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始先民的墓葬
墓葬是安置屍體的固定設施，是人的最終歸宿。
墓葬的曆史遠比人類的曆史年輕，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經曆了從無到有、從簡單到複雜的演變過程，並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製度。
古代墓葬是現實社會的移植和縮影，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它集中地反映了古代的喪葬習俗，從各方麵再現了死者生前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狀況。
在遙遠的原始時代，我們的祖先是怎樣安置死者的？墓葬設施如何？古書中透露出了一點微弱的信息。《孟子·滕文公》說：
蓋上世嚐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麵目，蓋歸反□癢而掩之。
孟老夫子認為，上古之民可能是不埋葬死者的，把屍體隨意丟棄在山野溝壑就算了事。後來人們看到棄置的屍體被狐狸吞食，遭蚊蠅吸吮，於心不忍，遂將屍體掩埋，因而出現了墓葬。《周易·係辭下》雲：“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意思是說：遠古時代的墓葬非常簡單，用柴草將死者掩埋於荒野，不起墳丘，地麵上不留任何標誌，亦無喪禮可言。
上麵的看法出自晚世文獻，屬於後人的傳說，其中不乏推測之辭。實際上，當時人們對遠古先民的葬埋情況並不十分清楚，基本上處於茫然無所知的狀態。本世紀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我國原始社會的喪葬之謎被逐漸揭開，露出了它本來的麵目。
考古發掘表明，生活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人，已經有了埋葬死者的習俗。在山頂洞人居住的洞穴下層深處，三具屍骨佩戴著骨製裝飾品，身旁放有石製生產工具，骨架周圍用紅色的赤鐵礦粉撒成圓圈。這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墓葬形式，距今約一萬八千年。
約在五六千年以前，黃河流域的原始居民步入了母係氏族社會的繁榮階段，創造出星羅棋布的仰韶文化。截至目前，已發現的仰韶文化墓葬在兩千座以上，為了解我國母係氏族社會的喪葬習俗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這一時期的墓葬製度主要有以下特點：
每個氏族都有自己的公共墓地。原始人相信靈魂不死，完全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安排鬼魂世界。氏族成員生前聚族而居，過著集體勞動、共同消費的原始共產製生活，死後也要埋葬在一起，像生前一樣繼續生活在氏族大家庭中。氏族墓地通常在居住區的邊緣地帶，是原始村落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墓葬頗為簡單。通常是在地下挖一方形或長方形的土坑墓壙，除多人合葬墓外，規模一般不大，僅能容屍而已。地麵上“不封不樹”，沒有封土，無標記可尋。
葬式多樣。成年人的墓葬多為一坑一屍的單人葬，有的則實行多人集體合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為主，還有俯身葬、屈肢葬、二次葬等。未成年的兒童主要采用甕棺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中，眾多屍骨的頭部每每朝著同一方向，說明當時存在著死後回歸故土或在另一世界共同生活的信念。
墓內有隨葬品。為了保證死者在另外一個世界安居樂業，下葬時經常將其生前使用的生活用品和生產工具埋入墓內。隨葬品以陶質器皿最為普遍，其次是石、骨製作的生產工具，裝飾品也時有發現。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隨葬品的多寡差別不大，這是氏族成員生前社會經濟地位平等的反映。個別女性和老年男性有厚葬的現象，可能與原始社會崇拜女性和尊敬老人的風尚有關。
距今約四千年，我國南北各地的母係氏族公社相繼完成了向父係氏族公社的過渡。隨著社會形態的演進，墓葬製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
氏族公共墓地雖依舊存在，但出現了一些與氏族製的平等原則相背離的因素。墓葬已有大小之分，隨葬品亦多寡懸殊。多數人墓坑狹小，無任何葬具，隨葬品寥寥無幾，有的竟空無一物；少數人墓壙寬闊，使用木質的棺槨葬具，隨葬品多而精美，與前者形成鮮明的對比。反映出氏族內部貧富分化的現象比較嚴重，氏族成員間原有的平等關係已不複存在，出現了高低貴賤的等級差別。
在合葬墓中，夫妻合葬、父子合葬的現象比較普遍。在有些地方還發現了年輕女奴為男主人殉葬的現象。
鬼魂世界每每是現實社會的再現。氏族社會分崩離析、文明社會即將誕生的種種征兆，多方麵地體現在這一時期的墓葬製度和埋葬習俗上。人們向古老的原始社會告別，朝著階級社會的門檻邁進。
2.帝王陵墓
帝王陵墓是階級社會的產物，與曆史上的帝王製度相始終。曆代帝王高居社會之巔，主宰天下，他們死後的葬身之所也頗為與眾不同，無不顯示出其至高無上的地位，是權力和財富的象征。
商代以前的帝王陵墓迄今尚未發現。現存的所謂炎帝陵、黃帝陵、帝嚳陵、太昊陵、堯陵、舜陵等上古帝陵，多是後人為了追念他們的功德而修建的。這些陵墓一般都有高大的封土堆和相當規模的陵園建築，與“不封不樹”的上古葬製相去甚遠，也證明其無疑是出於後人的想象。上述帝王屬於傳說時代的英雄人物，曆史上是否確有其人尚難斷定，其陵墓之所在就更是無從談起了。因此，將現存的這些帝陵作為憑吊中華民族遠古祖先的象征性場所，則無可非議；但如果將其視為上古帝王的確切葬地，那就未免失之草率了。
河南安陽殷墟是“盤庚遷殷”以後的商代都城，商朝後期的王陵多集中在這裏，本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在殷墟的王陵區出土了十餘座商王陵墓。這些王陵的形製、結構、規模雖不盡相同，但都包括墓道、墓室和槨室等幾部分，就其形製而言，有“亞”字形和“中”字形之分，前者的墓室有四條墓道，後者有兩條墓道。墓主隻有商王一人，尚未發現夫妻合葬的情況。墓底正中有一長方形的小坑，位置正好在商王屍體腰部的下麵，稱為“腰坑”，坑內埋一殉人或狗。在商王陵墓中，人殉和厚葬的現象極為嚴重，其殘酷和奢侈的程度令人吃驚。有的王陵旁還有車馬坑，裏麵埋有真車活馬和趕車的馭手，供商王在另外一個世界上田獵巡遊使用。
周天子的陵墓目前還沒有發現。曆史上盛傳的所謂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坐落在今陝西鹹陽以北的畢原上，二陵相距不遠，有巨大的封土堆，形似山丘。經古今學者考辨，“周王陵”之說是出於後人的張冠李戴，陵墓的主人實際上是戰國時期的秦惠文王和秦武王。
西周諸侯國君的大墓同商代的王陵很相似。有的設兩條墓道，呈“中”字形；有的僅一條墓道，呈“甲”字形。墓底仍有腰坑，車馬坑也很普遍。與商代不同的是，這時已有夫妻合葬的現象，夫妻分別埋葬在兩個相互緊靠的墓坑中，即所謂的“異穴合葬”。墓內隨葬品仍以各種青銅禮器為主。和商代相比，禮器中的酒具明顯減少，可能與周朝嚴禁酗酒的背景有關。在隨葬的青銅禮器中，鼎和□最為重要，是顯示死者身份的標誌。周代禮製規定：天子用九鼎八□，諸侯七鼎六□，卿大夫五鼎四□，士三鼎二□，有嚴格的等級製度。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王墓屢有發現，其中以秦公陵園、曾侯乙墓和中山王墓較為典型。
秦公陵園是春秋至戰國中期秦國國君的墓地，位於陝西鳳翔縣西南的秦都雍城遺址。陵園布局有一定的規製，已發現十六座大墓，其中十四座是雙墓道的“中”字形墓，兩座是單墓道的“甲”字形墓，每座大墓的旁邊都有一個車馬坑。已發掘的一號大墓是迄今所知規模最大的先秦古墓。據墓內的石磬文字判斷，墓主人可能是在位長達四十年（前576-前536）之久的秦景公。
曾侯乙墓在湖北隨州市西郊。墓的平麵呈多邊形，無墓道。墓室四周及槨頂充填木炭達六萬多公斤，上麵鋪有一層石板，與《呂氏春秋·節喪》所說的“積石積炭，以環其外”的築墓方法相吻合，目的是為了防潮和加固墓室。墓內隨葬品多達一萬餘件，除九鼎八□等青銅禮器外，最具特色的是各式樂器，有編鍾、編磬、鼓、瑟、琴、排簫、篪等。這批樂器有的仍能敲打彈奏，音色典雅悅耳，堪稱稀世珍寶。以大量的樂器隨葬，說明墓主人對音樂有特殊的愛好，死後仍不釋舊愛，將宮廷樂隊搬到地下，供其享樂。據銅器銘文記載，墓主人是戰國早期曾國的君主，名乙。曾國在史書中不見記載，是東周時期江漢地區的一個三流小諸侯國，依附於楚國。
中山王墓位於河北平山縣城北的靈山下，這裏是戰國晚期的王陵區。從已發掘的兩座王陵來看，墓表都有夯築的高大封土，上麵建有用於祭祀的享堂。墓室為“中”字形，規模宏大。兩墓的隨葬品多達一萬九千餘件，以金碧輝煌的青銅禮器為大宗，有許多精美的藝術珍品。墓內出土了一塊兆域圖銅版，版麵上用金銀鑲錯著陵園平麵圖，包括三座大墓和兩座小墓的名稱、尺寸及中山王的一段詔令，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建築規劃設計圖，證明周代帝王有專門的機構為其設計建造陵園。
殷周時期的帝王陵墓“不封不樹”，沒有墳丘。西漢學者劉向曾說：“殷湯無葬處，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公葬於畢……皆無丘壟之處”（《漢書·劉向傳》）。東漢崔實也說：“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政論》）。從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來看，這種說法是符合事實的。墳丘墓的出現，約在春秋、戰國之際，戰國時期已很普遍，“丘壟必巨”成為帝王陵墓的一個顯著特點。上麵介紹的中山王墓，地麵上就有高大的墳丘。
戰國以前，無論死者的身份如何，墓葬統稱之為“墓”。君王的墓葬稱“陵”，是從戰國中期開始的，首先出現於趙、秦等國。《史記·趙世家》說，趙肅侯十五年（前335）“起壽陵”。這是曆史上君王之墓稱陵的最早記載。秦國稱陵是從秦惠文王（卒於前311）的“公陵”開始的。古人早已注意到了這一變化，如南宋呂祖謙在《大事記解題》中說：“《秦紀》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然則名王者之兆域為陵，其出於戰國之際乎？”
戰國中期以後稱君王之墓為陵，是有一定原因的。首先，封建君王是當時社會上身份等級最高的特權人物，生前淩駕於萬民之上，死後也要將墳墓修建得巨大無比。時人常常把高大的墳墓比做山陵，因而很自然地就將國王的高墳巨塚稱之為“陵”了。其次，戰國人每每用山陵比喻國王，把國王去世隱諱地稱為“山陵崩”。如呂不韋對秦王後之弟陽泉君說：“王之春秋高，一旦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戰國策·秦策五》）。高誘注雲：“山陵，喻尊高也；崩，死也。”國王生前預築墳墓時，為了避免不吉利，不稱之為“墓”，也隱諱地稱為“陵”或“壽陵”。
秦代又將皇帝的墳墓稱為“山”，漢代複稱“陵”。《水經注·渭水》雲：“秦名天子塚曰山，漢曰陵。”千古一帝秦始皇將自己的墳墓建造在盛產金玉、風景秀麗的驪山之麓，並借用驪山的美名作為墳墓的名稱。在秦始皇陵園內出土的銅器銘文和陶文說明，始皇陵原名為“麗山”或“麗山園”。
秦始皇陵園的布局是按照國都鹹陽城設計的，有內外兩重城垣，呈南北狹長的“回”字形。內外城垣都有城門，外城四角有警衛的角樓。陵墓有巨大的封土堆，呈方形覆鬥式，矗立於內城西南部。將陵墓安置在陵園西端，是有一定講究的。古人以西方為尊，“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王充《論衡·四諱》）。陵墓的方位體現了以西南隅為尊長之處的古代禮俗。陵園坐西朝東，在東方正中設有大道和東門闕，東門大道相當於後世陵園的“神道”，是整個陵園的主要通道。在外城東門大道北側，設置了三個規模宏大的兵馬俑坑，排列成東向的雄偉軍陣，以威鎮東方。
始皇陵的封土下麵有安放棺柩的地宮，這座地下宮殿修築得十分深邃牢固，極盡富麗堂皇。《史記·秦始皇本紀》對地宮的情形有這樣的描述：
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
始皇陵地宮及其周圍的設施究竟如何，由於未曾全麵發掘，至今仍是一個難解之謎。
秦漢帝陵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陵旁設“寢”，創立了陵寢製度。最早論述陵寢製度起源的是東漢學者蔡邕，《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蔡邕《獨斷》雲：
宗廟之製，古者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製“廟”以象朝，後製“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幾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
蔡邕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古代帝王的宗廟是按照其生前居住的宮殿設計的，宮殿分為前朝後寢兩大部分，“朝”是帝王處理政務和會見臣下的辦公場所，“寢”是帝王與後妃起居飲食之地。帝王死後的宗廟亦如法修建，前麵的“廟”象征生前辦公的朝，安放帝王的神主（牌位），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後麵的“寢”則象征生前起居的寢，安放衣冠、幾杖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古代祭祀先王的儀式多在宗廟中舉行，而不是在墓地舉行。到了秦始皇時期，開始將宗廟中的寢移置於墓側，漢承秦製，陵旁起寢的陵寢製度隨之確立。
秦漢時代之所以要在陵旁建寢，是因為人們迷信死者的靈魂就藏在陵內的墓室中，在陵墓的頂上或邊側起寢，以便於死者的靈魂就近飲食起居。在始皇陵西側的建築遺址中，出土了兩件刻有“麗山□官”字樣的陶壺，“□”與“飼”通，“麗山□官”即“麗山飼官”，是麗山園中供奉飲食的官吏。說明陵墓西側當年曾建有供奉始皇靈魂飲食的陵寢設施。在始皇陵封土西側還發現兩乘銅人駕馭的銅車馬，即由駟馬安車和駟馬高車組成的兩輛鑾輿。其大小約為真人真馬的一半，製作精巧，裝飾華麗。將如此貴重的交通工具擺放在陵寢附近，是為了供始皇的靈魂出行乘坐之用，使其像生前一樣巡遊天下。
西漢十一個皇帝的陵墓，沿襲了先秦時期“先王之葬居中，以左右為昭穆”（《周禮·塚人》）的“族墓”製度。從武帝開始，陵墓的布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武帝的茂陵遠離祖陵，位於鹹陽原的最西南端。武帝以後的諸帝陵雜亂無章地建在茂陵以東和安陵以西的區域之間，不再按照“左昭右穆”的傳統禮製排列。標誌著重視宗族關係的“族墓”製的破壞和以皇帝為中心的墓製的確立，反映了以突出皇權為特征的中央集權封建政治體製的進一步加強，是社會政治製度的變革在喪葬領域裏的體現。
除文帝的霸陵是依山鑿建的崖墓不起墳丘外，西漢的帝陵都有用夯土築成的覆鬥狀墳丘，其高度和範圍有一定的規製。《關中記》雲：“漢帝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武帝在位日久，處在皇權登峰造極的西漢盛世，因而茂陵的規模也比其他帝陵宏大，在西漢諸陵中獨占鼇頭。漢帝陵園以墳丘為中心，周圍築有城垣，平麵呈正方形，四麵各開一門，稱為“司馬門”，門外立雙闕。皇後與皇帝合葬，同塋而不同陵。後陵一般在帝陵的東麵，陵園和墳丘都較帝陵為小，隻有呂後的墳丘幾乎與劉邦的長陵同大，這與她生前臨朝稱製、行使皇權的至尊地位有關。
臣僚陪葬帝陵，是漢代喪葬製度的一大特點，帝陵附近都有許多文臣武將的陪葬墓。在西漢帝陵中，長陵陪葬墓的數量最多，唐代詩人劉彥謙《長陵詩》雲：“長陵高闕此安劉，附葬累累盡列侯。”至今尚存陪葬墓七十餘座。跟隨劉邦南征北戰的開國元勳如蕭何、曹參、張良、周勃等人，死後都陪葬長陵。武帝時期抗擊匈奴的名將衛青、霍去病及諸多重臣，也被安葬在茂陵附近。陪葬墓的墳丘比帝後陵要小得多，規模不盡一致，視其生前地位的高低而定。陪葬墓的位置通常在帝陵的東麵，是按照“尊長在西，卑幼在東”的禮俗安排的，體現了“主尊臣卑”的封建思想。
漢代重視守塚的風俗，創立了在帝陵附近建置陵縣的製度。漢初，高祖劉邦曾下令派民戶二十家為秦始皇守塚，為楚王陳勝等各派十家守塚。高祖十年（前197），太上皇崩，葬櫟陽北原，在櫟陽城內設萬年縣，開因陵設縣之先河。但正式設置陵縣則始於漢高祖的長陵，此後遂成定製。漢元帝以前的諸帝，即位後就開始修築陵墓，同時徙民實陵邑，至皇帝死後葬入陵墓，陵邑即成為陵縣，以陵名稱之。陵縣是專為皇帝守陵而建置的，縣內設有陵令、屬官、寢廟令、園長、門吏等職官，負責管理陵園，歲時祭祀。
西漢的陵縣有相當的規模。武帝的茂陵縣有“戶六萬一千八十七，口二十七萬二百七十七”（《漢書·地理誌》），戶口之多居諸陵縣之冠，所轄人口也超過一般縣邑。陵縣內的住戶是從全國各地遷徙來的，他們並非一般的編戶齊民，大都具有特殊的身份。據史書記載，徙民實陵的主要對象是：丞相、禦史大夫、將軍等現職高級官員；寵臣、公主、外戚；吏二千石，包括九聊、郡太守等；六國舊貴族的後裔，尤以齊國田氏人數為多，在陵縣中勢力也最大；關東富商豪強；群盜及倡優樂人等。這些人或位居高官，或家資巨萬，或奇才異能，他們雲集於長安周圍的陵縣，名義上是為皇帝守陵，實則為非為歹，尋歡作樂，使陵區附近成了熱鬧非凡的花花世界。班固在《西京賦》中曾這樣描述陵縣的繁盛景象：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造七遷，充奉陵邑。
漢元帝即位以後，廢除了帝陵設縣的製度。他認為“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勞民傷財，於國無益，於民無利。遂於永光四年（前40）詔告天下：“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漢書·元帝紀》）明令不再設置陵縣，並將原屬太常管轄的諸陵縣劃歸三輔，使其成為普通的縣邑，不再具有供奉山陵的特殊功能。
西漢的陵寢製度承襲秦代，但也有一些新的變化。和秦代一樣，諸帝陵園內設有供奉墓主靈魂的“寢”。《三輔黃圖》雲：“高園（即高祖陵園），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以象休息閑晏之處也。”說明陵上的寢如同宮殿中的寢一樣，有正寢和便殿之分。正寢是墓主靈魂日常起居飲食之所，擺放著座位（稱神座）、床、被褥、衣物等，日常生活用品應有盡有。每天由宮女在寢內像侍奉活著的君主一樣照料靈魂，早晨起來後整理被枕，預備好盥洗水和梳妝用具，一日四次按時進獻食物。便殿附設於正寢的邊側，供墓主靈魂在此娛樂休息。與秦代不同的是，西漢將已故皇帝的宗廟建造在陵園外附近的地方，即“陵旁立廟”。宗廟和陵寢之間設有一條通道，叫做“衣冠所出遊道”，或簡稱“衣冠道”。每月在宗廟裏舉行祭祀典禮時，將皇帝生前穿戴的衣冠從陵寢中搬出，沿“衣冠道”送到宗廟裏去遊曆一番，象征著皇帝的靈魂享受祭祀，這種儀式稱之為“月一遊衣冠”。當衣冠出遊時，有車騎之眾護送，群臣前呼後擁，場麵頗為壯觀。
東漢的十二座帝陵，除漢獻帝的禪陵在山陽（今河南焦作）外，其餘的都在洛陽附近。從明帝顯節陵開始，陵園四周不築垣牆，改用“行馬”（一種臨時性的用竹木做的屏籬），寢殿和管理陵園的官府吏舍在陵園的東側。和西漢一樣，東漢帝陵附近也有很多大臣陪葬墓。
以朝拜祭祀為主要內容的陵寢製度，是東漢時期確立的。明帝以前，每逢元旦佳節，公卿百官、皇親國戚及地方郡吏，都要聚會到京師朝廷，舉行朝賀皇帝的儀式，稱為“元會儀”。光武帝劉秀死後葬於原陵，其子明帝在即位的第二年舉行元旦朝賀禮，鼓樂齊鳴，群臣朝拜，好不熱鬧。此時此刻，明帝想起死去的父親再也看不到這樣盛大的典禮，於心不忍，為表達對先帝的孝敬之情，乃親自率領公卿百官將“元會儀”搬到原陵舉行，向陵寢中的光武神座行朝拜和祭祀之禮，從地方郡國趕來的上計吏也依次向神座彙報各地的糧食價格、百姓疾苦、風土民情等事項，使先帝的在天之靈明察國之大事。這種儀式稱之為“上陵禮”。與此同時，明帝還將原來每年十一月在宗廟中進行的最主要的“酎祭禮”也移到陵寢，按照上陵禮的儀式在陵寢舉行。此後，在朝廷的祭禮中，上陵禮的地位大大提高，宗廟的地位則明顯降低。上陵禮的推行，使宗廟失去了往日祭祖的重要作用。鑒於這種情況，明帝又對宗廟製度進行了重大改革，他在臨終時立下遺詔，主張廢除西漢“陵旁立廟”的製度，取消為每個祖先各建一廟的舊製，把許多祖先的神主集中在一個祖廟裏，實行“同堂異室”的供奉辦法。
上陵禮的場麵宏大，參加的人員很多，原有的陵寢設施和規模隨著禮製的改革也要重新改造和擴大，以適應上陵禮的需要。上陵禮推行以後，陵寢設施的最大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擴大寢殿，以便在此舉行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禮；一是增設懸掛大鍾的鍾虡（即鍾架）。過去隻有朝廷和宗廟中設置行禮用的大鍾，如西漢長安城內的高祖廟“有鍾十枚，可受十石，撞之聲聞百裏”（《三輔黃圖》）。東漢在陵寢舉行上陵禮和飲酎禮，以鳴鍾奏樂作為開始的信號，“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群臣就位如儀”（《續漢書·禮儀誌》）。這樣，陵寢就要像原來的宗廟那樣，在大殿附近設置鍾虡，懸掛巨鍾，以備行禮之用。東漢的皇帝陵園都建有規模宏大的寢殿（或石殿）和鍾虡，成為陵寢中的主要建築。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局的分裂割據，強悍好戰的北方少數部族乘機入主中原，烽火不熄，戰亂迭起，政權的更替像走馬燈一樣你來我往，改朝換代頗為頻繁。在這種長期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盜墓之風甚囂塵上，埋金藏玉的帝王陵墓成了盜墓者“光顧”的重點對象。封建帝王為了逃脫死後陵毀屍棄的厄運，不得不對傳統的陵寢製度加以改革。
魏武帝曹操死後葬於高陵，不起墳丘，不建寢殿，地表不留痕跡。關於曹操的陵塚，曆史上有許多奇傳異聞，據說他為了預防死後陵墓被盜，設下了七十二座“疑塚”。真真假假，亂人耳目。
魏文帝曹丕出於防盜的考慮，生前就下詔留下遺言：“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三國誌·文帝紀》）。廢除了秦漢以來的陵寢製度。文帝還將這份遺詔藏之宗廟，昭示後代不得更改。
西晉是一個短命王朝，曆四帝五十二年。其陵墓建置基本上沿襲魏製，依山為陵，葬埋從簡。晉惠帝於永平元年（291）“詔子弟及百官不得謁陵”（《晉書·惠帝紀》），取消了東漢創立的上陵禮。
東晉南渡，帝陵皆在建康（今南京）。南朝諸陵或在建康，或在丹陽。東晉和南朝的陵園製度有以下特點：陵墓大多依山而建，在山上開鑿長坑為墓室，然後填土夯平，一般都有墳丘，但不很顯著；墓室均為單室，室前建甬道，內設雙重石門，陵前順山勢開設很長的神道，兩側立有石刻，如石獸、石柱、石碑等；由於受風水相墓術的影響，陵園的方向無一定規律，依山川形勢而定。
六朝陵墓的石刻頗具特色，其造型設計和雕刻技藝在漢代石雕的基礎上由粗簡向精細發展，在我國古代石雕藝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東晉南朝苟安江左，朝代輪番更替，軍閥混戰此起彼伏，帝王陵園和千姿百態的石雕藝術珍品多毀於戰火，隻留下劫後之餘的淒涼景象。
北方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地區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等少數民族君主，為了對付盜墓者，沿用他們本民族的舊俗，大多采用“潛埋”的方式，不起墳丘，不建陵園，葬所嚴加保密。後趙皇帝石勒死後，“夜瘞山穀，莫知其所”（《晉書·石勒載記》）。南燕皇帝慕容德屍體裝殮後，乘夜深人靜之際將棺柩抬出城門，“潛葬山穀”，神不知鬼不覺，第二天人們才知道皇帝已經安葬，其葬地已無人知曉，與石勒的葬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北魏統一北方後，帝王陵寢製度也隨之有所創新。北魏建築大規模的陵園，是從文明皇後馮氏開始的。她出身於漢族，先後以皇太後和太皇太後的身份兩度臨朝稱製，執政達二十五年之久。她協助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改革內政，並創立了一套鮮卑族文化、漢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相結合的陵寢製度。馮太後的永固陵，一方麵承襲鮮卑族“鑿石為祖宗之廟”的舊俗；另一方麵又采用東漢以來在陵前建築石殿、石闕、石獸、石碑的方式；同時結合佛教的信仰，在陵園內設置佛寺、齋室，將佛教文化引入陵寢製度。永固陵的設施，標誌著北魏開始恢複久已荒廢的陵寢製度和上陵的典禮。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在北邙山為自己營建長陵，並規定內遷的鮮卑人死後必須葬在長陵附近，這無疑是沿襲了鮮卑族傳統的族葬習俗，與漢代帝陵以臣僚陪葬的製度顯然有別。北魏的上陵禮也和東漢不同，東漢在每年的正月、八月定期舉行上陵禮，北魏皇帝則逢改元、親政等國之大事時上陵拜謁，帶有向先帝神靈請示彙報的意思，當源於鮮卑族的原始禮俗。總之，北魏的陵寢製度包含有多種文化因素，體現了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特點。
唐代的帝陵除昭宗陵和哀帝陵分別在河南澠池和山東菏澤外，其餘十八座陵墓集中分布在陝西關中地區，統稱“關中十八陵”。唐陵的建造采取兩種形式：絕大部分沿用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依山為陵”之製，在天然山峰的中部開鑿墓室，“上摩煙霄，崗阜環抱，有龍蟠鳳翥之狀”（《昭陵圖記》）；少數則繼承秦漢時期“積土為陵”的築陵方法，平地起墳，有高大的封土堆。在唐帝十八陵中，依山為陵者有十五座，積土為陵者僅三座。
陵園規模宏大，是唐代帝陵的突出特點。據宋敏求《長安誌》記載，昭陵和貞陵周回一百二十裏，乾陵八十裏，泰陵七十六裏，其餘諸陵也多在四十裏以上。陵園的布局自乾陵開始形成定製。玄宮（墓室）在山腰南麓，坐北向南，居高臨下，是全陵的主體建築。四周建有內外雙重城垣，內城是陵墓的圍牆，也叫“神牆”，四麵各開一門：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青龍，西曰白虎，朱雀門是陵園的正門。朱雀門外辟有筆直的神道，兩側排列著造型各異的石刻群。在陵園的南半部，分布著眾多的皇室貴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昭陵陪葬墓的數量居諸陵之首，有二百餘座。
唐十八陵石刻群堪稱中國古代石雕藝術的寶庫，數量之多和雕刻之精遠遠超出以前的陵墓石刻。雕刻手法既有圓雕，也有線雕和浮雕；題材多樣，造型各異，有拄劍守陵的武士，高鼻深目的域外異族首領，千姿百態的奇獸異鳥以及記功述德的華表碑石等。在豐富多彩的唐陵石刻群中，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別具風韻。昭陵六駿是當年李世民南征北戰時騎乘的六匹戰馬，名曰“颯露紫”、“拳毛□”、“白蹄烏”、“特勤□”、“青騅”、“什伐赤”，伴隨李世民出生入死，深得主人喜愛。李世民當了皇帝後，為了紀念和表彰六駿的功勞，命工匠依其形態製成石雕，置於昭陵玄武門內東西兩廡。相傳六駿諸形出自唐代著名畫家閻立本之手，雕刻藝術家們運用高超的技藝將其浮雕在高約一點五米、寬二米的石屏上，石屏上角有唐太宗自題的四言讚美詩，概括六駿的功勳，由書法巨匠歐陽詢書寫。昭陵六駿是在皇帝的禦旨下由諸多名家集體創作的，畫、雕、書均冠絕一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
唐陵的陵寢結構不同於前代。東漢的陵寢建在一個地方，形成一組整體建築，供奉墓主靈魂和上陵祭祀等儀式同在其中進行。唐陵則把陵寢分割開來，分建於三處，即神遊殿、獻殿和下宮。神遊殿建在玄宮（即墓室）的門頂上，供靈魂遊樂之用，相當於漢代寢旁的便殿；獻殿也叫寢殿，是上陵朝拜或舉行重要祭獻典禮場所，建在陵墓前麵的朱雀門以內，規模較大，相當於東漢的寢殿或石殿；下宮也叫寢宮，是供墓主靈魂飲食起居和守陵的宮人、官吏居住的，建在陵墓南部偏西約五公裏處的地方。將陵寢分建於不同的地方，分別適應了上陵朝拜祭祀和日常供奉飲食起居生活的需要，突出了上陵典禮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