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外考古工作中，也發現了大量的盜墓遺跡。各地古墓被盜的現象極為普遍，與文獻記載的情況相吻合。以河南安陽殷墟為例，這裏是商代晚期的都城，王室貴族死後多葬於此，半個多世紀以來，考古工作者在此發掘了大量的王室貴族墓，其中絕大多數已被曆代盜墓者洗劫一空，幸免於盜的目前隻有一座，即一九七六年發現的商王武丁之妃婦好的墓葬。有的古代大墓不止一次地屢遭盜掘，如陝西鳳翔境內的東周秦公陵園一號大墓，發現的曆代盜洞竟多達數百個之多，像蜂窩一樣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墓頂及其四周，盜掘之甚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根據盜墓者在各地留下的遺跡分析，他們主要采用打洞入墓的盜掘方法。盜洞有幾種不同的形式：或從墓頂直接打入墓室；或將盜洞打進墓道，再由墓道鑽入墓室；或在墓塚周周打洞，迂回繞進墓穴。為省工和便於隱蔽，這類盜洞一般較小，僅可容一人出入。如果遇到體形龐大的隨葬重器無法從盜洞中拖出時，就將器物在墓室內砸碎，分批運出。盜墓活動一般在夜間進行，多人合作，各有分工：有的瞭望放風，有的掘土打洞，有的提筐運土，有的保管贓物。為了不露形跡，通常將挖出的新土運到離墓塚較遠的地方，均勻地撒在荒野，蛛絲馬跡全無。
職業慣盜在長期的發墓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盜寶經驗，具有識別古墓、穿穴打洞、啟槨開棺、鑒定文物、經營古董等方麵的獨特本領，同時還發明了一些盜墓的專用工具，其中以“洛陽鏟”最為有名。洛陽鏟是一種用於鑽探地下古物的探鏟，由舊時洛陽一帶的盜墓者首創，因而得名。鏟頭是鐵製的半筒形，安裝在木質或鐵質的長柄上，柄端可係長繩。盜墓者在古墓雲集的地方持鏟下探，短時間即可打入地下深處，很快就能確定地下墓穴的具體位置和寶物的埋藏情況，看其是否具有發掘的價值，以免盲目亂挖、勞而無功。洛陽鏟製作簡單，攜帶方便，在探測地下文物寶藏方麵有著獨特的功能，現在成了考古學家們手中必備的勘察工具，在現代科學考古工作中發揮出新的作用。
古代文獻中還記載了許多有關盜墓的奇聞異事，茲舉數例如下：
墓中發出怪異之聲。梁州有一古墓，俗稱“尖塚”，或雲即漢人張騫墓。南朝梁太平年間，盜欲發之，忽聞塚內鼓角之聲四起，眾盜驚懼，遂不敢發。（《太平禦覽》卷七七）清康熙中，群盜發任丘毛公墓，將及墓室，突然從中冒出一股白氣，雷霆之聲不絕於耳，“諸盜皆仆，乃不敢掘”（《閱微草堂筆記》）。
發墓時有風雨之異。五代溫韜遍掘唐帝諸陵，在發乾陵時，天上忽然黑雲翻滾，風雨大作，溫韜見狀大驚，遂引兵而去，乾陵因而免遭盜擾之禍。《太平寰宇記》雲：漢太傅陳蕃之墓在虔州青龍岡，盜墓者數欲發之，輒見一大蛇纏繞墓周，風雨晦冥。
有預言盜墓賊姓名者。北魏太和中，寶鼎縣人張恩發殷湯陵盜寶，獲鍾磬樂器甚多，器上有銘曰，“我死後二千年，終困於張恩。”（《太平寰宇記》）明嘉靖年間，六百戶奉巡撫之命修築月堤，發一古塚，墓磚上有朱書數行，其文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墓逢著六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書影》）清道光年間，元氏縣農夫劉黃頭掘墓得唐建中二年賈夫人墓誌，誌末有“後一千二百年為劉黃頭所發”十二字，與發掘者姓名相合。（《養吉齋餘錄》）
有墓主顯神靈以警盜墓者。《上饒縣誌》載：清乾隆年間，三名盜賊發明閣臣鄭公之墓，掘塚僅尺餘，一戴紗帽著紅袍的老公從墓中飄然而出，並用袍袖揮拂掘塚者，三盜見狀魂飛天外，落荒而逃。
有因發墓受驚身亡者。《廣異記》載：許州司倉盧彥緒發一古塚，見棺內葬一年輕女子，頭插金釵十餘枚，佩寶鏡一麵，盧盜寶後夜夢該女子怒容滿麵地責問他：“何以取吾玩具？”驚而成疾，經年乃卒。《錄異記》載：某城東二十餘裏有一大墓，群盜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各重百斤。事隔不久，盜墓者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湧幢小品》載：宋人張十五者，因家貧發園中古墓取物，遂患惡疾，口呼“殺人”而死。
有墓屍轉而複生者。《博物記》雲：曹魏時盜發西漢宮女墓，塚內宮女遂複活，郭後將其收養宮中，甚為寵愛，宮女還經常給郭後敘說漢時後宮的逸聞趣事。郭後崩，該女悲傷而死。《神異錄》載：隋末竇建德發鄴中古墓，啟棺見女屍氣色與生人無異，年輕貌美，觸之似有氣息，遂移置軍帳，三日之後女屍複活，並對圍觀的將卒說：“我是魏文帝時的宮女，在鄴都侍奉甄皇後，死葬於此，命中注定死而複生，不知現在是何朝何代？”數百年前的死人竟能複活，堪稱今古奇觀！
上述奇聞多荒誕之辭，很可能是出自古人的杜撰或附會，但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古代盜墓的盛行及其在社會上所造成的影響。
泛濫成災的盜墓之風，使曆代帝王將相和崇尚厚葬者為之寢食不安，惟恐死後遭受墓毀屍棄的禍患，遂挖空心思想出了不少防盜的措施：
墓內巧設機關暗器，使盜墓者無法接近。秦始皇在為自己修築陵墓時，“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營建帝陵，亦設“伏弩大弓”，以射殺盜陵者。（《漢舊儀》）唐人段成式《酉陽雜俎》記載：高陵群盜發巨塚，掘地數十丈有石門擋道，打開後“箭出如雨，射殺數人”，群盜投石其中，每投箭輒出，投十餘石後“箭不複發”，乃秉燭前行。不遠處又遇一門，內有木人數十，手持兵器，“張目運劍，又傷數人”，眾以木棒擊之，“兵仗悉落”。進入墓室後，見有彩繪漆棺一具，懸以鐵索，金玉珠璣成堆，盜欲掠之，忽見漆棺飄動，“須臾風甚，沙出如注”，埋殺一人。群盜見狀大驚，倉皇出逃，未獲一寶。另據《錄異記》載：唐鹹通年間，關中某盜賊向鳳翔府曹李道講述了他與別人合夥盜墓時的一次親身經曆，遇到的暗器機關同上述情景頗為相似。民國《房山縣誌》載：房山縣西南七十裏處有一古塚，名曰“任家墳”，內設“刀山劍樹”，發之輒遭暗器殺傷，無一幸免。
偽設疑塚，以假亂真。權術過人的魏武帝曹操，生前毀掘的墳墓不計其數，卻惟恐後來者在他身上故伎重演，因而對後事的安排極其詭秘。相傳曹操為防止陵墓被盜，在漳河邊設置了七十二座疑塚，使後人難以知曉其真實陵墓之所在。宋人俞應符詩雲：
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塚。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塚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須盡發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藏君屍！
這首詩措辭尖銳，被時人稱為“詩之斧鉞”。（《輟耕錄》）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皇帝石勒、石虎叔侄二人，也采取了類似的防盜措施。他們死後在鄴中之地修築了兩座假陵，偽葬一番，其屍體則別葬於深山密林之中。後人不明真相，盜石氏二陵，陵內空空如也，方知上當受騙。（《鄴中記》）
潛埋深藏，不露形跡。魏文帝曹丕鑒於漢帝諸陵在戰亂中“無不發掘”的慘痛教訓，主張陵墓不設寢殿，無封無樹，“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以達到防盜之目的。（《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十六國時期，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首領，出於防盜的考慮，死後多采用“潛埋”的方式。石勒的母親王氏死後，“潛窆山穀，莫知其所”（《晉書·石勒載記》）。南燕皇帝慕容德的葬所也極為隱秘，“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穀，竟不知其屍之所在”（《晉書·慕容德載記》）。時人已不明其葬所，後世的盜墓者更是無從知曉了。
堅築墓穴，以圖永固。根據司馬遷的記述，始皇陵內的防盜措施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不僅伏設了暗器機關，並且“下銅而致槨”，用熔化的銅液澆鑄墓室，宛如一座固若金湯的地下堡壘。三國吳主孫休的陵墓“冶銅為門”，清順治年間盜欲發之，“堅不可入”。（《三國誌補注》）唐高宗與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也十分堅固，墓門以巨石為之，“縫隙鑄鐵，以固陵中”（《舊唐書·嚴善思傳》），使盜墓者難以下手。古代帝王為了防止後人盜掘，還每每將陵墓鑿建在石堅勢險的山崖上，這種“因山為體”的築陵方法肇始於西漢，流行於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成為定製。
有的厚葬者別出心裁，在墓碑上刻寫說明文字，聲言墓內葬物簡陋，無須開發，試圖蒙混過關；或在棺槨上刻有恫嚇盜墓者的警語，使其不敢貿然啟棺。曹魏冠軍縣張詹墓的石碑背麵有這樣一段文字：“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錢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我傷。”時人信以為真。晉末五胡亂華，當地墳墓莫不夷毀，獨此墓安然無恙。南朝元嘉初年，冠軍一帶發生水災，饑民如雲，遍掘墳塋取物，張墓亦被開發，墓內“金銀錫銅之器爛然畢備，有二朱漆棺槨，棺前垂竹薄簾，金釘釘之”，與張氏自我聲明的寒酸景象恰恰相反。（《荊州記》）西安西郊曾出土一具葬於隋大業四年（608）的貴族女孩李靜訓的石質棺槨，石棺的後部刻有“開者即死”四字，以震懾盜墓者。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無論多麼奇巧的防盜措施，在肆無忌憚的江洋大盜和閱曆豐富的職業盜墓賊麵前，都顯得智窮巧拙而無能為力了，多數陵墓最終仍難逃脫毀掘的厄運。那麼，杜絕盜墓的根本途徑何在呢？我們知道，曆史上的盜墓之風與曆代相沿的厚葬習俗有直接關係，“豐財厚葬，以啟奸心”，厚葬是誘發盜墓的主要原因。古人對盜墓與厚葬的關係早有認識，魏文帝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禍由乎厚葬封樹！”可謂有識之見。既要豐財厚葬，又想保其屍骨不受驚擾，其結果隻能是自釀苦酒自酌飲，以暴屍荒野為最終歸宿。盜墓的惡果既然根源於厚葬的陋習，那就應該在薄葬節喪方麵多做一些事情，而不是枉費心機地大做防盜機關的文章。顯而易見，如果不根除奢侈的厚葬習俗，發丘摸金的盜墓現象也就永遠不會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