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是上述多方麵的原因相互聯係，相互作用，共同促成了雅典前期教育的繁榮。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這一教育就其本質來說是奴隸社會的教育，是大、小奴隸主階級及其子女獨享的教育，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並帶有特殊地域特點的產物。因而在許多方麵表現出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潛伏著必然衰敗的隱患。
二
如果說公元前5世紀以前，雅典教育的隱患是潛在的，那麼到了公元前5世紀末、前4世紀初，這種隱患就逐漸地顯露並明朗化了。那就是，雅典教育在達到自身的鼎盛期後，則逐漸地無可挽回地衰敗下去了。以往龍騰虎躍的體育館變得冷冷清清，門可羅雀；昔日弦琴之聲不絕於耳的音樂學校杳然無聲，無人問津，整個教育的大廈歪斜崩塌了。那麼，又是什麼魔力使如此繁榮的雅典教育很快衰敗下去的呢？仔細分析，似有以下幾方麵的原因；
其一是內戰迭起，社會動亂，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公元前5世紀中葉，希臘存在著兩大集團，除了以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外，還有以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希波戰爭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雅典和斯巴達在希臘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說是平分秋色，兩不相悖。有時為了共同的利益，還攜手並肩，一致對外。然而這種均衡的局麵在希波戰爭後遂告破裂。這時，奴隸製經濟的發展早已超越了城邦的範圍，自給自足式的城邦經濟再也不符合現實經濟的發展需要，致使兩大集團間經濟和政治的矛盾日趨尖銳，愈演愈烈，終於導致了一場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可是戰爭的綿長和破壞的殘酷都大大地超出了雙方的預料之外。正如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在其曆史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說，這次戰爭“給希臘帶來了空前的禍害和痛苦。從來沒有過這麼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壞，從來沒有這麼多的流亡者，這麼多生命的喪失”！而雅典在戰爭中的損失最為慘重，還在戰爭的第一階段，雅典農村便受到斯巴達軍隊的嚴重蹂躪，集中在城內的居民又遭受鼠疫之害。在戰爭最危急的時期，雅典的手工業和商業活動幾乎一度陷於停頓，特別是公元前412年發生了兩萬多手工業奴隸的大逃亡，更使其工商業經濟一蹶不振，元氣再難恢複；農村中小農經濟更受到嚴重的打擊，許多農民被迫賤價賣掉土地，到城市流浪。於是雅典公民群眾的大多數即農民和手工業者陷入了極為艱難的境地。大戰終於以雅典的慘敗而告結束。公元前404年的和約規定雅典必須撤除城防，僅保留12艘軍艦，取消提洛同盟，承認斯巴達的霸權，放棄大部分海外屬地。這樣，雅典雖然保留了一個名義上的大城邦的地位，但國勢卻大為衰落了。很明顯，嚴重的內戰和社會動亂使雅典的社會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把一個繁榮興旺的雅典拖入了災難的深淵。在這種形勢下，國家哪有財力和物力支撐教育？統治者哪有精力和心思顧及教育？一般公民又如何能送和送得起子女進學校，教師們又如何能安安穩穩地執教於三尺講台？！教育的衰敗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其二是社會迅速分化，民主政體瓦解，城邦淪為軍事獨裁者的附庸。長期的戰亂加速了社會的分化，雅典出現了貴族專權、豪富橫行的局麵。隨著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公民上層分子中的很多人則利用戰亂擴充權勢，發財致富。貴族奴隸主在政治上東山再起，加強了地位；工商業奴隸主則乘機進行投機買賣和武器生產；而在戰爭中發了財的將領則很快變成了奴仆成群、田連阡陌的豪門。他們大都兼並土地，大放高利貸，加速了一般公民的沒落。失掉土地和被奴隸勞動排擠出作坊的手工業者變成了遊民無產者，他們聚集街頭，為饑寒所迫，和豪富階級日趨奢華的情況形成尖銳的對照。因此，全國許多地方爆發了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平民聯合行動的起義，有時奴隸也參加到起義的隊伍中來，共同對大奴隸主階級進行徹底的清算。
與此同時，以往行之有效的民主政體也分崩離析。雅典在戰敗後，曾由斯巴達扶持建立了一個貴族寡頭政權，雖然這個政權很快就被推翻，仍然恢複了民主政體的形式，但由於廣大自由公民的沒落，雅典的民主政體已徒具形骸。以公元前4世紀的實際情形而論，在這些“當權”的“主人”之中，已有極大的部分是無產公民。他們專靠政府救濟為生，公民權幾乎是寄生性的護符而已。這種徒具形骸的雅典民主政體，對大奴隸主貴族派來說已經是贅疣。因此，不少奴隸主便覺得原有的民主政體已顯得過時，已不能更好地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他們要求有一個能穩定當時社會的更強有力的專政。於是他們寧可放棄城邦的自主、獨立，而去歡迎新的足以鞏固其既得利益的馬其頓軍事獨裁者。這說明，城邦內部已經衰朽，民主政體已名存實亡，結束城邦製的力量隻能從希臘各邦之外產生。這樣城邦製度便退出了曆史舞台，雅典也在北方入侵者的掃蕩下變成了馬其頓的附庸。在這種情勢下，做為雅典城邦製度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製度，也就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失去了曾經促使它繁榮昌盛的內在動力，學校教育已成為沒有靈魂、沒有精神活力的軀殼。
其三是主智主義代替了“和諧發展”，學校中形式主義日益嚴重。雅典喪失政治獨立後，以它為代表的希臘文化開始了凋敝的過程。新的統治者——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征服了包括雅典在內的地中海東岸西南亞的大部、非洲的埃及等地，建立了龐大的亞曆山大帝國，並把當時的希臘文化帶入了被征服地區，借以鞏固征服者的統治。作為希臘文化的一部分，雅典型的學校教育製度，此時也被廣泛地移植到小亞細亞、兩河流域、波斯、埃及等地，並取得一些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這期間，在雅典本土上，學校教育的內容卻起了很大的變化，具有了不同於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教育的特征，那就是主智主義代替了“和諧發展”，學校中形式主義日益嚴重。具體表現是，在小學教育方麵，文法學校的文法教師已經占著統治地位，音樂教師與體操教師的地位已經微不足道。教學的主要內容是文法與修辭，文法教師雖然有時也教一些算術和幾何，但他們的教學工作主要麵向語文。在高等教育方麵，原以軍事訓練為主，盛極一時的士官學校，也隨著雅典政治獨立的喪失而失去了現實意義。這就決定了這類學校衰落的命運，過去是強迫入學的士官學校，現在改為誌願入學，學員卻越來越少，年限也由原來的兩年縮短為一年，教學內容也轉向修辭與哲學，有些則索性停辦了。至於勉強維持的修辭學校及修辭課程等，也伴隨著國家獨立的喪失、民主政治的消逝而削弱，演說在希臘人的生活中逐漸不起作用。其教學內容也日益流於空洞無物與形式主義化。青年人普遍精神頹廢，學校中學風腐敗。所有這些，無一不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情況密切相關。
其四是鄙視生產、技術和一切與手有關的行業的勞動。有些西方教育史學家曾把雅典後期教育衰敗的原因歸過於希臘人喜幻想、愛藝術、崇尚理想、缺乏行政才幹和不注重實行的民族性格。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卻沒有說明問題的本質。其實根本的原因在於奴隸製度本身。恩格斯在論述奴隸製的滅亡時曾說過：“垂死的奴隸製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視生產勞動……自由人的勞動又是道德上受到輕視的。”是這根毒刺刺傷了雅典公民的心靈，刺傷了整個後期的雅典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