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與古人厚葬的習俗有直接關係，是厚葬的惡果之一。曆代埋藏在地下墓穴中的大量寶物，為盜墓者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厚葬之風在古代經久不衰，盜墓也就成為曆史上極為普遍的社會現象。
盜墓的現象在我國由來已久。古代文獻中較早記述盜墓的見於《呂氏春秋·安死》：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嚐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抇也……故宋未亡而東塚抇，齊未亡而莊公塚抇，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
上文所述為戰國末年秦相呂不韋及其門徒的耳聞目睹。從他們記述的情況來看，盜墓的現象在戰國時代已非常普遍，古代及關東六國的貴族大墓“無不抇也”，已被盜掘殆盡。這些大墓之所以遭到盜掘，是因為其中的“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盜墓者一旦得手，就可獲取大量的財富，過上“世世乘車食肉”的富裕生活，希圖在陰曹地府繼續享受奢侈生活的王公貴族，在厚葬其身的同時，就為滋生自己的掘墓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一點是他們所始料未及的。
秦始皇陵內埋藏了大量寶物，項羽率軍入關以後，“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所獲甚豐，關東盜賊也趁火打劫，“銷槨取銅”，盜掘寶物。其後，牧羊小兒在陵園放牧，羊從盜洞中鑽進陵內，牧童手執火把入陵尋覓亡羊，引燃地宮建築，“火延九十日不能滅”（《水經·渭水注》）。終於淪為廢墟。秦始皇之前秦國曆代國君的陵墓，因“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在秦末戰亂中“鹹盡發掘暴露”，亦被盜掘一空。（《漢書·劉向傳》）
漢興，盜墓之風日甚。《漢書·地理誌》在記述各地的風土民俗時說：趙、中山一帶，民風強悍，“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塚”，俗好盜墓。其他地區盜墓的現象也很嚴重，很多人視盜墓為致富的一條重要途徑，以此為業者大有人在。他們不僅盜掘古墓，對時人的墓葬也不放過，聞有富貴之家厚葬，即跟蹤窺探，伺機掘塚取寶，“今日入而明日發”的情況時有發生。更有甚者，不惜冒殺身之險，竟然盜取漢皇天子陵中的寶物。文帝的霸陵在武帝時已被盜掘，曾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漢書·張湯傳》）。相傳武帝入葬後僅四年，就有人在右扶風市場上出售茂陵地宮內隨葬的玉箱、玉杖等珍寶，說明茂陵在武帝屍骨未寒時就被一些膽大包天的盜墓者“光顧”了。（《漢武帝內傳》）當朝天子的帝陵尚且如此，凡人的墓葬就可想而知了。西漢盜墓之盛，於此可見一斑。
令人不解的是，西漢的一些諸侯王也每每充當盜墓賊的角色。景帝的後代廣川王劉去就是這類皇子皇孫的典型代表。他糾集一幫無賴少年，專門從事盜掘封國內古墓的勾當，“國內塚藏，一皆發掘”，毀壞的古墳大塚不可勝數。其中奇異者就有百餘座之多，包括晉靈公、欒書、魏襄王、哀王、魏王子且渠、幽王、袁盎等人的墓葬，墓內多珍奇異物。盜取的寶物多被劉去據為己有，如晉靈公塚內有一枚拳頭大小的玉蟾蜍，腹空，可容水五合，出土時光澤照人，“王取以盛書滴”；魏襄王墓中的金玉雜具完好如新，“王取服之”。（《西京雜記》）廣川王劉去喜掘古塚的嗜好，與當時社會上普遍流行的盜墓風習有一定關係。
分布於關中渭北鹹陽原上的西漢帝陵，在西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遭到毀掘。《後漢書·劉盆子傳》記載：赤眉軍入關中後西征受阻，“乃複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呂後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穢。”赤眉軍毀掘漢帝諸陵，一方麵是為了獲取財物，解決部隊的給養；同時也以此來發泄對統治者倒行逆施的刻骨仇恨。經過這場浩劫，西漢帝陵毀壞殆盡，一片狼藉。劉秀當上皇帝以後，不忍心先代祖宗暴屍荒野，於建武五年（29）七月“詔修複西京陵園”（《後漢書·光武帝紀》），使漢室帝後的幽魂得到了一點安慰。
東漢末年，豪強地主武裝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形成了眾多的封建割據勢力，導致了軍閥混戰的局麵。握有重兵的軍閥往往動用軍隊盜掘陵墓，其他盜墓者也乘戰亂之機蜂擁而起。以殘暴聞名的隴西軍閥董卓，率兵入京城洛陽控製了皇室政權以後，濫殺生靈，掘陵發塚。他先是毀掘漢靈帝文陵，“悉取藏中珍物”；在劫持漢獻帝西遷長安之際，又遣部將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塚墓，收其珍寶”。（《後漢書·董卓傳》）東漢的帝陵在烽火四起的動亂年代悉被盜掘，魏文帝曹丕曾感慨地說：“喪亂以來，漢代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是焚如之刑，豈不痛哉！”（《三國誌·魏書·文帝紀》）其實，亂世英雄曹操也幹了不少發丘掘墓的勾當。袁紹在討伐曹操的檄文中，所列曹操的主要罪狀之一就是盜墓。檄文說：曹操曾親率士卒盜掘了漢文帝之子梁孝王的陵墓，“破棺裸屍，掠取金寶”；在軍隊中專門設置了主管盜墓的“發丘中郎將”和“摸金校尉”，從死人身上籌措軍餉；曹軍所過之處，塚墓悉被毀掘，“無骸不露”。（《後漢書·袁紹傳》）曹操稱得上是漢末群雄中發丘摸金的“能手”。
頗為有趣的是，一些舉止彬彬的文人雅士竟然也加入了盜墓者的行列。相傳，三國魏人鍾繇酷愛書法，尤喜名人墨寶，他見韋誕藏有東漢學者蔡邕的遺墨，遂屢屢索求，不想韋誕亦視之如至寶，他沒有滿足鍾繇的要求，死後將這件書法珍品葬入了墳墓。鍾繇得知後，便暗地派人挖掘韋誕墓，終於如願以償地得到了蔡書。鍾繇盜墓的動機雖然“高雅”，不同於一般發丘摸金的強人，但這位與王羲之並稱“鍾王”的書法大家獲取墨寶的手段也未免過於失當了，被後人傳為“佳話”。
《晉書·皇甫謐傳》對魏晉時期盜墓的情形有這樣的描述：“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西晉太康中，有人盜發了劉表的墓葬，見劉表夫婦的屍體十分完好，容貌與活人無異，墓內香氣充溢，“遠聞三四裏，經月不歇”（《水經·沔水注》）。永嘉末年，齊桓公的陵墓為臨淄人所發，因墓內設有水銀池，毒氣彌漫而無法入內。過了幾天以後，盜墓者讓狗在前麵探路，從墓中盜取的寶物不可勝數。（《括地誌》）晉湣帝建興中，曹嶷盜發齊景公和管仲的墳墓，屍體尚未腐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太平禦覽》卷五五七）。建興三年（315）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後陵，太後麵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勝記”（《晉書·孝湣帝紀》）。關中漢陵又一次遭到毀掘。
西晉末年，內憂外患並起，南北分裂割據長達近三百年之久。在這種改朝換代頻繁、戰禍迭起的社會環境下，盜墓的現象尤為嚴重。
在異族統治的北方地區，“舊都淪滅，山陵毀掘”，陵寢墳塋備遭浩劫。前趙皇帝劉曜厚葬其父，造陵於粟邑，“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出現了“暴骸原野，哭聲盈衢”的悲慘場麵。（《晉書·劉曜載記》）羯族首領石勒、石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記，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石季龍還派人發秦始皇陵，“取銅柱鑄以為器”（《晉書·石季龍載記》）。前秦皇帝姚萇和後燕皇帝慕容垂也是盜墓的能手，每到一處即“毀發丘墓”，掠取寶物。（《晉書·苻丕載記》）北魏統一北方後，五胡十六國混戰的局麵告一段落，大規模的盜墓活動亦隨之有所收斂。
江南地區的盜墓之風也很盛行。南朝宋武帝時，青州人盜一古墓，塚銘有“青州世子，東海女郎”數語，武帝以之為奇，詢諸學士鮑照等人，眾莫能解，賈希鏡認為墓主是晉室宗族司馬越之女。（《南史·賈希鏡傳》）下邳太守王玄謨，性好盜墓，毀掘所轄境內的古墓不計其數，以致“地無完槨”。某日掘開一塚，剖破棺槨，內臥一年輕女子，臂有玉釧，王竟“斬臂取之”，毀屍掠寶。（《南史·王玄謨傳》）齊高帝建元中，有人盜發楚王塚，“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南史·齊本紀》）。在梁末的侯景之亂中，許多墳塋被亂軍劫掠一空。陳朝初年，征北軍人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陳書·世祖紀》）。皇室子弟始興王陳叔陵，素有盜墓之癖，“好遊塚墓間，遇有塋喪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並骸骨肘脛，持為玩弄”（《陳書·始興王叔陵傳》）。像陳叔陵這樣喜玩賞古屍骨殖的人，在曆史上恐怕是不多見的。
隋唐時期，掘塚發丘之事屢屢見諸史籍。《隋書·王頒傳》載，王頒之父為陳武帝陳霸先所殺，隋滅陳後，頒率士卒千餘人夜發陳霸先陵，剖棺毀屍，“焚骨成灰”，以報殺父之仇。隋煬帝開鑿大運河，沿河數千裏的古墓新墳悉被毀掘，人悲鬼泣，怨聲載道。唐朝建國之初，為了革除社會上的盜墓之弊，在製定法律時增加了對毀陵發塚者進行處罰的有關條款。《唐律疏議》卷一九規定：“諸發塚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根據盜墓者對墓葬的破壞程度，分別處以流刑、徒刑以至絞刑。同時又規定：“諸盜園陵內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盜他人墓塋內樹者，杖一百。”帝王陵園內的一草一木和平民墳塋內的樹木均受法律保護，不得隨意盜取，犯禁者處以徒刑或杖責。毀掘帝王陵寢被定為“謀大逆”，屬十惡不赦之罪，犯者誅死無疑。
然而，嚴刑峻法仍然禁絕不了根深蒂固的盜墓惡習。唐懿宗鹹通年間，鳳翔府曹李道捕獲一“掘塚賊”，拷問其平素所為，他回答說：我從事盜墓已有三十餘年，鹹陽以北、岐山以東陵域之外的古塚“皆開發矣”。並在大堂上給李道繪聲繪色地講述了盜墓過程中的奇景異觀。（《錄異記》）說明唐代關中地區已有專門發掘古墓的職業盜墓賊。有的盜墓者結成團夥，集體發丘摸金，並勾結地方官吏，以財物打通關節，求得官府的暗中支持。一些州官縣吏受賄枉法，包庇縱容盜墓者，並參與分贓，將分得的上等寶物進貢給京師權貴，以謀取高官厚祿，“珠玉之器，皆入京師貴人家矣”（《尚書故實》）。
和平年代的盜墓風氣尚如此之盛，動蕩歲月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唐代自“安史之亂”以後，邊將節度使擁兵自重，兵禍迭起，國無寧日，帝王陵寢和埋葬豐厚的塚墓也成了戰亂中的蹂躪地。德宗時，盧龍節度使朱泚叛唐稱帝，“盜竊名器，暴犯陵寢”（《舊唐書·德宗紀》），毀掘唐陵。東漢太尉陳蕃之墓也遭到亂軍的盜掘，“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壟上記》）。唐朝的帝陵在唐末五代之際為人所發，“關內諸陵，頃因喪亂，例遭穿穴”（《全唐文》卷一〇七）。京兆華原人溫韜，曾任後梁靜勝軍節度使，“在鎮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珍寶……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新五代史·溫韜傳》）。唐關中十八陵除乾陵外，其餘諸陵均被溫韜盜掘，時人稱其為“劫陵賊”。宋人對溫韜盜發關中唐陵之事亦有記述，《茶香室三鈔》雲：“陝西形勝耀州為最，唐帝陵多在其境。溫韜之起，唐帝之陵靡不開發。簡陵（懿宗陵）內有銀羅漢十人，身各高五尺，其山座具備，環列梓宮。每一身以十餘牛牽致而出隧道。”唐代帝陵多依山鑿建，嚴密堅固，溫韜率眾兵將其一一開發，盜陵規模之大，在曆史上實屬罕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