結構複雜而又堅固。因此，要盜取其中埋藏的珍寶，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僅靠個人經營是無法完成的。在盜掘這類大墓時，盜墓者事先密謀策劃，結成團夥，集體行動，最後共享贓物。常見的盜掘方法是在距墓塚不遠的地方穿穴入地，朝墓塚的方向開挖地道，再從地道鑽入墓室，取出寶物。先秦時期的盜墓賊已創此法，《呂氏春秋·安死》雲：“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意思是說眾盜於塚旁築一房舍，從中暗掘地道，發墓盜寶。唐開元二十八年（740），群盜發華妃塚，“於塋外百餘步偽築大墳，若將葬者，乃於其內潛通地道，直達塚中”，悉取內藏珍寶，晚上用偽裝送葬的喪車拉回城內分贓。（《廣異記》）宋代陽翟人發張侍中、晏丞相墓，築室於二塚之間，從室中“竅穴以通其隧道”，盜取寶物。（《東軒筆錄》）清康熙年間，群盜覬覦任丘毛公墓所藏珍寶，意欲發之，然礙於鄉人耳目，不敢公然行事，遂挖空心思想出一條妙計：種瓜於墓旁，待枝葉茂密之時，從瓜地中暗穿地道以達墓穴。（《閱微草堂筆記》）明種瓜蔬，暗掘墳墓，用心可謂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