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安民
延安時期毛澤東同誌的教育理論與實踐，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同整個毛澤東思想一樣，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係統總結和多方麵發展而達到成熟。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又得到繼續發展和豐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教育理論，在教育領域進行撥亂反正，使毛澤東教育理論更加完善，成為開創社會主義新局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教育的理論武器。因此，在進一步貫徹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深入教育改革之際，回顧和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所創立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重視教育在革命和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
毛澤東同誌一貫重視教育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率領紅軍一到陝北，就抓教育，把教育作為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戰略環節之一。在毛澤東同誌領導下，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會議決議中，特別強調要“發展教育，救濟失業的學生”，並提出：“紅軍技術條件的提高，技術上戰術教育的進步”，“都是戰勝敵人不可缺少的條件”。1937年5月他在延安召集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指出：“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並且指出：“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一個月之後，發生了“七七”盧溝橋事變，為了發動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毛澤東同誌撰寫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的重要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針對蔣介石的亡國奴教育，提出“國防教育”的口號，把教育和國防、教育和中華民族的興亡連在一起。在當時政治形勢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同誌就指出：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他把重新訓練幹部當作這種轉變的重要環節，把創辦幹部學校、培養抗日幹部作為增強抗戰力量，改變敵強我弱的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他總結第一次、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辦幹部學校的經驗，對創辦抗日幹部學校的指導思想、教育方針、教育製度、培養目標以及教學原則、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作了明確的指示。這些指示在指導實踐中顯示出巨大的力量，使陝甘寧邊區的幹部教育創造了豐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
1938年秋，廣州失守，武漢不保，使抗戰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為了總結抗戰以來15個月的工作和經驗，研究抗日戰爭即將進入新階段時所麵臨的各項重大問題，中共中央於10月中旬到11月初，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會上毛澤東同誌作了《論新階段的》的報告，他在論及全民族當前15條緊急任務中，第10條就是關於教育問題。他指出：“抗戰以來，教育製度已在變化中，尤其戰區有了顯著的改進，但至今還沒有使整個製度適應抗戰需要的變化”，他認為“這種情形是不好的”。他強調：“偉大的抗戰必須有偉大的抗戰教育運動相配合”。
在配合抗戰的教育運動中，毛澤東同誌特別重視婦女教育。1939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國女子大學，毛澤東同誌參加了開學典禮並講了話，他說：“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著非常重大意義的”。“假若中國沒有占半數的婦女的覺醒，中國抗戰是不會勝利的。婦女在抗戰中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勵丈夫，教育群眾，均需要通過婦女；隻有婦女都動員起來，全國人民也必然會動員起來了，這是沒有問題的”。他還興奮地說：“全國婦女站起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1939年，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作為投降的準備。為了堅持抗戰，毛澤東同誌在《反投降提綱》中強調：要發展教育，開展學習運動。在毛澤東同誌的指導下，1940年3月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開展抗日民主地區的國民教育的指示》，指出：“開展抗日地區的國民教育是當前深入動員群眾參加與堅持抗戰，培養革命知識分子與幹部的重要環節。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及宣傳部，必須認真的把這一工作當做他們的中心任務之一，堅決反對黨內對於這一工作的輕視與忽視的態度，及認為戰時不能注意與發展國民教育的觀點”。不久，中央宣傳部又發出《關於提高陝甘寧邊區國民教育給邊區政府的信》，信中充分肯定了陝甘寧邊區國民教育所獲得的成就，同時指出存在的問題及改進的措施。
1942年，毛澤東同誌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把經濟與教育列為中心工作或第一位的工作。他說：“在目前陝甘寧邊區的條件下，大多數人做工作，講革命，除了經濟與教育（理論教育、政治教育、軍事教育、文化教育、技術教育、業務教育、國民教育均在內）兩件工作以外，究竟還有什麼工作值得稱為中心工作或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還有什麼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錯，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還有許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工作，就目前邊區來說，就絕大多數同誌來說，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在這裏毛澤東同誌充分估計到教育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49年全國解放指日可待，毛澤東同誌指出，民主聯合政府一經建立，有兩個工作重點，其中之一是“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複和發展，同時恢複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
毛澤東同誌關於教育在革命與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論在全國解放以後有了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遇到“四人幫”長達十年之久的破壞，甚至弄到毀滅文化、取消教育、“知識越多越反動”的荒謬地步。粹碎“四人幫”之後，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誌自告奮勇抓教育，取得了撥亂反正的偉大勝利，恢複和發揚了毛澤東教育理論與實踐。黨的十二大把教育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重點之一，使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經濟要發展，教育須先行。教育不僅是建設物質文明的條件，而且也是建設精神文明的前提。我們黨和國家把教育提到了曆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高度。這是建設四個現代化的要求，也反映了毛澤東教育理論與實踐在20世紀80年代的重大發展。
製定抗戰教育政策及其依據
毛澤東同誌在領導中國革命鬥爭中，非常重視政策和策略問題。他在許多著作中，都精辟地論證了革命鬥爭中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和歸宿。在中國現代史進入抗日戰爭時期以後，為了適應戰爭的形勢，不僅製定了政治、經濟方麵的一係列政策，同時也製定了適應戰爭形勢的教育政策。
盧溝橋事變，打響了民族自衛的戰鼓。為了爭取抗戰勝利，毛澤東同誌提出了動員全民族實行抗戰的一整套方針政策。在教育方麵提出“根本改革過去的教育方針和教育製度。不急之務和不合理的辦法，一概廢棄。”當日本帝國主義氣焰囂張，揚言3個月滅亡中國，在察哈爾、上海等地燃起烽火的時候，為了抵禦強寇的進攻，反對蔣介石的因循政策，毛澤東同誌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8條中明確提出：實行“抗戰教育政策”。後來，毛澤東同誌又總結曆史經驗，提出實行新的文教政策：第一，改訂學製，廢除不急需與不必要的課程，改變管理製度，以教授戰爭所需之課程及發揚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原則。第二，創設並擴大增強各種幹部學校，培養大批的抗日幹部。第三，廣泛發展民眾教育，組織各種補習學校、識字運動……，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與民族覺悟。第四，辦理義務的小學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後代。
這種抗戰教育政策，不抄襲歐美，不抄襲日本，也不因循守舊，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中國教育實踐中的新創造。研究它的依據，對於完善我們今天的教育政策，在理論原則上更會有所借鑒。
一定的教育政策，是一定社會、一定曆史時期的產物。抗戰教育政策，是在抗日戰爭環境下產生的，它是依據以下兩個方麵製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