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科
在中美兩國教育史上，都曾有過以農補教、撥地興學的記錄。這種時間雖先後不一、做法卻有類似之處的經曆，對當時兩國教育的發展都起過重大的促進作用。總結這些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教育的發展，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教育的發展，都將具有現實的有益的啟示。
一
學田是我國古代官府撥給或民間捐贈給官學、學塾或書院的田產，是以農補教、撥地興學的主要形式。一般是招人承佃，由學校或地方錢糧官收取地租（包括實物和折銀），供給學宮中師生俸廩、祭祀、修繕及津貼貧士生活之費用。我國古代的“學田製”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明顯的特征。
其一是源遠流長，曆代不衰，逐步形成了以學田為主要贍學經費來源的地方教育財政模式。我國實行“學田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南唐升元元年（937）創建於江州潯陽（今屬江西德安縣）的東佳書堂（亦稱義門書院）。據胡旦《義門記》記載，東佳書堂有較為嚴格的管理製度。《陳氏書堂記》、《湘山野錄》亦載，為訓教童蒙，延四方學者，供應周旋，陳氏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置學田20頃，一時書堂興盛，江南名士皆肄業於其家。這是我國古代有關學田設置見諸於史料的最初記錄之一。
到了北宋時期，隨著封建社會日趨穩定，社會生產力逐步得以恢複和發展，社會教育需求隨之增加，地方辦學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這種由民間“捐地興學”，亦逐漸轉變成了由政府出麵的“賜田興學”。宋乾興元年（1022），宋仁宗賜國子監及山東兗州府學田各10頃，開政府賜田之先。明道、景祐間，凡州縣建學，多賜田5至10頃，後期還有所增加。北宋在諸州普設學田，解決了曆代多年來州縣學校經費不濟的問題，在物質條件上為州縣學校的維持提供了保障，逐步形成了以學田為主要辦學經費來源的地方教育財政模式，從而為州縣學校的長遠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亦為後世提供了良好的範例。
元代亦置學田，並詔學田所入，除春秋釋奠外，還可資助貧困諸生之無告者，進一步擴大了學田的用途。明清兩代，效法宋元，學田有增無減，形成了重視教育，“撥地興學”這一中華文明禮義之邦的優秀文化傳統。
其二是學田來源多途，用途多端，但以不與民爭田為限。曆代學田的來源，大致有三：一為官府賜撥，二為官吏捐資，三為民間捐贈。官府賜撥的情狀，以南宋福州州學為例。南宋福州下轄12縣，諸縣皆設縣學、廟學。州學田產，淳熙間，有贍學田76頃78畝餘，另園地、山林及其池塘等125頃45畝多。這同北宋景祐四年（1037）朝廷賜撥的5頃學田相比，數量已超過了數十倍。賜撥如此數額巨大的田地，其來源主要有：或為官府撥給公田，或因寺僧犯法官吏違法籍沒其田撥以養士，或將常平、絕戶田產撥歸學舍，因而使學校經費充裕。
曆代在賜撥學田中，不少地方官吏樂為倡讚，除少數人從個人俸祿中捐資辦學外，多數則以組織或鼓勵民間墾荒以充學田，注意了不與民爭田為限。清乾隆年間，陝西省山陽縣縣令何樹茲動員民眾，墾荒治灘，修“惠士田六十餘畝，收租百兩有餘，合舊日公費，並續置課租，共二百六十七兩”。何氏以此項公費為修金，在縣境內共設社學10所，於貧困山區的教育發展大有益。類似山陽縣的做法，舊時各省、府、縣誌均有記載，不勝枚舉，說明墾荒造田是我國學田發展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國自古就有民間捐資興學的優良傳統，而捐地則被視為檔次最高的一種捐贈。因為捐錢捐物隻能應一時之所需，而捐地置田則不給學校一隻“會下蛋的金雞”，會長久使之受益，因而向為曆代王朝所提倡和褒獎。
我國古代學田收入，一般以收租為主，除此而外，當有放債生息、房租及其他經營性收入。這些收入，多用於學校的祭祀、屋宇歲修、山長（掌教）束修及節儀、監院膳資、諸生膏火、卷資及獎銀、書辦、齋夫等工食銀的開支。一般視學校規模大小，還將學田分為祭田、歲修田、束修田、膏火田、旅資田、獎賞田等不同種類，形成了頗具特色的以學田為中心的學校經費體係。
其三是政府重視，官吏保護，遂使學校成為擁有一定財富的經濟實體。北宋以後，地方學校的學田發展，雖因曆代各地情形不一而有升有降，但總體上呈增長的趨勢。學校的田產普遍受到地方政府的重視和保護。曆代雖常有寺廟、官紳非法侵蝕學校田產的情形，然一旦學校與寺廟、官紳爭奪田產，往往能得到政府官員的有力庇護，大量的官田、寺廟田產、常平、絕戶田產轉入學校名下，使得地方學校擁有較多的財富，並成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實體。如清代初葉地處內陸腹地，當時教育尚欠發達的陝西省，康熙二十二年（1683），全省共有學田55頃20畝餘，租銀156兩，租糧1238石多。雍正五年（1727），全省又在原額的基礎上，續墾學田地54頃64畝，共征麥穀雜糧1022石。這對保護和推動當時地方學校教育事業的發展無疑具有積極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曆代地方教育事業的興盛，除了朝廷的倡讚之外，地方行政長官的態度也起到直接的決定性作用。從《四庫全書》各省通誌看，每府、州、縣學的建立以及學校教育經費的每一次重要的籌措，都是由所在府、州、縣的行政長官發起。這種舉措往往既是官府的行政措施，又是官員個人的善舉。這當中雖然不無封建官員欲青史留名、炫耀政績的心理因素，但把建校興學當作為官一任中的大事來對待，則顯示了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人才和知識的價值，重視教育的社會地位的優秀傳統。
其四是製規立約，定期檢查，不少地方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田管理製度與方法。實行“學田製”，學校有了一定的經濟收益。諸多田產、經費，既要出租，又要放債，如何管理，也向為我國曆代地方政府和學校所重視。一般由官方、鄉紳、學校三方組成校董會等監理機構，製規定約，以“會約”、“章程”等形式，向社會公布，定期核查，有些還勒石立碑，昭示後人。如清末陝西興平縣《酌定經費處章程》條分縷析，嚴細具體，皆為張元濟等辦理人“數年閱曆經驗而出之者”。對杜絕貪汙浪費，挪用公款，做到財務公開，有效製約，取之於民，用之於學，起到了良好了監督、保證作用，於今仍有借鑒意義。
當看到我國古代“學田製”的優良傳統時，我們也應看到，由於曆史的限製，“學田製”也有它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學田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培養人才服務的，是統治者用以控製學校經濟命脈，進而左右學校性質的手段和工具。且師生根本不參加學田的勞動，隻是收租放債，坐享其成，更談不上為當地經濟發展服務。其次，“學田製”是“人治”政治體製下的產物，與當時統治者的個人意誌、喜好有很大關係。因而缺乏法治保障，時斷時續，自生自滅。地方官吏重視時興盛，不重視時則衰敗；盛世時提倡，戰亂中則消亡。再次，由於缺乏完善的連續性管理製度，學校中“老成凋謝，曲判難稽，遂有混占於民間。且因承佃日久，父以傳子，子以傳孫，視為世業典賣，所存於學校者，十不得二三”。這些都使“撥地興學”的好途徑——“學田製”在複興我國地方教育中的作用大打折扣，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曆史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