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元訓
杜威是美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教育家，是現代西方教育史上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他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四十年代，對世界各國的教育理論和實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解放初期曾對杜威的教育思想進行了批判。那時的批判多偏重於政治方麵和哲學思想方麵，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對他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評論卻嫌不足，特別是具體地分析研究他的教學思想更少。
“從做中學”是杜威教學論的中心思想，現在我想就這個問題談點個人意見。
一、“從做中學”與“知行合一”
杜威把教學過程看成是“做”的過程，也是“經驗”的過程。即所謂“從做中學”和“一切學習都來自經驗”。這就是說，隻有通過“做”才能獲得經驗，有了經驗，也就有了知識，學到了東西，比如，小孩玩火，結果燙了手，這個過程是做的過程，是取得經驗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他又說僅有活動，不能構成經驗，如果不把活動與因此承受的結果彼此有意識地聯係起來，由動作而生的變化便沒有意義。假如把二者有意識地聯係起來，那麼由動作而生的變化就有了意義。因此，也就有所學習。杜威把行知統一起來。他又說：“盲目的任性的行動……毫不用心，由一事趕到別一事，有了這種情況，所做的事都是白做，不能因此獲得什麼經驗。這種行為不能逐漸構成有真意義的經驗。”因此，也就無所學，在此杜威又把目的與方法聯係起來，理論（思維）與實際聯係起來了。他這個主張，開始是針對傳統的教學而言的。傳統的教學是教師講學生聽，學生獲得的知識是教條，沒有通過做，也沒獲得結果，所以這種學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他認為這是“心”與“身”分離的二元論在教學上所產生的惡果。杜威這個觀點分析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知識來源於行，知行不能分；二是知識與經驗的獲得來自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有意識的聯係。根據這樣分析，我認為杜威講的“從做中學”是符合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的，即知識經驗是從做（實踐）中獲得的。為了證實我的看法，我想就杜威自己的話說明“從做中學”所獲得的經驗不隻是感性的，其中也包括理性的成分。
以往批判杜威的人多認為“從做中學”所獲得的經驗隻是感性的認識，這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中隻有感性的知覺而沒有理性的抽象思維。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麵的。不錯，杜威有過分強調感性認識的一麵，如說：“一兩經驗勝過一噸理論”，他這樣說是因為他認為“在經驗中理論才有親切的與可以證實的意義”。但是他又說“最簡單的經驗都能發生一定的理論”“經驗不加以思考是不可能的事。有意義的經驗都是含有思考的某種要求。”這些話說明他的“經驗”中包括理性成分。他想通過“做”把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結合起來。不然他為什麼說：“僅有活動，不能構成經驗”而必須與因此承受的結果彼此聯係起來呢？為什麼說“盲目的與任性的衝動，毫不用心……所做的事都是白做，不能因此獲得什麼經驗”呢？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從做中學”的過程隻是個感性認識過程。
但是把“從做中學”用於教學過程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不妥當的。在理論上它用一般代替了特殊。按教學過程是人類認識過程的特定形式。它雖然是遵循人類認識客觀事物的一般規律，但是也有其特殊性。教學過程是學生在學校內，在教師的主導下，有目的、有計劃地學習人類文化成果的過程，也即主要學習前人已經總結概括的間接知識的過程。因此，在實際上沒有必要，有時也不可能都親身加以經驗，更不允許“嚐試錯誤”，所以用“從做中學”的方式進行學習是不妥當的。實踐已證明了這點。當然我們的教學過程並不是脫離感知和實踐的。
杜威的“從做中學”理論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在歐美中小學中曾風行一時的原因就是它能反對當時的舊傳統教學思想和實踐：隻重知不重行，脫離學生和社會實際，滿堂灌等，從而在教學思想和方法上起了改革和創新的作用，這是應當肯定的，就是他在教學過程中強調感性認識和“做”的思想現在仍有現實意義。
二、以問題為中心的教材體係
在“從做中學”中，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學什麼？杜威主張學習適合兒童生長發展特點的社會生活方麵的知識，於是他想擬定一套以社會性的作業為中心的課程和教材。他的理論根據是“兒童為中心”、“社會為中心”、“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長”。但他並不重視兒童未來生活和工作需要的係統科學知識。在他看來有了適應環境的能力，未來的生活和工作就不成問題了。
在此，有三個問題需要研究：1.在正規學校的學生究竟應該學習什麼知識；2.這種知識是解決某些問題的綜合性知識呢，還是分科性的係統科學知識；3.哪種知識對將來解決問題和深造有利。
第一個問題，杜威主張兒童學習適合他身心發展的、有興趣的、以及他的社會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識。這在一定意義上講是對的。但是隻有這方麵的知識是不夠的，他還要學習未來生活和工作需要的知識。這兩方麵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既對兒童本身發展有利，同時也對國家社會培養青年一代成為什麼樣的人有利。學校不可能成為社會的縮影，兒童也不可能像生物一樣的自由生長發展（就是生物也不可能不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和製約），所以他這樣想法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主觀的、脫離實際的。杜威在《芝加哥實驗的理論》（1936）一書中回憶總結芝加哥實驗學校的工作時，不得不承認：要在兒童當前的直接經驗中尋找一些東西來解決教材這個問題，“是非常困難，我們並沒有解決好，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而且永遠不可能徹底解決。”