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後期，奴隸製已開始走著下坡路。隨著國勢的衰微，奴隸主階級的上層統治者政治上日益腐敗，生活上日益腐化，終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過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受他們的影響，一些具有“公民”身份的自由民階層的人也以政府的救濟為生，終日遊手好閑，不事農商，而熱衷於官方集會上的無休止的爭辯和政治鬥爭，雖然已窮困潦倒，但鄙視奴隸及其勞動的觀念卻根深蒂固。他們由鄙視從事體力勞動的奴隸到鄙視生產勞動和一切與手有關的行業勞動。連建築師、工程師、教師與醫師，也因為與手打交道而沾染上“卑賤”職業的痕跡。所以在雅典，許多有錢人家把“教師”視為奴隸的職業。花錢買奴隸做“教仆”，替自己的孩子拎書包，背弦琴，跟前侍後，隨時給予檢查輔導。歧視教師、歧視教育的情況可見一斑！
這種情況反映在教育思想上，即表現為希臘化時期的大哲學家、教育家亞裏士多德的“理論理性”的學說。亞裏士多德以他的“理論理性”的學說，加強了柏拉圖所已經開始的主智主義的教育傳統。他的“文雅教育”思想，把學校課程區分為兩類：有用的和文雅的。在他看來，“有用的”學藝是不高尚的，不文雅的，因為它服務於事功和實用；“文雅的”學科是高尚的，“人性”的，因為它服務於閑暇。這就為鄙視生產勞動，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奠定了理論基礎。這也說明了教育史上一條重要規律：判斷一種教育是興旺還是衰敗，其標準不在於數量，不在於形式，而在於教育的精神內容。當一種教育脫離了社會需要，與生產勞動、技術相脫節時，它的生命力也就告停止了。
由此可見，雅典教育的衰敗既有其隨著奴隸製的衰亡而衰亡的內在的不可避免性，又有其根源於本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原因。正是這種內外矛盾的交叉，多方麵因素的製約、影響，才使這曾繁榮一時的教育一敗塗地，留下了值得後世人們反思的資料。
三
我國唐代著名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曾說：“以銅為鑒，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鑒，可以知興世替；以人為鑒，可以明得失。”雅典教育興衰的曆史正像一麵鏡子，給我們以啟迪，使我們能站在前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考慮過去，總結經驗，減少失誤，從而更好地滿懷信心地走向未來。
（一）教育的發展要有一個安定團結、民主寬鬆的社會環境。承前所述，雅典前期教育之所以興旺，是由於當時國內有一個相對穩定的、民主的全民族同心協力的社會環境；它後期的衰落，也起因於連年內戰、社會動亂和人心的離散。這使我們看到，教育的發展太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外部社會環境。隻有社會安定團結，教育的發展才會有基礎，教育也才會受到全社會的重視；也隻有社會環境民主寬鬆，也才會政治清明，人心思定，人人為社會前進、教育發展出力獻策。相反，如果一旦失去良好的社會環境，失去穩定，就會痛悔莫及。不惟整個社會遭殃，老百姓受苦；就是教育上渴望辦成的事，則一件也辦不成，民主科學更談不上；甚至連已經取得的成就，也會毀於一旦，專製腐敗、愚昧野蠻的東西也就會乘機泛濫和橫行；學校教育也會名存實亡或朝不保夕，雅典後期的情況不正是這樣嗎？
（二）教育的發展要與經濟的發展相輔相成。從雅典教育的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它的前期教育之所以繁榮，就是因為其生產力發展，經濟實力雄厚，為教育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同時教育也更加促進其經濟的發達。而後期的情況卻正好與此相反；社會生產力的停滯、倒退，導致了學校教育的大滑坡。這說明，教育的發展受著生產力發展的製約，隻有大力發展生產，教育才會有振興的可能；也說明，一個教育發達的國家必然也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發達但教育落後的國家是少有的。隻有把教育搞上去，隻有把生產力中最主要、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素質提高了，經濟也才能上得去。相反，教育落後，國民文化素質差，無論怎樣搞，經濟也上不去。所以，人們的眼光要看得遠一點，要重視教育，要舍得在教育上花大氣力，下大本錢，這樣，整個社會也才會受益無窮。
（三）教育的發展要立足本國，吸收借鑒別國的經驗。雅典教育興衰的曆史又向我們說明，世界各國的教育都不是絕緣體，各國的學校都是混血兒。正是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智者派的紛至遝來，才使雅典前期的教育蔚為大觀。所以，發展教育既要立足本國，發揚本民族固有的優秀文化傳統，建立具有本民族特點的教育體係，又不能僅僅局限於局部和個別地區的經驗，而應該有國際的眼光，兼采眾長，利用人類共同的智慧，這樣才能克服經驗主義和地域主義。特別是當今世界，教育已跨越了國界，正向國際化、一體化方麵發展。學習各國的經驗、長處，才會使我們的胸襟更為廣闊，經驗更為豐富，方法和路子更為寬廣。相反，搞“全盤西化”，一味照抄照搬別國的一套或閉關鎖國，盲目排斥國外一切於我們教育發展有益的經驗，都隻能是東施效顰，弄巧成拙或作繭自縛，束縛我們前進的手腳。
（四）教育的發展要反映社會發展多方麵的需求，要與生產、技術緊密結合。雅典教育興衰的曆史還向人們昭示，教育作為一種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具有多方麵的功能：它不僅服務於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製度，充當階級鬥爭的工具，而且反映著社會發展多方麵的需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促進科學文化的傳播，充當生產鬥爭的工具和科學文化的工具，尤其與生產、技術的發展緊密相連。從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人們可以看到，學校教育從生產、技術中獲取營養，設置課程，充實教材內容；生產知識和技術經驗通過學校教育得以總結、傳播和進一提高。因此，生產、技術是教育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教育是生產、技術發展的杠杆和橋梁。教育離開了生產、技術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徒具形式、沒有靈魂的軀殼。雅典後期教育的衰落正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相反，生產、技術離開了教育就隻能停留在一般經驗的基礎上，既得不到科學的總結，也得不到廣泛的傳播，不能使潛在的生產力轉化為現實的巨大的生產力。因此，教育與生產、技術的緊密結合，是教育發展的一條不可抗拒的客觀規律。
（五）教育的發展要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培養全麵發展的人。從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人們還可以看到，雅典的智者、學者們，除柏拉圖等少數人外，大多數人主張教育要以人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從理論上他們提出了“人是萬物的尺度”等哲學命題，在實踐上他們采用各種方法，啟迪青年的思想認識，竭力引導青年走入社會，適應社會，充分挖掘每個人的潛力，最大限度的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為社會做出奉獻；同時使人的一切合理的欲念得以滿足，成為“身心既善且美”、“和諧發展”的人。而且在雅典前期的教育實踐中，體育、美育、智育、道德教育，勞動技術教育等教育的基本形式已初具雛形。這說明，不管教育的性質如何演變，內容如何不同，但教育的五大組成部分，卻古今相同。無論是雅典人提出的培養“和諧發展”的人的目標或馬克思主義關於“全麵發展”的人的目標，始終是人類追求的關於人的教育思想。隻是後者是前者精神的發揚光大，是對雅典“和諧發展”精神的科學把握和對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把握的古希臘精神的超越，是人的更自由、更全麵發展的科學學說，是人類徹底解放的旗幟。
所有這些，便是我們從雅典教育的興衰中得到的最主要的現代啟示。
（原載《教育史研究》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