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帝陵集中分布在河南鞏縣境內。除徽宗和欽宗被金人擄往北地死於他鄉外，北宋的七位皇帝以及被尊為“宣祖”的太宗趙匡胤之父趙弘殷的陵墓均在這裏。
宋陵沒有繼承“依山為陵”的唐製，都是在平地營建的，地麵上起有封土堆。宋代取消了漢唐以來皇帝生前預築壽陵的辦法，皇帝駕崩後才開始營建陵墓，全部工程要在七個月之內完成。宋代禮製規定：皇帝死後七月必須安葬，如果在此期限內沒有下葬，神主就不能送進太廟供奉。由於營建的時間短促，宋陵的規模遠不及唐陵宏偉。
北宋的八座帝陵依同一製度建造，布局規整。陵台位於陵園中心，呈梯形；台下是安放棺柩的地宮，用石條砌築；陵台四周有正方形的神牆環繞，每麵正中開門，四角有夯築闕台，上建樓觀亭閣。陵域內除帝陵外，還有祔葬的皇後陵以及皇室貴族和當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母後臨朝聽政，在北宋曆史上不乏其例，皇後政治地位的提高也反映在皇室葬製上。陵區內共有二十一座後陵，均單獨起陵，陵園建製與帝陵同，隻是規模略遜於帝陵，這是前代皇後未曾享受過的特殊禮遇。
宋陵的石刻頗引人注目。石刻群置於陵前神道兩側，諸陵石刻的種類、數量和排列順序大致相同。沿神道由北向南依次為雄獅、宮人、武士、文臣、客使、羊、虎、仗馬及控馬官、角端、瑞禽、象及馴象人，最南端是一對望柱。僅列於帝、後陵前的石刻就有五百五十多件，加上陪葬的親王、大臣墓，整個陵區內的石刻總數當在千件以上。這些石刻形象多樣，造型渾厚，表現手法細膩，集中反映了北宋石雕藝術的風貌。
在陵寢設施上，北宋基本上沿襲了唐代的製度，有上宮和下宮之分。上宮即唐陵的獻殿，亦稱寢殿，為上陵朝拜之處，建在陵台之前、南神門（即司馬門）以內。下宮也叫寢宮，供奉墓主靈魂，建在陵墓的北方偏西處，唐代的寢宮則建在陵墓的南方偏西處，兩者有所不同。皇帝上陵朝拜時，既到上宮行奠獻禮，又到下宮供奉，但所用的祭品和儀式有別：“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陪位”（《宋史·禮誌》）。上宮的供品和儀式要比下宮隆重，說明北宋皇室是很重視上陵之禮的。據李牧《宋朝事實》卷一三記載，作為供奉先帝亡靈的下宮，其設施大致是這樣的：正殿安放龍□（輕便的柩車）、禦座；影殿設禦容（皇帝的遺像）；車幄置神帛（招魂用具）和皇帝生前穿戴的服飾；齋殿旁是守陵宮人的居處和陵使的官署，附近設有供奉飲食和浣洗的“南廚”、“浣濯院”等機構。
南宋為北宋亡國之餘建立的偏安王朝，因北方的祖宗陵園淪陷，朝廷遂在距都城不遠的紹興另擇陵地，將已故皇帝淺埋於此，稱為“攢宮”，意為攢集梓宮之處，準備將來收複失地後遷回祖塋，重建陵墓。南宋的九個皇帝除末代三帝外，其餘均葬於紹興。陵園建築大體沿襲北宋舊製，但規模遠遜於鞏縣宋陵，既無高大的陵台，神道兩側也未置石刻。陵寢設施仿宋製建上宮、下宮，亦屬權宜之策，無多創新。南宋王朝腐敗無能，偏安一隅，不思進取，以國破山河碎的結局而告終。諸帝遺骨不但未能如願以償地返歸祖塋，反而在亡國不久就遭到強人的浩劫淩辱，陵園毀於一旦。
兩宋時期，北方地區相繼出現了幾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它們分別是契丹族的遼、黨項族的西夏和女真族的金。這些異族首領稱王稱帝，雄踞北國，與宋朝抗衡爭鬥。其陵墓在保持本民族傳統習俗的同時，也吸收了漢族喪葬文化的因素，體現出民族融合的特點。
遼代的開國皇帝遼太祖的陵墓位於內蒙古巴林左旗，號祖陵。據《遼史》和《竊備錄》記載，祖陵的地麵建築十分宏麗，陵園內有很多殿堂設施。明殿依山鑿建，殿南有膳堂，以備日常祭祀供享；明殿的東麵是聖蹤殿，內豎碑石，記太祖創業之功及遊獵之事。與宋陵相仿，陵前列置石刻群，形象有人物和瑞獸等。朝廷每逢大事，皇帝即率臣僚上陵朝拜，祭奠祈禱。遼代的另外一處陵園坐落在巴林右旗，內有聖宗、興宗、道宗三位皇帝與其皇後的陵墓。據調查發掘，陵園地麵設陵門、參道和享殿等。地下是帶墓道的墓室，用磚砌築，分前、中、後三室，前室和後室又各在兩側設耳室，各室平麵為圓形，頂部隆起呈半球狀。墓道和墓室的壁麵上布滿彩繪壁畫，題材有臣僚、侍衛、樂隊、鞍馬以及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圖等。從墓室的形狀和壁畫的內容來看，遼代的陵墓是仿照皇帝生前以牙帳為居處的行宮建造的，帶有濃鬱的遊牧民族風格。
西夏王陵區位於寧夏銀川市西約二十五公裏的賀蘭山東麓。陵區範圍東西約四公裏，南北約十公裏，內有九座帝陵和七十餘座陪葬墓。由於西夏與宋朝交往頻繁，受漢族文化影響較深，不僅“設官之製多與宋同”（《嘉靖寧夏新誌》卷二），帝王陵墓也基本“仿鞏縣宋陵而作”（《宋史·夏國傳》）。神宗李遵頊的陵墓已被發掘，其陵園布置大致是這樣的：陵園的正南立雙闕，闕間辟有神道，雙闕以北的神道兩側各豎一座碑亭，亭北是外神牆、月城和內城。月城在內城之南，城內神道兩側立石象生；內城呈長方形，四角建角樓，每麵正中各開一門，南門有三個門洞，門內為獻殿。安葬靈柩的地宮在內城西北隅，地麵上有塔式靈台，不難看出，西夏王陵雖然是仿照宋陵設計建造的，但還是表現出了一些與宋陵不同的特點。
金代帝陵在北京西郊大房山。《金史·海陵王紀》載：“貞元三年（1155）三月，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葬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陵區原有規模宏偉的陵園建築群，氣勢非凡。明代末年，清人起兵東北，節節逼近關內，嚴重危及明王朝的統治。因清是金人的後代，曾名國號為“後金”，明末統治者聽信風水先生的謬說，於天啟元年（1621）將金陵搗毀，企圖以挖掘祖墳的所謂“厭勝之術”遏製清人，維持大明江山。金陵經多次毀壞，其原貌早已麵目全非，陵區地麵上僅能看到劫後之餘的琉璃瓦片、漢白玉石殘碑及石人、石馬等遺物。
元朝的葬俗比較特殊，沿襲蒙古族傳統的潛埋方式，皇帝死後實行“秘葬”，不起陵丘，葬地罕為人知。如元憲宗蒙哥在征戰途中死於合州（今四川合川），諸王大臣用毛驢將其遺體運回漠北安葬，為了保密，護衛士卒沿途“見人輒殺”，被殺的無辜者竟達二萬餘人。史書記載，元朝皇帝的陵墓集中在漠北一個名叫“起輦穀”的地方，《曆代陵寢備考》雲：“起輦穀在漠北，元諸帝皆從葬於此，不加築為陵，無陵名。”其具體地點何在，史書語焉不詳，後人眾說紛紜，成為曆史上一個懸而未解的疑案。至於元朝帝陵的規製，就更是無從知曉了。需要說明的是，位於今內蒙古伊金霍落旗的成吉思汗陵，並非成吉思汗的確切葬地，而是後人為祭奠這位立下豐功偉績的“一代天驕”而重新修建的紀念性陵園。
明代帝陵共有三處，即安徽鳳陽的皇陵、南京的孝陵和北京昌平的十三陵。皇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父母的陵墓。朱元璋稱帝的第二年下詔，將他的老家鳳陽定為“中都”，仿京師之製營造城池宮闕，並在其父母原來的墳墓上修建皇陵，曆時十年始告竣工。皇陵的規製承襲北宋的帝陵，陵園內有城池、殿閣、廳堂等建築群和大批精湛的石刻藝術品。朱元璋在位時曾多次回鳳陽拜祭皇陵，大學士胡廣在《陪駕祀皇陵》詩中描繪了祭陵的隆重場麵：
聖立春巡日，
皇陵曉祀時。
千宮陪玉輦，
萬旗擁龍旗。
孝陵是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坐落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獨龍阜玩珠峰下。紫金山巍峨峻秀，氣勢非凡，被古人譽為“虎踞龍盤”之地。相傳朱元璋登基不久，曾與大臣劉基、徐達、常遇春、湯和商議選擇陵址，君臣五人將各自選中的風水寶地先寫在紙條上，聚會時一齊從袍袖中拿出紙條相對，結果不約而同地都寫著“獨龍阜玩珠峰”，遂定陵址於此。孝陵的陵園四周有長達二十公裏的垣牆環繞，園內主要建築自北向南依次為寶城、明樓、具服殿、宰牲殿、左右廡、享殿、文武方門、神功聖德碑、大金門、神烈山碑、下馬坊等。神道兩旁列置石刻，計有文臣武將各四尊、華表二座、石獸二十四隻。這些石刻技法簡樸，形態稍嫌呆滯，但給人以靜謐肅穆之感，是明初石雕藝術的代表作。孝陵的建製和布局頗多創新，對明清帝陵的格局有重要影響。
明成祖朱棣將國都從南京遷到北京後，選定今昌平縣北的天壽山南麓作為陵地。自成祖朱棣以下，明代十三位皇帝的陵墓均建於此，形成一個總的陵園，統稱“明十三陵”。陵區範圍約四十平方公裏，四周因山勢築設圍牆。陵區南端中部有大紅門，是整個陵園的總大門，門前有石牌坊、下馬碑，門內有神道通往各陵。入門不遠的神道中央立“長陵神功聖德碑”，由碑亭向北，神道兩側依次列置望柱、獅、獬豸、駱駝、象、麒麟、馬、武將、文臣等石刻，石人石獸均用整塊白石雕刻而成，各陵之前不再另立石刻。各陵的規模大小不一，但形製和布局大體相同。陵園布局以長陵為例：全部建築共有三進院落，第一進有陵門、神庫、神廚、碑亭；第二進有□恩門、□恩殿（享殿）等，“□恩”是祭陵感恩受福的意思，□恩殿麵闊九間，與明朝皇宮（今故宮）內最大的奉天殿（清代改稱太和殿）規模相同；第三進院落有內紅門、石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樓等，方城之後是圓形墳丘，稱為“寶頂”，下麵就是放置靈柩的地宮。從已經發掘的定陵來看，地宮的形製類似宮殿，由前、中、後、左、右五間殿堂組成，全部用巨石砌築，堅固嚴密，高大寬敞，皇帝和皇後的棺槨安放在後殿的石棺床上。
明代的陵寢製度與前代有明顯的不同，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其一，陵丘由方形改為圓形“寶頂”。其二，取消寢宮的建築，擴大祭殿的設施，同時也相應地廢除了留居宮人侍奉墓主靈魂起居飲食的傳統舊製。顧炎武在記述這一變化時說：“明代之製，無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日知錄》卷一五）。其三，陵園的圍牆由方形改為長方形，園內建築分成三個院落。上述改革是從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開始的，營建十三陵時以此作為定製。
清朝除末代皇帝溥儀沒有建陵外，其他九位皇帝都有宏偉壯觀的陵寢。陵區分布在兩處，即東陵和西陵。東陵位於河北遵化的昌瑞山下，占地麵積約二千五百平方公裏，分為前圈和後龍兩個部分，前圈是陵園建築區，內有順治的孝陵、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鹹豐的定陵、同治的惠陵五座帝陵和一百五十多座皇室貴族的墳墓；後龍是綠化區，林木蔥鬱，與紅牆黃瓦的陵園建築交相輝映。西陵在河北易縣的泰寧山下，方圓約八百平方公裏，陵區內有帝陵四座，即雍正的泰陵、嘉慶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緒的崇陵，此外還有四十餘座皇室貴族的墓葬。
清帝的陵寢設施基本上仿效明製，陵園建築亦有三進院落，所不同的是：第一進院落取消了神庫和神廚，設東西朝房，祭祀時在此供奉果物茶點；第二進院落的□恩殿改稱“隆恩殿”，東西配殿在祭祀時用做念經的場所。另外，寶頂的形狀由明代的圓形改為前方後圓形。
清代是我國曆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東陵和西陵也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園。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數千年之久的帝王製度，埋葬帝王的陵墓也隨之退出了曆史舞台。
3.貴族官僚與平民墓葬
除高高在上的帝王之外，貴族官僚和普通平民是構成階級社會的基本階層，他們生前的社會地位不同，死後的墓葬形式也千差萬別。
由於文獻資料的缺乏，夏代的社會麵貌目前還不十分清楚。分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一帶的二裏頭文化中，墓葬有大、小之分，大型墓壙穴寬闊，使用漆棺，以精美的青銅玉石禮器隨葬；小型墓土坑狹窄，僅可容屍，沒有葬具，隨葬品也隻有簡單粗糙的陶器。此外，不少屍體有人為致死的明顯痕跡，被隨意丟棄在垃圾坑裏。這些墓主人生前當分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因而死後的待遇也相差懸殊。
商朝的貴族墓葬在殷墟等地多有發現。這類墓葬有很長的墓道、寬敞的墓室和頗為講究的棺槨葬具；墓內埋有殉葬的奴隸；墓底均帶腰坑；隨葬品豐富而精美，以成組的青銅禮器為主，各種形態的玉石雕刻品也頗引人注目。大貴族的墓旁還往往設置車馬坑。
平民墓的規模遠不及貴族墓，不僅沒有墓道，墓坑也小得可憐。葬具一般為木棺，有的僅用草席裹屍。墓內用狗殉葬的現象比較普遍，埋在腰坑或墓穴的填土中，狗的脖子上還每每係帶一枚銅鈴。隨葬品以陶器為主，多是死者生前使用的生活器皿。不少成年男子的墓中隨葬青銅兵器，表明其生前當過士卒。殷墟的平民墓集中在同一墓地，排列有一定的規律，這種現象說明：商代的平民有嚴密的宗族組織，他們生前聚族而居，死後則葬入宗族墓地，實行合族而葬的族葬製度。
西周的墓製承襲商代。貴族大墓常常帶有墓道，棺槨有嚴格的等級，隨葬成套的青銅禮器。平民小墓的規製也基本上同於商代。
周代設有專管墓地的機構和職官。據《周禮》記載，貴族的墓地稱為“公墓”，由“塚人”管理；平民的墓地稱為“邦墓”，由“墓大夫”掌管。各類墓地事先都經過規劃設計，有嚴格的製度。在貴族墓地中，“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周禮·塚人》）。生前有功者，其墓葬居前，以示褒獎；戰死者“投諸塋外”，不得埋入公墓，因其戰敗無勇，不能享受與正常死亡者同等的待遇，以示懲罰。平民死後實行嚴格的族葬製度，墓大夫的職責之一就是“令國民族葬”，並負責處理侵占墓地的不規行為。
商周時代的各類墓葬都沒有墳丘。中原地區出現墳丘式墓葬，約始於春秋晚期，正當孔子在世的時候。《禮記·檀弓上》記孔子雲：
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這段話是孔子針對自己父母的墳墓而講的，意思是說：在孔子之前的古代，墓上是沒有封土的，孔子要周遊列國，奔波於四方，為了便於日後識別父母的墳墓所在，就在墓上築起了四尺高的封土堆，作為標記。同書記載，孔子曾對其門徒子夏說，他在各地親眼看到了幾種形狀不同的墳丘，有的四方而高，像建築的高堂一樣；有的狹長而高，狀若堤防；有的四方廣闊而兩旁向上尖削，如同覆蓋的大屋頂；有的狹長而上尖，就像斧子的刃部，也頗類似於馬鬣，謂之“馬鬣封”，孔子對這種形狀的墳丘比較欣賞。考古發掘也證實，春秋晚期確實出現了墳丘很高大的墓，如河南固始的一座公元前五世紀中葉的宋國墓，墳丘高達七米，直徑五十五米。說明“不封不樹”的傳統墓製已經改變。到了戰國時代，各地普遍流行墳丘式的墓葬，“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呂氏春秋·安死》）。不僅墓表堆起封土，而且還種上了樹木。
墓表築墳丘和植樹，開始是為了辨識墓葬的位置，後來變成顯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標誌。奴隸社會實行的是宗族墓葬製，死者的等級差別主要表現在地下墓室之中，諸如墓室的形製大小、棺槨的規格和隨葬品的組合等。隨著封建集權政體的建立和新的爵位等級製度的確立，新的墳墓等級製度也逐漸形成，其特點是在講究地下墓室等級的同時，更重視地上墳丘外觀的等級。《周禮·塚人》雲：“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依據死者生前的爵位確定墳丘的高度和樹木的數量。秦國在商鞅變法時規定：“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級一等，其墓樹，級一樹”（《商君書·境內》）。用種樹的多少標誌墳墓的等級。《呂氏春秋·孟冬季》雲：“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通過墳丘的大小高低表現墓主人身份的貴賤等級。
隨著墳丘墓的普及和發展，墓葬的名稱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過去，各類墓葬統謂之“墓”，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稱謂。戰國時代，墓葬的名稱出現了“陵”、“塚”、“墳”、“丘”等多種別稱。“陵”的原意是山陵，這時用做帝王墓葬的專稱。“塚”原指高起的山頂，“塚，腫也，象山頂之腫起也”（《釋名·釋喪製》）。用塚來稱呼墓葬，是因為它有山狀的土堆。“墳”的原意是高起的土堆，“土之高者曰墳”（《禮記·檀弓上》鄭玄注）。“丘”指土丘，“丘，象丘形也”（《釋名·釋喪製》）。用墳和丘作為墓葬的別稱，也是因為這時的墓葬有封土堆的緣故。
秦始皇死後，少子胡亥在宦官趙高的操縱下，通過“矯詔”的手段登上帝位。為了掩蓋肮髒的政治陰謀，維係靠權術獲得的權力，秦二世胡亥與趙高“誅大臣及諸公子”（《史記·秦始皇本紀》），大肆殺戮臣僚和皇室宗親。這些死於非命的秦代貴族，有的被作為殉葬者埋在秦始皇陵附近。考古工作者在始皇陵園的東部偏南處發現了十七座殉葬墓，從已發掘的八座來看，墓的形製分土坑豎穴和土坑洞室兩種，均帶有斜坡墓道，葬具為一棺一槨。墓主有男有女，屍骨零亂，表明大部分是被支解後埋葬的。從死者的年齡、屍骨狀況及隨葬物中刻有“少府”字樣的宮廷用品推測，可能是被秦二世處死的公子、公主，還有秦始皇原來的某些近臣。這些政治犧牲品的墳墓簡單，葬埋草率，與他們生前的貴族地位極不相稱。
秦代低級官吏和無爵庶民的墓葬多有發現，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這批墓葬均為小型土坑木槨墓，有長方形的墓坑，不帶墓道，隨葬品以漆器居多，其次是竹木器、陶器、鐵器、銅器和文書工具。其中四號墓出土木牘兩件，上有墨書文字，內容是兩名士卒於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寫給親人的家信，這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家信實物。
西漢的皇親國戚和朝廷文武重臣死後，大都陪葬帝陵，這是皇上給予他們的特殊禮遇，以示君臣永不分離，一般貴族是享受不到此等殊榮的。這類陪葬墓在漢帝陵園中比比皆是，墳墓的大小和排列位置根據墓主生前地位的高低和與皇帝關係的親疏而定。
漢墓一般都有封土堆，墳丘的高低仍然是死者身份等級的重要標誌。漢代的法律明文規定：“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周禮·塚人》鄭玄注引《漢律》）。史書中對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墳丘的規定高度沒有記載，據清代學者孔廣森研究，其高度分別為：關內侯三丈五尺，中二千石到比二千石的官吏三丈，一千石到比六百石二丈五尺，四百石到二百石二丈，庶人墳高一丈五尺，“似皆以五尺為差”，即自上至下以五尺遞減。（《周禮鄭注蒙案》）諸侯王的墳丘高於列侯，大致在五丈到八丈之間。《漢律》還規定，如果私自營建高墳大塚，僭越了法定的塚製，要受到法律的懲罰。東漢明帝時，桑民□陽侯因墳塚“過製”，被處以“髡削”之刑。（《潛夫論·浮侈》）盡管如此，奢侈逾製者在當時仍不乏其人。
漢代墓葬的等級不僅表現在墳丘的高低大小上，同時還表現在墳丘的形狀上。皇帝的陵墓為正方形或長方形覆鬥式，高級貴族和大官僚的墳墓多呈正方形。墳丘以方形為貴，可能是繼承了戰國時代的製度。
在封建社會，皇帝和貴族官僚的墓前每每立置石刻群，這種習俗是從漢代開始的。保存到今天的墓前石刻群中，以西漢霍去病墓前的一組石刻為最早。霍去病是漢武帝時代抗擊匈奴的著名將領，屢建奇功，死時年僅二十四歲，陪葬茂陵。為了表彰霍去病的赫赫戰功，武帝令將其墓塚建成象征戰勝匈奴的地點——祁連山的形狀，並在墓前豎石誌功，“塚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史記·霍去病列傳》索隱）。現存石刻十四件，形象有馬踏匈奴、力士抱熊、怪獸食羊、胡人、臥馬、臥虎、臥象、臥牛、臥豬、魚、龜、蛙等，造型渾厚古樸，是我國早期石雕藝術的代表作。東漢時期，許多貴族和各級官吏的墓前都豎立石刻，北魏地理學家酈道元曾經看到，曹操之父曹嵩的墓地上“夾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水經注·陰溝水》）。漢靈帝時的太尉橋玄墓前有高大的石柱、羊、虎、馬、駱駝。（《水經注·睢水》）長水校尉蔡瑁“塚前刻石為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製作甚工”（《水經注·沔水》）。桂陽太守趙越墓“有石柱、石牛、羊、虎”（《水經注·清水》）。安邑縣長尹儉的墓前立石柱、石獅、石羊等。（《水經注·滍水》）這些石刻的大小、數量、種類不盡相同，其作用已不屬表功性質，而是墓主等級地位的標誌。
漢墓的墓室形製和內部構造富於變化，種類很多，常見的有木槨墓、土洞墓、空心磚墓、磚室墓、石室墓和崖墓等。木槨墓的墓室一般是長方形的豎穴土坑，坑內築木槨，規模較大者常常設有墓道，墓主多為貴族和官僚。土洞墓又稱洞式墓，墓室是橫穴土洞，構造簡單，規模不大，小地主和平民階層多使用這種墓。空心磚墓是在橫穴土洞內用空心磚砌築墓室，墓主多為中小地主。磚室墓的墓室用小型長方磚砌築，墓的大小不一，貴族和大官僚的磚室墓規模宏大，按照他們生前居住的府第設計墓內布局。石室墓的墓室用石料構築，規模很大，墓主多屬貴族官僚。崖墓是在山崖或岩層中開鑿墓室，結構堅固，墓主多是一些達官貴人。在上述各類墓葬中，流行最廣的是土洞墓和磚室墓。
高官顯貴和地方豪強還常常用壁畫、畫像石、畫像磚裝飾墓室。有的在墓室四壁繪製彩畫；有的在墓石上雕刻畫像；有的在墓磚上模印圖畫。這種習俗興起於西漢晚期，盛行於東漢。畫麵題材多樣，內容豐富，可歸納為以下幾類：（1）反映墓主莊園經濟活動的場麵，如農耕、采桑、放牧、射獵、紡織、釀造等；（2）顯示墓主的仕宦經曆和身份，如車騎出行、任職治所、幕府、屬吏、講學授經等；（3）表現墓主生前的豪華生活，如樓閣、宅院、糧倉、庖廚、宴飲、樂舞百戲等；（4）忠孝節義的曆史故事，如忠臣孝子、節婦烈女、古代聖賢等；（5）神話故事，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仙禽神獸等；（6）祥瑞圖，如麒麟、芝草、神鼎等；（7）天象圖，主要是象征天空的日月星宿和雲氣等；（8）圖案花紋。這些絢麗多姿的圖畫，從各個方麵生動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生活風貌，是了解漢代風俗和繪畫藝術的寶貴資料。
漢人崇尚厚葬，因而墳墓中的隨葬品比前代更為複雜和多樣化。隨葬品的種類有食物、衣物、器皿、生活用具、裝飾品、武器、書籍、錢幣、印章等。有的富貴人家還將死者帶入墳墓的各種物品的名稱和數量書寫在竹簡編成的簿冊或長方形的木版上，埋入墓內，這種記錄隨葬品的清單稱為“遺策”或“□方”。西漢前期，貴族官僚主要是以實用的貴重器物隨葬；西漢中期以後此風大變，盛行用陶製的糧倉、灶廚、水井、樓閣庭院、牲畜圈欄、田地、車船等模型和家畜家禽俑隨葬，貴重的實用物品則日漸減少。這種現象說明，隨著漢代莊園經濟的發展，達官貴人對隨葬品的觀念有了顯著的改變。他們認為，將莊園中的全部動產和不動產都製作成象征性的陶質明器埋入墓中，比那些數量有限的貴重器物顯得更有意義，更能全麵展示他們所擁有的財富。用陶質明器取代實用器物隨葬，是古代葬俗的一次重大變革。
東漢墓還常常埋有“買地券”和“鎮墓瓶”。買地券是購買墓地的契約，多刻在長條狀的鉛版上，是一種象征性的證券，將其置於墓內，使死者對墓地的“所有權”不被侵犯。這顯然是將現實社會中的土地買賣關係移植到了鬼魂世界。鎮墓瓶用陶土燒製而成，瓶上有朱書文字，其作用在於使活人家宅安寧，使死者塚墓穩定；以“天帝使者”的名義為活人解罪，為死者祈福，安慰並約束亡靈。鎮墓瓶的出現與當時社會上流行的道教巫術有關，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墓葬製度基本承襲漢代。貴族官僚一般使用磚室墓，和漢墓相比，墓室的平麵布局趨於簡化，麵積縮小，但細部結構和設施卻有一些新的變化，使其更像現實生活中的居室。有的大墓模仿貴族官僚生前居住的深宅大院，隧道頂部洞開天井，直通地麵。天井愈多，愈顯得門多宅深，院落重重。
供死者使用的隨葬品主要是陶瓷製作的飲食器皿和日常生活用具，常見的有杯、盤、碗、果盒、熏爐、唾盂、虎子（便壺）等。與過去不同的是，隨葬品中瓷器的數量激增，南方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這與當時製瓷手工業的發展和瓷器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的廣泛使用有直接關係。貴族階層用陶俑隨葬的現象依然普遍，俑的形象有男女侍者、步卒、文吏、武弁及吹鼓手等，組成墓主人生前出行時顯示威嚴的儀仗隊。漢末至魏晉，達官貴人喜乘牛車，他們將這種癖好也帶進了墳墓，常用陶製的牛車模型隨葬，並以牛車為中心與陶俑組成儀仗行列。
約從西晉開始，墳墓中經常放置陶製的“鎮墓獸”，其作用是驅祟避邪，使死者免遭惡魔野鬼的侵害。為死者驅祟避邪的習俗由來已久，《風俗通》雲：在周代，地下有一種名叫“罔象”的惡魔，喜食死人肝腦，人莫能禁，惟有“方相氏”可以製服它。死者下葬之際，方相氏先入墓壙，驅除罔象；人們還將方相氏的形象立於墓側，以保護死者。除方相氏外，罔象還畏懼虎和柏樹，墓旁置石獸和種植柏樹的習俗即由此而來。與此相似的說法是：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獲一怪獸，其狀若羊，此人欲將其獻給官府，途中遇見兩位童子，童子告訴他：這種怪獸名“癅”，常在地下吞噬死人腦髓，如果將它殺掉，用柏樹的東南枝捶其首，地下的死者就可以安然無恙了。從此以後，人們就在墓地廣植柏樹。（《封氏聞見記》）這兩個故事說明，驅祟避邪的習俗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其方法亦多種多樣。秦漢以後的鎮墓獸蓋源於此。西晉的鎮墓獸往往隻有一件，作四足直立狀；北魏時則成雙成對，作臥伏狀或蹲坐狀。南朝貴族墓前多放置獅子、麒麟、天祿等石刻神獸，或鎮墓避邪，或取意祥瑞。
隋代流行以土洞為墓室，貴族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入唐以後，土洞墓已降為低級官吏或平民使用。唐代對各級官僚墳塋的占地麵積和墓塚的高度有明確規定，據唐人杜佑《通典》記載：一品至五品官的墓地依次為方九十步、八十步、七十步、六十步和五十步，墳高依次為一丈八尺、一丈六尺、一丈四尺、一丈二尺和九尺；六品以下墓方二十步，墳高七尺。墓闊和塚高與官品的高低成正比，等級昭然。
從考古發掘的情況來看，唐代貴族官僚的大墓均采用斜坡式墓道，接近墓室的部分有一段很長的隧道，隧道頂部開天井，兩壁設龕。天井和壁龕的數量與墓主的爵位官品相聯係，爵位官品愈高，則天井和壁龕愈多。一般官僚的墓室多為單室，二品以上高官的墓室除主室外還設有簡單的前室。從初唐到盛唐，貴族官僚墓普遍繪有壁畫，構圖和布局有一定的規製，通常是在墓道前部兩壁繪青龍、白虎，墓室頂部繪日月星辰，四壁繪鞍馬、駱駝、牛車、列戟、步騎儀衛、屬吏、男女侍者和樂舞伎等，形象地再現了墓主生前的奢華生活情景。
隋唐墓中的隨葬品以陶俑為主。俑的形象多為出行時的儀衛隊列和家居時的奴婢侍者，樂舞俑、遊嬉俑、人身獸首的十二生辰俑和各種動物模型也比較普遍。約從武周開始，陶器多施彩釉，釉色以黃、白、綠三彩為主，色澤豔麗，造型精美，今人稱之為“唐三彩”，是價值連城的藝術珍品。唐人篤信佛教，取材於佛教世界的天王俑取代了傳統的武士俑，鎮守在墓門兩側，怒目圓睜，腳踩伏獸鬼怪，揚臂揮拳，頗具威嚴。鎮墓獸則演變為頭有角、肩生翼或手握蛇的怪獸，麵目猙獰可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