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依據抗日的總目標。毛澤東同誌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論新階段》等論文和報告中，精辟分析了由於日本侵略，引起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調整和中國革命的形勢、任務、對象的新變化。他根據這種新的情況，提出“所有我們一切工作，隻有一個目標，就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所以，在一切為著戰爭的原則下，一切教育政策，都必須為抗戰服務。翻開抗日戰爭時期黨和政府關於教育方麵的指示文件，可以看出都是根據毛澤東同誌的指示，以抗日為出發點和歸宿製訂的。1939年林伯渠同誌在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工作報告中說：“普及邊區國防教育，培養抗戰人才，教育民族新後代，提高邊區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強國防教育工作是當前迫切的任務”。《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中規定：“實行普及免費的兒童教育，以民族精神與生活知識教育兒童，造就中華民族的優秀後代；發展民族教育，消滅文盲，提高邊區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識與政治文化水平；實行幹部教育，培養抗戰人才”。《邊區教育宗旨和實施原則》中規定：“邊區教育的宗旨是為了爭取抗戰勝利，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培養有民族覺悟、有民主思想、有現代生活的知識技能，所擔負抗戰建國之任務的戰士和建設者。‘可見無論是國民教育、幹部教育，還是社會教育，其政策都是以抗日為依據，為這個總目標服務的。教育與抗戰結合的理論和實踐，揭示了一條規律，教育政策，就是反映黨和政府在一定曆史時期的總目標的教育方向。教育本身的改造和建設也是為著適應總目標而奮鬥的。
在教育政策適應總目標的問題上，有一個現實和未來的問題。這在抗日戰爭初期曾有人提出過。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同誌指出：“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隻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都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毛澤東同誌還強調：“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革命的總目是：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徹底的民族解放；對內完成土地革命，消滅城鄉的封建關係，推翻新軍閥政府。這一目標，反映在教育上，便是蘇維埃教育的政策。抗日戰爭時期，抗日的總目標，決定了抗戰的教育政策。當然，抗戰的教育政策，是在蘇維埃教育經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正說明曆史發展的連續性與階段性，決定了教育政策的連續性與階段性；同時也說明了，製定教育政策，必須以曆史階段性的總目標為依據。隻有為完成曆史現階段的總任務而奮鬥才有可能朝著未來的目標而發展。
今天抗戰勝利將近半個世紀，我們不僅完成了民主革命，而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了44年的經驗。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曆史的偉大轉折，使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時期，黨在新的曆史時期的奮鬥目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把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意誌和力量進一步集中到這個偉大目標上來，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也必須以實現這個宏偉目標為出發點和歸宿。
第二，依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中心關鍵在於全民族力量的更加團結，而團結全民族力量的政治基礎，在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由於中國曆史的原因，抗日戰爭時期的民族統一戰線，是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包括全民族有不同黨派、不同階級、不同軍隊、不同國內民族的一個最廣大的團體。舉國一致對外的統一戰線，是我們黨的基本政治路線，也是我們黨爭取抗戰勝利的基本原則。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指導下，在根據地的組織政權內，無論是政府或民意機關，都要吸收擁護抗戰的人士、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的代表參加。因而，黨和政府領導下的教育，也就不能隻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而是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謀全民的解放。所以歡迎民主的、抗日的教育家、學者來根據地參加教育工作和開辦學校，並吸收民主人士參加領導。各學校實行集體領導，民主管理。在招生與吸收知識青年參加工作方麵，不得歧視剝削階級出身的子女等，這些都是抗戰的教育政策。由於抗戰教育的統戰性和民主性的政策，吸引了全國進步的教育家、進步的男女青年，不憚跋山涉水，不畏偵騎綁架，總是向延安奔湊，使延安成為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
由於抗戰教育政策，依據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所以盡管在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員中，有各種不同的政治信仰，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政治見解，但由於抗日的目標、統一戰線的政策，使那些持不同見解和觀點的人都遵守“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務抗日”的原則，團結一致，共同努力，為培養抗戰建設人才而奮鬥這一曆史經驗也告訴我們：正確的教育政策，必須貫徹黨在一定曆史時期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如果離開了黨的基本原則，便不能團結廣大教育工作者為實現一定目標，培養合格的人才而奮鬥。
在新的曆史時期，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階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全黨團結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的共同的政治基礎，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進行的保證。所以，我們在研究製定教育政策的時候，必須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教育事業，培養出為四化建設服務的人才。
係統地總結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
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初期，在教育的領導權、教育的方針、教育的原則、內容和方法等方麵，毛澤東同誌都有不少光輝的論述和英明的指示。但作為經過曆史論證和理論闡述，而形成係統的成熟的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則是在1940年《新民主主義論》中完成的。毛澤東同誌是怎樣創立新民主主義教育理論的呢？
第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結合中國曆史實際，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理論。毛澤東同誌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他還強調：“我們討論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忘記這個基本觀點。”因為這個“基本觀點”反映了普遍的規律，是指導教育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同誌結合中國曆史實際，論證了這一“基本觀點”。他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其政治、經濟是封建的政治經濟，反映這種經政治經濟的文化是封建文化。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政治、經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經濟，反映這種政治經濟的文化則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由此類推，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反映這種政治經濟的文化，必然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由此得出結論，一切舊政治、舊經濟，以及反映這種政治、經濟的舊文化形態，是我們革命的對象；建立新政治、新經濟以反映這種政治、經濟的新文化是我們革命的任務。毛澤東同誌在這裏所論證的“基本觀點”，是把教育作為觀念形態，從反對什麼，建立什麼上來研究問題的。由於教育涉及的問題很廣泛，很複雜，因而教育問題的研究也很廣泛、很複雜。但在研究教育由誰領導，以什麼思想作指導，以及教育的性質、方針、為什麼人的這些根本問題，就必須從教育與政治經濟的關係上來研究，其結論就是毛澤東同誌指示的“基本觀點”。這一“基本觀點”是新民主主義的教育理論，是改造舊教育、建立新教育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