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有識之士還用“死者之無知”的道理，極力勸阻貴族當權者不要用活人殉葬。《戰國策·秦策》記載：秦昭王之母宣太後在掌權期間，納魏醜夫為麵首，供其淫樂，寵幸無比。太後臨終前發話：“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醜夫得知後極為恐慌，托庸芮為其在太後麵前說情。庸芮對宣太後說：像您這樣神靈的人，明知人死之後萬事無知，為什麼還要讓您寵愛的魏子白白送死呢！如果死者有知的話，早逝的先王對您生前的曖昧行為已積怒日久，您賠罪都來不及，哪裏還有機會和魏子在陰間地府行魚水之歡呢？聽了這一番巧言相勸，太後頗覺在理，遂打消了原來的念頭，給魏醜夫留了一條生路。
上述事例說明，當時人們已將殉人的惡習視為殘暴、非禮和無知之舉，並采取了譴責、抵製或勸阻的態度。迫於社會輿論，有的國家還明令禁止用人殉葬，如秦獻公在即位的當年（前384）就明確宣布，“止從死”（《史記·秦本紀》），以法令的形式廢除人殉製度。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法令實施得並不徹底，人殉的現象禁而未絕，但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人們普遍反對殉葬的時代潮流。
人殉之風在春秋戰國時期走向衰落的另外一個標誌，就是俑的出現。由於社會各階層的群起反對和國家法令的禁止，貴族們已不便肆無忌憚地用大批活人殉葬，遂別出心裁地用陶土或木頭做成人形俑，以代替活人殉葬。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陶俑出土於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座齊墓中，與俑共存的還有殉人。陶俑的形象有男有女，姿態各異：或伸臂起舞，或張口說唱，或披甲執銳，或騎馬戲耍，當是模仿墓主生前的伎樂和武士。這種陶俑和殉人同墓並存的現象，說明以俑代替生人殉葬是有一個過程的，也反映了人殉之俗的根深蒂固。湖南長沙一帶的戰國楚墓出土了大量的木俑，有手執戈、劍的武士俑，擊鼓彈瑟的奏樂俑，手持勺、鏟的炊事俑，平手持物的侍奉俑等。這些偶人象征的就是過去用於殉葬的活人，通過它們的形象，可以了解到古代殉葬者的具體身份。
殉葬的習俗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基本衰落，到秦代卻回光返照，秦始皇死後出現了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人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葬始皇於驪山，始皇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眾”。為防止泄露陵內的秘密，二世還下令將營造地宮的全部工匠活埋於地宮之內。為始皇殉葬的嬪妃宮女和慘死的工匠究竟有多少人？西漢學者劉向在諫漢成帝厚葬的上疏中說：“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漢書·劉向傳》）。劉向距秦末僅一百多年，博識多聞，其說應有所據。如果真像劉向所說的那樣，始皇陵內的殉葬者當在萬人以上！如此規模的殉葬，在曆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秦代以後，大規模的殉葬已不複存在，但人殉的現象並未絕跡。西漢宣帝時，趙繆王劉元脅迫供其尋歡作樂的奴婢十六人自殺殉葬，被朝廷以“暴虐無道”的罪名廢除了封國。（《漢書·趙敬肅王傳》）河南洛陽曾發現一座東漢末年的殉人墓，活埋十人。三國時期，東吳大將陳武戰死，孫權“命以其愛妾殉葬”（《三國誌·吳書·陳武傳》）。東晉史學家幹寶之父有一侍婢，頗受寵幸，寶母大為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晉書·幹寶傳》），活埋殉葬。明代以前，漢族地區的人殉雖時有發生，但畢竟已是個別現象了。
到了明初，以人為殉的死灰再度複燃。從太祖朱元璋到宣宗朱瞻基，明初四位皇帝的山陵毫無例外地都用妃嬪殉葬，少者十餘人，多則數十人。《朝鮮實錄》記載了明成祖朱棣死後宮人殉葬的情景：
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饗之於庭，饗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自雉。據上文可知，從死的宮人是被縊殺後葬入山陵的。“哭聲震殿閣”一語，道出了其場麵的悲慘。天順八年（1464），明英宗朱祁鎮駕崩前做了一件好事，“遺詔罷宮嬪殉葬”（《明會要》卷一七）。至此，明初以來皇帝升天後妃嬪從死的慘劇，才宣告收場。
清朝初期，皇室中也每每以人為殉。據《滿洲實錄》記載，中宮皇後死，“太祖深為悼惜，將四婢殉之”。一六二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駕崩，皇後“遂服禮服，盡以珠寶飾之”，自盡後與另外兩個皇妃同時為太祖殉葬。一六六〇年，順治皇帝的愛妃董鄂妃死，三十名太監和宮中女官被“賜死”後為之殉葬。清初人殉並不僅限於皇室，在八旗貴族中也較為流行，《清稗類鈔·喪祭類》在記述八旗喪葬習俗時說：“其舊俗多以仆妾殉葬。”大約在順治以後，由於朝廷下令禁止，以人為殉的現象逐漸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