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中原王朝外，人殉之俗在古代少數民族地區也非常盛行。戰國、秦漢時期的匈奴，其首領單於死，“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史記·匈奴列傳》）。漢、晉時期的夫餘，“死者以生人殉葬”（《晉書·四夷列傳》）。唐代的東女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舊唐書·西南蠻傳》）。宋代的女真族，“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大金國誌》卷三九）。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記載了唐代吐蕃殉葬的具體場麵：
其君與臣自為友，號曰“其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腳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
吐蕃是古代藏族建立的奴隸製政權，吐蕃王死後，其臣僚和親信往往以身殉葬，而且帶有自願從死的特點。上述事例說明，人殉的現象在我國古代各民族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綜觀古代曆史，人殉就像一個難以驅除的幽靈時隱時現，在漫漫的曆史長河中遊蕩了數千年之久。那麼，這種殘酷而又根深蒂固的陋俗是怎樣產生的呢？一般認為，人殉的習俗起源於原始的宗教信仰。在靈魂不死觀念的支配下，古人相信人死之後還會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繼續生活，隻是挪動了一下地方而已。古代的帝王和達官貴人，生前妻妾成群，奴仆如雲，衣、食、住、行無不有人侍奉，享盡榮華富貴。他們幻想在陰間地府還像生前一樣過奢侈淫逸的生活，就將妻妾、奴仆、寵臣、親信等帶進墳墓，繼續供其驅使。同時，古代的人殉也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文明程度。愈是野蠻落後的社會，人殉的現象亦愈為嚴重；隨著社會的不斷進化，人殉之俗也逐漸地退出了曆史舞台。
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國古代，與人殉有關的還有夫死妻從的所謂“殉節”。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女子為丈夫保持貞節，“生是夫家人，死做夫家鬼”。一些受封建禮教毒害甚深的女子，在丈夫死後每每以身殉之，用犧牲生命的極端方式表明對丈夫忠貞不貳的心誌。自東漢以後，婦女殉節的現象就常常見諸史籍，曆代正史、野史和方誌中的《列女傳》，對烈女、節婦們為夫慷慨捐軀的“壯舉”頗多記述，大肆渲染。明清時代，殉節之風極為盛行，據《清稗類鈔·貞烈類》記載，有這樣幾位清代烈女殉節的典型事例：
李氏，康熙朝人，歸安孫龍行之妻。龍行素有嘔血之疾，婚後病情日篤，眼看不久人世。李氏歸寧與母親訣別：“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龍行病危時，問李氏日後作何打算，李明確表示：“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死後，李氏粒米勺飲不進，其母強灌以粥，李咬碎粥碗，絕食數日而死，時年十八歲。
袁素文，錢塘人，幼年許配如皋高氏之子。高家因其子患有惡疾，願解除婚約，素文不允，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遂嫁入高家。其夫係不肖之徒，脾性暴戾，對素文動輒拳腳相加，甚至以火炮烙之；且賭博成性，債台高築，曾打算將素文賣掉以償賭債。即使這樣，素文亦不改初衷，低眉順眼地侍奉其夫。後其夫病狂暴卒，她整日號哭不止，血淚交迸而死，當了惡鬼的殉葬品。
單氏，澠池人，永寧郝小車之妻。小車五短身材，英年謝頂，手攣足跛，目眇口吃，係遠近聞名的“醜夫”。單氏姿色秀美，嫁與醜夫後常受鄰裏婦輩女流的嘲笑，單正色告之：“夫，天也。天可憎乎？且吾命也，勿複再言！”後鄉邑大饑，其夫身亡，單氏靜坐破窯之中，餓數日而死。
周氏，上元人，江都陳國財之妻。國財死後，周氏決意以身殉夫，自殺竟達四次：先是吞金五錢，不死；又食大黃若幹，亦不死；無奈以手自勒脖頸，因秀手無力而未達目的；最後絕食二十餘日，氣衰而死，終遂其願。
不難看出，古代婦女的殉節具有自願從死的特點。殉節和殉人雖有一定的差別，但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曆史聯係，殉節屬於變相的人殉，是人殉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另一表現形式。被封建禮學家們津津樂道、推崇備至的殉節，不知奪去了多少無辜女子的性命；更為可悲的是，那些以身殉夫的“烈女”們，至死也不明白她們實際上是充當了封建禮教無謂的犧牲品，隻是在封建禮教的“英烈譜”上留下了幾滴淡淡的墨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