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洪武
新中國成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裏，教育工作以老解放區教育經驗為基礎，繼續貫徹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是半工（農）半讀和多方辦學、多層次辦學的教育改革實踐，曾對中國農村教育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近年來，中國農村形勢雖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但許多實際情況與過去相比有不少相似之處。因此，革命根據地的農村教育實踐經驗，對於從新民主主義發展為社會主義的中國農村教育建設，仍有現實意義。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教育要麵向農村和廣大農民群眾
新民主主義時期，教育必須麵向農村和廣大農民群眾，這是由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現在抗日，實質上是農民抗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是授權給農民。”“中國有百分之八二的人口是農民，這是小學生的常識。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在政治、經濟上要翻身，在文化教育上也要翻身，因而革命根據地教育工作的重點是麵向農村和廣大農民群眾。
在中國革命根據地，解決教育的麵向問題，是大力發展國民教育，即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概括起來有如下特點：一是重點發展中等師範教育。這是文化教育基礎極端落後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推廣和普及教育的迫切需求，隻有建立起一支德才兼備的教師隊伍，才有可能開展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廣闊的農村普及文化科學知識。二是根據戰爭與農村實際，各中等學校以成年人為主要教育對象，經一兩年或幾個月培訓，立即分配到縣區鄉工作，以滿足農村基層急需幹部的要求。三是小學教育與農村生活緊密結合。表現在：學校類型多樣，各區、鄉甚至村，根據入學兒童人數和教員、校舍情況，有的辦初小，有的辦高小，也有的辦完全小學，不求劃一；學製靈活，有的地區實行五年製，有的實行六年製，也有實行四年製的，有因班而易的，也有因人而易的；人民政府頒布《小學法》、《小學教育製度條例》、《小學教員待遇保障法》等政策法規，確保小學教育的大發展；實行“公辦”與“民辦”結合，調動了政府與群眾兩個方麵辦學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四是推廣社會教育，由政府教育部門負主要責任，農、工、青、婦等群眾組織積極配合，把分散的、從事個體生產的、缺少文化的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學政治，學文化，學科學，數年堅持下去，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群眾的革命覺悟和文化水平。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教育也有個麵向問題。這是由中國國情況定的。黨的十三大通過的政治報告，運用實事求是原則，從中國國情出發，科學地提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突出的景象之一是：“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這一方麵說明中國的農業還處在比較落後的狀態，另一方麵又表明中國的事情大頭在農村。在中國這個以農立國的農業大國裏，農業長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因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的建設仍是重點，農民的力量仍是主要力量。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教育的大頭在農村，普通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必須麵向農村和廣大農民群眾。
中國教育的大頭在農村，而重點和難點也在農村。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要使教育必須與農村經濟和農民群眾的需要密切結合，為農村經濟建設以及思想、文化建設服務。隻要是中國國民經濟仍以農業為基礎，大多數人口又在農村的情況下，如果把教育隻辦成城市教育，或者雖然在農村辦教育，但不符合農村實際和農民群眾的需要。那麼不僅是教育本身的失敗，而且也給革命與建設事業造成大的損失。這一點已被革命根據地的農村教育實踐所證明。如陝甘寧邊區1941年至1942年在教育工作中出現的“正規化”傾向，根本失誤就在於把大城市辦學的一整套製度、課程、方法等照搬過來，脫離了邊區農村實際與農民群眾的需要，從而使教育事業的發展遭受挫折。正如毛澤東所說“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這樣的“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相反，“他們卻大辦其夜校，名之曰農村學校”。“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重溫毛澤東60多年前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的這段精彩記述，對於認識農村教育的性質和任務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