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方法多樣，分析論證結合
私學作為教育曆史上的一種現象，對它的研究既離不開教育的研究方法，更要利用曆史研究的手段。八年來的成果顯示出了私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
在研究方法之中，運用最為普遍的是文獻考證法。王建軍先生在《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四期發表的《論魏晉南北朝的私學》一文，很好地運用了這一方法。為了論證魏晉南北朝私學的兩大特點，一是家族教育的興起，二是私學的多向發展，從史籍中引證事例多達16處，通過文獻考證證明其觀點的正確；陳寶良先生的《明代的義學與鄉學》一文（見《史學月刊》1993年第三期），也是利用文獻考證法研究私學的範例。比較研究法在私學研究中也被采用。遊喚民先生在《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0年5月版發文，將孔子私學與後世書院進行比較研究，得出“書院與孔子開創的私學是一脈相承的，隻不過將孔子的私學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罷了”的結論。吳霓在《教育研究》1997年第3期發表文章，將私學與官學比較，從而研究古代私學對教育的普及與文化學術的傳播所做出的貢獻；係統分析法在教育史研究中是常用的方法。李軍先生在《論秦漢時期的私學》一文中采用了係統分析法。他將私學分為三期進行研究：一，秦代私學的消沉；二，漢初私學的恢複；三、漢武帝之後私學發展。在係統研究基礎上，對私學及其社會功能進行了曆史分析和評介。數據分析法的使用，可以使文章論點更為可信，歐陽宗書先生在其文中（見注釋）為了說明宗族學校的規模和宗族的辦學措施，大量地引用了數據。邏輯分析法在私學研究成果中屢見不鮮。於述勝、張書豐兩先生在《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6期著文對中國古代的民辦教育進行曆史考察，他們將古代劃分為春秋戰國、漢唐、宋元明清三個大的曆史發展階段，對古代私學的發展做了概括性描述，並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麵入手，利用邏輯論證闡明了私學興盛的原因。當然，隻利用某一單獨研究方法，是很難將問題完全說清的。在私學研究過程之中，各種方法都是交替使用，共同為說明問題服務。在私學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並非隻有上麵所羅列的幾種。隨著學科發展的不斷深入和學科間的不斷交融，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方法為人們所使用，私學研究者將利用新的方法進行新的探索。
四、學術氣氛濃厚，新穎觀點湧觀
在私學研究成果中，作者們利用文獻考證和分析論述來探究私學問題，體現出很強的學術性。並且，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勇於提出自己的觀點，推動私學研究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程方平先生突破了古代私學道德型之說，利用大量史料，說明隋唐五代時期私人科技教育的興衰和發展（見注釋）；對於唐代私學的問題，則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魏愛華、孟翔君兩先生投書《教育史研究》（1995年第2期），認為：“隋唐時期尤其是盛唐，是中國封建社會上升時期，但由於各種原因，私學卻發生了與社會各項事業興衰向左的逆轉，表現出停滯不前或衰微狀況。”他們提出五大理由來證實其觀點的合理性和真實性；而趙國權先生在《河南大學學報》1996年9月刊發表《淺析我國古代的民辦教育》一文，提出“唐代的官辦教育製度是非常發達的，以致使人們產生民辦教育無多大成就的錯覺。其實這一時期的民辦教育也很發達”。他舉出一係列實例來證明其觀點。唐代的私立教育究竟如何，還有待學者進一步考察和研究。對私學概念的界定成為私學研究的一個特點。《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科學季刊》1993年第3期，發表李軍先生的文章《論秦漢時期的私學》，提出“私學是指以私人或私人集團身份主持、管理的教育形式”。這一界定明確了與官學相對的私學“私”的性質，對關鍵的“教育形式”一詞，沒有進一步明確的解釋。對私學概念分析最為明確和深入的當推吳霓先生。他從私學起源入手進行分析，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一般意義上的私學概念，應是不由政府主持，不納入國家學校製度之內，由私人或私人集團（包括社會集團）來主持、經營、管理的教育活動，屬於私學的範疇。它既包括了在固定教育場所產生之前的遊動四方的私人講學，又包括了以一個學術大師為核心的私人學派。當然，也包括與官學對應的有固定教育場所的正式的私學學校類型。”這一觀點打破了以往“私學為曆代私立學校”的傳統理解，將私人移動講學和私人學派納入私學範疇，可謂值得商榷的一家之說。對不同意見的闡發和爭鳴，利於私學研究的百家爭鳴，促進了學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