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新科
《學記》是我國戰國末期思孟學派的作品，是一個叫樂正克的著名學者撰寫的。《雄辯術原理》則是公元1世紀古羅馬最有成就、影響最大的教育家昆體良的傑作。它們從不同角度，分別奠定了中外古代教育的理論基礎。
這樣兩部具有世界影響的教育名著產生於古代中國和古代羅馬，是中華民族和羅馬民族的光榮和驕傲。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中羅兩國遠隔千山萬水，音訊不通，顯然是無法交流的。但在人們通過共同的教育實踐總結出來的教育理論結晶——《學記》與《雄辯術原理》中卻有著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也存在著重大的認識上的反差。比較這些共同點，可以加深人們對人類教育發展共同規律的認識；區別這些不同點，也可以使人們認識中西古代教育的長短所在，並對我們當今的教育、教學改革以某種啟迪。
那麼，《學記》和《雄辯術原理》的教育思想及其異同究竟何在呢？筆者認為，它們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一、在教育作用和教育目的上，二者都重視教育的巨大作用，主張為統治階級培育人才；但在教育與人、與社會的發展關係上卻存在著認識上的分野
《學記》一開篇，就從儒家德治與仁政的思想出發，開宗明義地提出一個鮮明的觀點：“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認為統治者要想感化人民，使人民遵守現行的社會秩序，成為一種習俗，就必須通過教育；要建設國家，統治人民，也必須把教育放在優先的地位。因為統治階級要延續其統治，必須使其子弟通過教育，學“為君”、學“君民”；要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安定，也必須通過教育對人民施行教化，使其懂得立身處世之道，形成良好的道德與智慧。很明顯，培養具有“建國君民”能力的統治者，把人民教化成“安分守己”的順民，是其主要的教育目的。
無獨有偶的是，《雄辯術原理》對教育的作用同樣抱有堅強的信心，對教育的功能懷有極大的熱情和期望。在這本書裏，昆體良從“人道”思想出發，尤其重視教育對人的發展的作用。他尖銳批評“隻有少數人生來具有接受教育的能力，而多數人悟性魯鈍，對他們的教育是徒然浪費勞力和時間”的觀點是沒有根據的。恰恰相反，“大多數人既能機敏地思想，又能敏捷地學習”，“如果在以後的歲月中這種希望成了泡影，那就說明，缺少的不是天賦能力，而是後天的培養和教育”。在這種“人人可接受教育”，教育可以使每個兒童成為優異的雄辯家，成為亞曆山大式的偉人的認識基礎上，昆體良認為，人的教育應該從嬰兒期開始，在幼兒期則要注意保護兒童語言的純潔性。而一到學齡期，教育的最好場所就應是學校。這些都表現出一個教育家熱愛教育事業的高貴品質。昆體良的教育目的也很明確：培養“善良的而精於雄辯”的政治家，從而為當時的統治階級服務；同時通過雄辯術教育，使更多的平民百姓有參與政治活動、躋身統治行列的能力。
但是，從《學記》和《雄辯術原理》關於教育作用和目的的論述中，人們可以看出。二者雖然都很重視教育，但論述問題的角度和著眼點卻大相徑庭。《學記》是將教育與政治高度結合起來，使教育成為政治的手段，盡管它也說明了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作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但“知道”的目的，即人的最終發展是服從於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社會是目的，教育促進人的發展隻是一個中介。因而在教育目的上強調的是平民百姓對統治階層及其意識形態——“君”與“俗”的絕對服從。而昆體良則將教育與人性緊密結合起來，使教育成為發展人的手段，通過人的發展去促進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的發展應該為人的發展提供保障。完善人，使人的天資稟賦得到自由、長足的發展是目的，因而鼓勵平民在服從統治的前提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兩種對教育作用、教育目的的不同看法，就成為日後中西方不少學者看待教育問題的兩種既有聯係又有區別的基本出發點。這說明，中西方從古代開始，在源頭上對於教育與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的關係的認識，就存在著某種分野。
二、在教育內容上，二者都強調德智並進，尤其強調要把德育置於教育內容的首位；但在教育內容的範圍上，則存在著程度上的差別
《學記》明確提出要培養具有高尚道德修養的人，即“君子”、“聖人”模式的人物，認為這是教育的終極目標；抓住了它，就猶如百川歸海，抓住了根本。這一點，人們看看它所推崇的大學教育及其考察內容，就再清楚不過了。在9年的學習中，要求學生在“離經辨誌”、“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方麵，循序漸進，不斷取得成就。很明顯，《學記》重視德智並進，道德教育被置於學校教育內容的首位，這是不言而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