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少數功勳卓著的大臣，不僅本人榮獲美諡，其先祖也每每被追贈諡號。如明朝開國元勳常遇春，隨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戰，為創建明朝立下了汗馬功勞。洪武初年常遇春暴卒軍旅，諡“開平王”，並追贈其曾祖諡“莊簡”、祖諡“安穆”、父諡“靖懿”。常遇春因功高而被聖上諡及三代，自唐宋以來未之有也，殊榮空前。（《明會要》卷二〇）
其三，一些命運不佳的文臣武將，死後依官品理應封諡，但由於政敵作梗等原因而未能獲得諡號，含恨入土。數年乃至數十年後，時過境遷，政局變化，後嗣君臣念其舊功，乃平反昭雪，追贈美諡，以告慰在天冤魂。此類情況曆史上屢見不鮮，茲不贅舉。
諡法是對帝王和貴族官僚一生行為的總結和概括，具有蓋棺論定的性質。《逸周書·諡法解》雲：
諡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帝王有明君、昏君，為臣有忠臣、奸臣，諡號因而亦有美、惡之分。古人議定諡號“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嚐專著其美而諱其惡”（《陔餘叢考》卷一六），遵循一定的道德規範，一般說來是比較公允的。古代君臣的諡號雖以美諡居多，但辱受惡諡的昏君奸臣也不乏其人。然而，有些人一生並非清白如玉，亦非惡貫滿盈，而是有功有過，功過參半。對這類人如何評定諡號呢？通常是予之兩個字的“複諡”，一美一惡，美表其功，惡懲其過。東晉大將謝石官至都督，屢立戰功；然性好貪財，聚斂無厭。謝石死後朝廷議諡，禮官曰：“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諡墨襄公。”帝從其議，遂以“墨襄”為諡。（《晉書·謝石傳》）北朝大臣鄭義卒，尚書上奏議諡：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乃諡鄭義“文靈”。（《北史·鄭義傳》）魏晉至隋唐時期此類諡號屢屢見諸史籍，如魏於忠諡“武醜”、楊炎諡“平厲”、陳執中諡“榮靈”等。一個人的諡號兼有美惡二義，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對其一生功過作一分為二的評價，可謂公允。
然而，古人的諡號並非完全與死者生前的行為相稱，名實不符乃至顛倒是非的情況時有發生。唐初權臣封倫為人奸詐，陽奉陰違。他為了顯示節儉，穿粗衣，居陋舍；私下卻四處索取賄賂。政治上更是兩麵三刀，暗地裏勸唐高祖李淵早立太子，挾製太宗，並鼓動太子李建成謀刺太宗；當高祖議立太子時，表麵上卻竭力勸阻。太宗為其所惑，視為心腹，賞賜累萬。貞觀元年（627）倫卒，追贈“司空”，賜美諡“明”。十七年後東窗事發，罪暴身後，太宗下詔奪封倫司空之贈，改諡為“繆”，以彰其惡。（《舊唐書·封倫傳》）五代後周齊王憲，身為賢王而冤死，加惡諡“煬”，後人為之鳴屈不迭。南宋奸臣秦檜，賣國求榮，死後居然獲美諡“忠獻”，五十多年後才改為惡諡“繆醜”。清朝諡法與前代不同，諡號多溢美之詞。清人趙翼雲：“古時三品以上例皆贈諡，而其人之賢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無褒貶。近代大臣身歿，其應贈諡與否，禮部必先奏請，請而得諡，其人必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諡自有褒無貶也”（《陔餘叢考》卷一六）。由此可知，清代諡法的特點是著美諱惡，大臣諡號有褒無貶，無公允可言。
作為喪葬禮製的諡法，之所以能在中國沿襲數千年之久，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其中不是沒有原因的。
首先，諡法是維護封建等級製度的重要手段。曆代統治者對諡法的適用範圍作了嚴格的等級規定，諡號向來被視為帝王將相的專利，中小官吏和平民百姓是沒有資格享用的（私諡和特賜諡例外）。貴族官僚生前以爵位、品秩標識等級，死後則用諡號顯示尊榮。諡號與爵稱、官品一樣，都是體現貴族官僚身份的重要標誌，所不同的隻是生死有別罷了。
其次，諡法具有揚善抑惡的社會功能。古代諡法的基本原則是“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一個人諡號的臧否主要取決於他生前的所作所為，善有善諡，惡有惡諡。同時，諡號又是蓋棺論定的，“行出於己，名生於人”，無論生前有多大的權勢，也無法幹預後人對自己的評議。多行善政，有功於國，有德於民，就會以美諡垂名青史；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將被惡諡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憑後人唾罵。因此，諡法雖然帶有濃厚的封建禮教色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約束上層統治者的行為、懲戒貪官汙吏的積極效果，這一點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