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洪武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先後創辦了10多所各級各類幹部學校。在建校過程中，為了擺脫財政經濟困難，使教育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和充分利用，中共中央和西北局曾經先後三次決定，將在延安的原八所院校調整合並為延安大學，從而集中了當時非常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統一辦學。
一、八院校調整合並的社會背景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強對蔣介石國民黨的誘降活動。國民黨政府為了限製抗日力量迅速壯大，掃除投降障礙，於1939年12月和1941年1月接連發動了兩次反共高潮，尤其是加緊了對陝甘寧邊區的包圍和封鎖。1940年3月，蔣介石向陝甘寧邊區周圍各戰區長官和駐軍首腦下達了封鎖邊區的命令，並增調胡宗南的30萬軍隊，分駐邊區周圍各縣，構築了5道封鎖線。在進行軍事進攻和政治威脅的同時，國民黨軍隊對邊區實行了嚴密的經濟封鎖。他們到處設立關卡哨站，檢查扣押過往商旅，對貨物運輸實行嚴格的統製，禁止生活必需品如棉花、布匹、食鹽等進出邊區，擾亂邊區的金融市場。這樣就幾乎切斷了邊區和外界的經濟往來，使邊區的物資異常匱乏。另外，“皖南事變”後國民黨停發了八路軍的軍餉，並且禁止外界的捐款彙往邊區，完全斷絕了邊區的一切外援，企圖把邊區黨政軍民困死。
禍不單行。陝甘寧邊區在人禍未斷之際，天災又接踵而來。自1940年到1942年，年年有嚴重災荒。據不完全統計：1940年受災麵積4298312畝，損失糧食235850石，受災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災麵積603558畝，損失糧食47035石，受災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災麵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同時，附近縣的災區難民不斷逃入邊區，前後達170176人。人禍加天災，使邊區經濟困難更加嚴重，以致1941春夏時節青黃不接，各縣呈報災情要求救濟的告急文書如雪片飛來。
不僅如此，抗戰以來大批的知識青年來到邊區，黨、政、軍、民各係統建立了許多組織機構；還有為了保衛陝甘寧邊區，陸續從前方調回一批部隊，使邊區機關、部隊人員增加很多。雖然邊區人民盡力負擔救國公糧，但各機關、學校、部隊仍然出現物資匱乏、衣食不足的狀況。毛澤東描述當時的困難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這一時期邊區的外援斷絕，災荒嚴重，災民眾多，救濟糧款大量支出，非生產人員增加過快，從而使邊區的財政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出現了“魚大水小”的矛盾。於是，扭轉當時麵臨的嚴峻局勢，就成為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首要任務。1940年11月12日，邊區中央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作出了《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提出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政策要迅速地轉變為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政策；1941年5月1日，邊區中央局又發表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具體規定了邊區財政經濟的若幹政策；同年11月，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在延安召開，參議員們針對嚴峻的困難形勢和任務，就政治、軍事、財政、文教等各項工作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並通過大小提案近200件。其中，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等人提出的關於“精兵簡政”的重要提案，擊中了邊區組織機構的要害問題，被大會以多數票通過。這次會後，邊區政府舉行首次政務會議，對“精兵簡政”問題進行了專門討論，決定成立編整委員會，專門負責編整簡政事項。從此，陝甘寧邊區編整簡政工作便全麵展開，而學校的調整合並則先行了一步。
二、八院校調整合並的概況
延安院校的調整合並，除了有麵臨財政經濟困難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抗戰初期延安先後辦了許多學校，其中有的條件較差，有的生源驟然減少，迫切需要將很有限的教育資源充分利用，使幹部學校向正規化的方向邁進。鑒於以上原因，1941年7月2日中央“改革中央機構與籌備總供給委員會”開會，在決議的事項中提出了“關於學校合並問題”，提請中央政治局批準。7月13日中央政治局開會，初步議定將陝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魯迅藝術文學院、自然科學院等5校合並，成立陝北聯合大學。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開會，最後決定將陝公、女大、青幹3校合並，定名為延安大學。9月22日，延安大學舉行開學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