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分析中國文化革命的曆史特點，劃清新舊文化的界限，明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性質。毛澤東同誌根據文化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的理論，把中國近、現代文化教育分為兩大類。反映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政治、經濟的文化教育，都屬於舊的文化教育，反映無產階級以及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文化教育，都屬於新的文化教育。前者結成反動同盟。以帝國主義為盟主，反對新的文化教育；後者結成統一戰線，反對舊的文化教育。這種鬥爭，在“五四”前後決然不同，“五四”前在文化戰線上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資產階級領導的，屬於舊民主主義的範疇；“五四”以後換成了無產階級領導，屬於新民主主義的範疇。範疇一劃定，性質也就好區分了。“五四”以後的教育，是新民主主義教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教育。這是曆史的特點，誰不懂得這個曆史特點，誰就不能領導教育工作。
第三，分析“五四”以後文化鬥爭的曆程，堅持統一戰線，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毛澤東同誌詳細分析了從“五四”到抗戰後3年期間，在文化教育方麵的鬥爭情況。他把1919年到1940年的這場鬥爭，分為四個時期：1919年到1921年的兩年，為第一期。這時共產黨還沒有成立，但由於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世界革命形勢的變化，馬列主義傳入中國，這些都首先激發了知識分子，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先覺悟起來。所以，“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統一戰線，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1921年至1927年的六年，為第二期。這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多數已站在反動方麵去了，然而農民參加了統一戰線。於是由無產階級、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組成統一戰線，共同反對尊孔讀經的封建教育。1927到1937年的十年，為第三期，這時由於大資產階級轉到反革命的營壘，民族資產階級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於是在革命營壘中隻剩下無產階級、農民及小資產階級了，它們組成統一戰線，進行反“圍剿”的鬥爭。1937到1940年的三年，為第四期。這時由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統一戰線又擴大了，全國各階級都成了盟員，但在1939年武漢失守後，大資產階級又投降了。毛澤東同誌分析了21年的曆史事實，說明了：一、政治上的統一戰線及其變化，必然反映到文化教育方麵來；二、發展新民主主義教育，必須堅持廣泛的統一戰線；三、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領導，警惕資產階級的動搖。毛澤東同誌總結了這一曆史經驗，對於堅持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就有了曆史依據和理論基礎。
第四，糾正了文化教育問題上的偏向，提出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指導思想和行為綱領。毛澤東同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文化專製主義，批評了黨內的“左”右傾思想。他從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的現狀和發展前途的分析中，明確指出：居於教育的指導地位的思想是共產主義思想，而行動綱領則是建立新民主主義教育。他說：“應把對於共產主義的思想體係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宣傳，同時於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實踐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問題、處理工作、訓練幹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整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區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不同，又將兩者銜接起來，以新民主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準備，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第五，在運用馬列主義總結曆史經驗，分析現狀的基礎上，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毛澤東同誌指出，國民教育宗旨，應當是新民主主義的，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教育。具體的來說，就是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所謂民族的形式，就是應具有中國自己的形式。既反對閉關自守，又反對全盤西化。對於馬列主義也是這種態度。他指出：對於“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這個比喻十分恰當。對於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對食物一樣，經我們“胃腸”的處理，才能具有民族的特色。所謂科學的內容，就是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主張客觀真理，主張理論和實踐的一致。對於古代文化應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毛澤東同誌特別強調：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不是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後。所謂大眾的方向，就是應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要把教育革命幹部的知識與教育廣大群眾的知識在程度上互相區別又互相連結起來，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結起來。毛澤東同誌從教育的形式、內容和方向上概括的這一方針，是指導新民主主義教育實踐的直接依據。
毛澤東同誌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總結了曆史經驗，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綱領，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1942年開展了整風運動，1943年又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在這兩個運動中，進一步改造教育，重點解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使教育更符合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的要求。
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同誌在邊區文教大會上，作《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話。這篇講話，對新民主主義教育作了全麵係統的概括性總結：
在教育的地位方麵，毛澤東同誌指出：“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根據毛澤東同誌的多次指示，邊區教育的實踐總方針是：第一在職幹部教育，第二幹部學校教育，第三社會教育，第四國民教育。
在教育統一戰線方麵，他指出：“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為了進行這種鬥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
在教育性質方麵，他指出，應該是新民主主義教育。毛澤東同誌還論證了這種教育的政治、經濟基礎。
在辦學形式上，他指出：“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不但要有新式學校，而且要利用舊的村學加以改造。”
在教育為什麼人的問題上，他指出，我們的文化教育是人民的文化教育，文化教育工作者必須有為人民服務的高度的熱忱，必須聯係群眾，而不要脫離群眾。
在教育工作的群眾路線方麵，他指出：在改造群眾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有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上的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裏頭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願，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表群眾下決心。
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他指出，要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統一戰線的原則有兩個，一個是團結，一個是批評教育和改造。毛澤東同誌諄諄矚望一切知識分子一定要拋棄脫離群眾的惡習，以鞠躬盡瘁的精神獻身人民，與工農密切結合。
毛澤東同誌總結曆史的和現實的經驗，對教育工作的地位、統一戰線、性質、辦學形式、為什麼人、群眾路線、知識分子等問題，都作了理論性的以及方針政策性的闡述。通過貫徹實行，這些就在實踐中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的教育體係。
回顧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時期的教育理論與實踐，可以清楚地看出，隻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吸收一切有益的教育經驗，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不斷總結，不斷實踐，必能創建出符合中國國情、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體係。
（原載《陝西師大學報》1993年教育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