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無巧合的是，昆體良也強調德智並進。他說：“我所要培養的人是具有天賦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學科上都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來為世界爭光的人，是前無古人的人，是各方麵都超群出眾、完善無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論都崇高聖潔的人。”不過，在道德與才能孰重孰輕的問題上，昆體良毫不含糊地說：“在我看來，有德行的生活較之最出色的雄辯才能也重要得多。”但是，他認為一般來講，二者總是結合而密不可分的。他深信他的公式，即不是善良的人不能成為雄辯家。對於這一點，昆體良是反複強調而不遺餘力的。所以他主張，道德原理應該成為學校的主要課程，學生可以從這門課程中學到有關正義、善良、節製、剛毅、明智等品德的知識。這樣，他才可能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如果教師不重視道德教育而僅僅傳授知識，那無異於“給強盜提供武器”。
然而在教育內容的範圍上，由於國情與教育目的的差異，二者存在著一定的差別。除都要進行品德與知識的教育外，《學記》還以“學為裘”、“學為箕”為例，在實際上提出了學習有關生產勞動知識與技能的想法，認為學習和生產過程有著共同的規律。這一思想彌足珍貴。而《雄辯術原理》出於培養雄辯家的目的，在教育內容上則較為寬泛，學生們除了學習道德知識和文法、修辭的知識以外，還要學習數學、文學、音樂和體育。這就為後世形成完整的課程體係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三、在教學觀上，二者都關注教學工作，提出了一係列重要的教學原則和方法；但在論述的側重點上則有一定的差異
兩部名著的作者都用大量篇幅和文字總結了各自國度的教學實踐經驗，使其上升為理論。在他們的論述中，表現出某種強烈的相似性。例如在《學記》中包含了“藏息相輔”、“豫時遜摩”、“長善救失”、“告曉善喻”等著名教學原則，而在《雄辯術原理》中也有許多與此類似的論述。
“藏息相輔”即通常所說的一張一弛，是說既要有有計劃的正課學習，又有課外活動和自習，有積累、有練習、有休息、有娛樂。這樣才能鞏固學生的學業而且使他熱愛老師、喜歡朋友、信守道義，即使離開了老師和朋友，也不會違背師教了。昆體良也認為應該各種課業輪換，學習與休息交替，以減少疲勞，保持旺盛的精力和高度集中的注意。他說：“對於一切兒童都應當允許他們有些休息，這不僅因為沒有什麼東西能經受持久的勞累，而是因為專心致誌的學習有賴於學生的意願，而意願是不能強迫的。因此，如果兒童的精力和精神因休息而得到恢複，就能更快地、以更堅強的精神從事學習，而這種堅強的精神大半是不能強迫得來的。”這一認識，顯然與《學記》中的“藏息相輔”的原則是相通的，並對我們當今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勞逸結合、全麵提高教育質量有一定意義。
在“豫時遜摩”、“長善救失”、“告曉善喻”等原則上，《學記》與《雄辯術原理》也有類似的思想，限於篇幅，此處就不一一比較了。
總之，在教學原則與方法方麵，《學記》和《雄辯術原理》是比較接近的。但二者畢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文化觀念，因此相異之處也正是它們各自獨特的價值觀的體現。《學記》對教學原則的論述均表現出明確、具體、凝練、邏輯性強的特點；但其適用範圍，僅局限在“大學”教學的範圍以內，沒有明確涉及基礎教育，更未論及學前教育。而《雄辯術原理》因其容量巨大，且要從小培養雄辯家，因而論及的教學範圍則更為廣闊。它特別論述了學前教育和小學教育，提出了一係列有關幼兒教育的教學原則，充分肯定了遊戲在幼兒教育中的巨大意義，認為“娛樂有助於發展敏銳的智力”，“在遊戲中，學生的道德品質也能毫無保留地按照本來麵目表現出來……你可以破除已經鑄成的缺點，然後及時加以補救”。並由此鼓勵教師采用直觀教學和愉快教學的原則，從而使“最初教育成為一種娛樂”，而“不要讓兒童在還不能熱愛學習的時候就厭惡學習”。很明顯，這種自由寬鬆的學習氛圍，輕鬆愉快的學習方法，比起莊嚴肅穆、死記硬背的學習情境，更能適應兒童的心理特點，激發起學習的興趣。因此，這些精彩的教學思想在神學統治一切，“但信勿問”的中世紀和專製主義橫行的封建社會裏則是無法實現的，而對文藝複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教育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