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杜威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他不是不要教師的主導作用，恰恰相反，他很重視教師的主導作用。當然他這種主導作用，不是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上，而是在專業室活動中，他改變了教師主導作用的方式，我們不能隻從形式上看問題，認為他打破了傳統的課堂教學，就認為他放棄了教師的主導作用。同樣，也不能認為他以兒童為中心，就推論他把教師放在次要的地位。
正因為他重視教師在教學中的領導地位，因此他對教師提出嚴格的要求：
首先，教師必須有淵博而熟練的知識和技巧，如此在教課時才能有條件去觀察分析兒童在學習中的心智活動。他要教師注意學生的口語表達、體態表現等等以便判斷兒童觀察和理解的程度。
其次，教師要有專業訓練。教師是兒童心智的研究者，他不但要有淵博的熟練的知識，而且要有教育教學的知識和技巧。這樣就能有效的給兒童以正確的指導。
第三，教師必須充分備課。他批評在舊傳統教學中有些教師“他不是無目的地進行教學，便是受教科書的拘束。”他要求教師在教課前要認真考慮學生有什麼舊經驗可以利用，如何使新舊教材聯係起來，如何引起動機，如何應用教材，“教材怎樣能夠個別化，使它具有顯著的特質，而又同時適應他們的特殊的需要”等等。
杜威這些觀點是可取的，並且有現實意義。但是由於杜威采取了“從做中學”的方式，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難度就比較大，在一定意義上講，有降低教師主導作用的可能。
結束語
杜威的“從做中學”教學思想和實踐，從政治上講，它是為資產階級培養接班人服務的；從哲學上講，它是建立在實用主義思想基礎之上的；從教育上講，它是實用教育思想體係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曾給我國教育思想和實踐帶來不好的影響。盡管如此，這一教學思想和實踐在反對舊的傳統教學思想和實踐方麵起到過積極作用。這是應該肯定的，特別是其中有些合理因素是值得批判地吸取的。（在此就不重複以前的分析了）這些合理因素之所以值得批判地吸取是因為它符合教育的客觀規律。為什麼一個資產階級哲學家、教育家他能提出來有合理因素的教學思想和方法呢？關鍵就在他從事多年的教育實踐。他看到舊教學思想和方法的缺點，他要克服這些缺點，於是通過實踐他才創立了“從做中學”的教學思想體係。這個體係中的合理因素與他的資產階級立場、世界觀有相對的獨立性。這種相對獨立性的產生是他教育實踐的結果。
我們評論曆史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是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而不是為評論而評論。要做到正確的評論，就要根據一定原則，不能隨心所欲，否則就不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達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目的。根據以上的評論，我在這個問題上有以下體會：
一、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思想為統帥，把曆史人物放在一定曆史條件下，全麵地進行分析，既要看到他的思想和實踐對當時起什麼樣的作用，又要看到它對以後有什麼樣的影響。
二、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既要從政治上、哲學上予以剖析，同時也要從教育思想及其實踐本身上加以剖析。不能以前者代替後者，從而抹殺了教育思想和實踐中的合理因素，即符合教育規律性的東西。否則，我們對古代的、外國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和實踐中的精華就無法吸取了。
三、要全麵地分析教育家的思想，不能取其一部分加以分析。這樣分析的結果就要發生錯誤。因為有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這是他的政治立場、哲學思想與他的教育實踐有些地方發生矛盾的反映，有時也有推理上的矛盾，如杜威的教育思想中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假如我們隻看到其一而不見其二，就要顧此丟彼，產生評論的片麵性。
四、不能以自己的主觀意見分析問題，各取所需；更不能隨“風”倒，忽左忽右，不是肯定就是否定。
五、總之，要落實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上。
（原載《杜威赫爾巴特教育思想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